剧变之下，几个阿富汗人的抉择

这几天，华赞一家人维持着正常生活，但他却忧心危险迫近。他每天在家看书、下棋、养花，偶尔出门给家人代购食物。以前，这件事由他的母亲或妻子负责，现在，她们都不敢出门。他在加尼政府当过兵的朋友，也把过去引以为傲的军装藏起来，只穿传统长袍。

华赞是塔吉克族人，这是阿富汗的第二大民族，约占总人口的25%左右。中国国家民委主管的《中国民族报》曾报道，塔吉克族主导过“北方联盟”与塔利班进行斗争，该民族在阿富汗的精英阶层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并拥有大量的财富。

华赞6岁时，跟随家人移居到阿富汗北部的贾兹詹省（Jawzjan），成年后才回到首都喀布尔。他们一家都受过良好教育，他的弟弟大学在读，妹妹在上高中。他的妻子今年刚满20岁，十几天前参加的高考。在塔利班控制喀布尔之前，她曾梦想就读喀布尔大学的医学院或文学院、法学院，但现在，她不敢抱有任何期待，最差的结果是，“不上大学 ”。

2002年8月，喀布尔。一名阿富汗女工程师完成了喀布尔大学的工程学课程获得了学历证书。阿富汗塔利班几乎清一色是普什图族人，普什图族是阿富汗最大的民族，占人口比例大约40%。华赞介绍，塔吉克族和普什图族宗教信仰一样，但语言、生活方式、传统服饰都不同。塔吉克族人说波斯语，普什图族人则讲普什图语，两种语言均为阿富汗的官方语言。比较而言，普什图族人更为传统。他向往的阿富汗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自由和民主”，人们被允许保留各自的政治立场，男生和女生可以自由地决定穿什么服饰，接受教育，上街购物，申请出国。他最担心的是塔利班重掌政权后，生活退回二十年前。

2019年9月，喀布尔。一名参加总统竞选活动的员工在加尼的宣传广告牌前自拍。

1997年11月，喀布尔。身穿蒙面罩袍的阿富汗妇女经过一家面包店。1996年9月，塔利班攻占喀布尔，建立政权。“亲切的”巴米扬2010年，王帅从部队退役，加入一家做境外公共安全保障的中国公司。2018年8月8日，他被外派到阿富汗，在这里工作近三年。他的工作是帮助在阿富汗的中国企业开展项目风险评估、实地勘探。和当地人交流，了解周边环境及当地人对项目的态度。

6月初，王帅接到中国驻阿富汗使馆提醒在阿中国公民撤离的通知，6月27日，他与六十余名同事从驻地巴米扬乘坐包机抵达喀布尔，住在喀布尔的城乡结合部等待撤离。这里每到晚上七八点停电，打开窗户，外面漆黑一片。黑暗里，能够听到枪声，有时就像发生在楼下，直到警察来了，才会中断一会儿。

在喀布尔街头，王帅目睹了底层民众的贫穷：经常有四五个小孩围住他，只是想让他买下一支圆珠笔，等他从银行取钱出来，沿街的小孩和身着蓝色长袍的女人便会凑上去，希望讨要一些零钱。街边的小贩很多，骡子被当作代步工具。

相比首都喀布尔，他对驻地巴米扬更为亲近。巴米扬省的主体居民是哈扎拉人，“他们和中国人长得特别像，有天然的亲切感。”哈扎拉人会邀请他去家里做客，或把妻子做的点心带到工地上分给他吃。“巴米扬当地几乎没有听说爆炸和枪击事件发生。”

巴米扬当地人信奉伊斯兰教，也不排斥佛教。2001年3月，巴米扬大佛在被当时掌控阿富汗政局的塔利班催毁。今年3月，在巴米扬举行大佛被毁20周年祭活动，王帅发现这么多年过去，当地人还会为此流泪。

王帅在项目上接触到的巴米扬当地人，大多有生活保障。“他们给中国人工作，普通工人月收入1.2-1.5万阿富汗尼，翻译大概挣4万多阿富汗尼，加班费另算。”但普通老百姓没有机会直接接触到国外项目，需要通过当地有权势的中间人，将用工名额分配到各个部落，再由各个部落分配。

王帅与塔利班接触不多，但他向记者回忆起同事的一则经历：同事经过阿富汗北部城市萨尔普勒时，遇到塔利班在路口设卡收取保护费，但到下一个路口，出具发票就可以免除再次收费。

“这一点，比加尼政府做得好。”王帅形容，他接触过的加尼政府的警察和机场等公共场所的安保人员，遇到外国人会做出搓钱的动作，重复说，“dollar”、 “money”、 “人民币”，“你得假装听不懂，往前走”。

回国需要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证明。6月30日，喀布尔当地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公司在喀布尔的驻地，给他们做核酸检测。“公司怕我们坐车去医院路上感染病毒，把人家请来的。”中国驻阿大使馆从3月份开始，在阿富汗启动“春苗行动”，协助在阿的中国公民接种新冠肺炎疫苗，但王帅没能接种上。“塔利班控制了很多边境城市，包括和喀布尔相连的城市被切割包围，疫苗过不来。”

7月2日，登上厦门航空的包机，空乘人员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回家”，他很久没有见过几百张国人的面孔了。当晚11时48分，飞机着陆武汉，完成了消毒、登记、采血等步骤，他们被送到酒店隔离，费用由公司报销。

如果能在阿富汗待到今年年底，他可以多拿到10万元的工资。但能够安全回来，他已经感到满足。他怕家人担心，只是说自己在迪拜工作，阿富汗时间比迪拜快30分钟，“可以混过去”。

躺在隔离酒店的床上，刷着手机里关于阿富汗的消息，王帅觉得一切很不真实。

他会想起，在阿富汗上空盘旋的带有螺旋桨的美军运输机；也会想起在巴米扬旅游景点，一位身披蓝色卡布罩袍，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当地女性；以及在一次画展上，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阿富汗女性向他介绍画册上红海和地中海的位置。

“精神家园”坎大哈

孙飞是在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经商的华人，2019年6月，他在坎大哈开了首家由外国人注册的独资公司做贸易，至今已在坎大哈生活了两年。

坎大哈是普什图人的聚集地，早期塔利班的主要领导人均是普什图人，这里对塔利班来说，就像“精神家园”。

孙飞告诉记者，坎大哈的许多民众都支持塔利班。当地时间8月13日，塔利班宣布占领坎大哈。那时，他正在巴基斯坦谈生意，收到在坎大哈的朋友发来的一则视频：城市主干道挤满了围观的民众，他们穿着传统服饰，当塔利班的车经过时，人群中发出欢呼的声音。

坎大哈街上穿着拖鞋，蹬自行车的塔利班成员。受访者供图。

2014年11月，阿富汗坎大哈郊区，阿富汗女孩模仿妈妈的着装，穿着小罩袍在玩耍。在坎大哈生活的两年里，孙飞很少见到女性上街。去朋友家做客，对方妻子也穿着布卡罩袍。他也没有在街上见过为女性提供的公共卫生间。只有一次，在商店遇到一位身穿黑色布卡的女性，站在商店门廊外，怯怯地询问了一下商品价格。“感觉是受过教育，从国外回来的。”孙飞住在坎大哈一座占地1500平米的别墅里，接触的大多是富人。孙飞做生意认识的军人、警察，因为半年拿不到工资，对加尼政府满腹牢骚。“有个朋友的父亲在前线做警察，被枪击死了，加尼政府一分钱也没补偿。”

因为塔利班驾驶摩托车主导多次袭击，加尼政府曾颁布“禁摩令”。但当地公共交通不发达，禁摩后很多人无法正常上下班。

坎大哈有近116万人口，在孙飞看来，就像由几千个大家族组成，“还处于部落信息化时代，晚上没有电，上网费用高，人与人天天在一起，社交时间非常多。”

他觉得当地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和对方来自哪个国家关系不大。 “主要是看你在那是干什么的，有的欧美人做宝石生意在当地也很受欢迎。”

孙飞不满加尼政府的工作效率，寄希望于塔利班能带来改变——为了办理签证，他曾专程飞到喀布尔录入指纹，原因是坎大哈没有指纹录入的机器。注册企业执照仅需花费40多美金，但他多次往返喀布尔办理相关手续，旅行费用是办理执照费用的十多倍。

通过facebook，澎湃新闻记者很难找到支持塔利班的阿富汗人。在孙飞看来，塔利班的支持者相当一部分是底层民众，文化程度不高，不会说英语，也很少有机会上网。在坎大哈，孙飞每月的上网费用达200元人民币，相当于有正式工作的当地人收入的三分之一。

坎大哈民众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务农，务工或从事贸易活动，相比首都喀布尔，他们对加尼政府的依赖程度不高——而在喀布尔，“为政府工作，给外国人做翻译，通过政府奖学金申请出国留学等等，都需要依赖加尼政府”。在孙飞看来，这或许也是喀布尔民众对塔利班上台，更为恐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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