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诈骗村”：海南儋州的反诈之路

符警官就是在2017年调到市局刑警支队第三大队的。和很多同事一样，加班成了常态，有一段时间，几乎每个月都有外地警方跑到儋州来寻求案件协助。

最忙的时候，符警官一个人就接了20起电信诈骗案件，困了就嚼槟榔。“去饭堂吃饭或者下班路上，都能听到很多同事在谈论手上的案子，现在全国流行什么诈骗手段，有没有可能出现在儋州。”

正在发生的改变

改变是一点点发生的。从城市街头、公共场所到乡间小道，反诈标语多了起来；警方的喇叭每天在路上响个不停；去银行取钱的人不能戴帽子，否则取款机就会发出警报声。

参与侦办电信诈骗案后，符警官明显感觉到工作方式变了。过去，他的日常工作和大多数基层民警一样：接报警电话，做笔录、跑现场，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而现在，他常常对着电脑屏幕，在网上找线索，从作案工具中找受害人。

符警官发现，以前积累的经验，在诈骗案上用不上了。他逼着自己学习，每办结一起诈骗案，就研究他们的作案手法，工作笔记上写得密密麻麻。现在，他接到疑似电信诈骗的电话，不会像以前一样直接挂断，而是主动和对方聊一聊，“万一又学到经验了呢？”

与其他地方侦破诈骗案的方式不同，儋州作为“窝点地”，往往没有案源，要靠警方自己找受害人。符警官解释说，“即使嫌犯交代了诈骗行为，但没有受害者的指认，就形成不了证据链，定不了诈骗罪。很多时候，嫌犯自己都不知道骗了谁。”

在去年的“断卡2号”集中收网行动中，儋州市公安局抓获了一个有30多名成员的特大网络诈骗犯罪团伙，涉案金额超过一千万。在这起案件中，作案银行卡有100多张，受害者超过500个，遍及全国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最远的受害者在新疆。专案组给受害者一个个打电话，向他们的属地派出所发协查函求外援。

这摊细碎的活儿并不好干。第一次，专案组发出了550份协查函，但反馈回来的材料只有100多份。“很多受害者嫌麻烦，不去报案，有的人压根儿不知道自己被骗了。”

一开始，民警们用私人手机给受害者打，很多人直接就撂了，也有人反问，“是不是又想骗我？”民警后来用局里的座机打，两次、三次、四次，僵局才慢慢打破，最终收到了460份报案材料。

这些变化并非一日之功，还得益于5年前由市委、市政府批准，在儋州市公安局挂牌成立的反诈骗中心。这是海南省第一家反电信诈骗中心，整合了公安、通信、银行等各方资源，抽人专职联席办公。

儋州市公安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反诈中心成立后，既简化了办案流程，更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对涉诈电话进行预警和拦截，使发生诈骗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反诈中心民警黄曾好的工作是拨打劝阻电话，他每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刚刚尾号×××是不是给你打过电话？不要相信，他是骗子……”像这样的电话，在诈骗案高发期，他和团队一天要打一千多个，“我们不敢保证打这个电话能起多大作用，但打出去了，能引起老百姓的警惕，就放心一些了。”

一个可喜的信号是，2019年以来，儋州全市共抓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2338人，破获案件4340起，捣毁诈骗窝点249处，缴获冻结涉案资金951万。

最近，黄曾好觉察到，反诈骗中心分析出的诈骗电话越来越少，他平均每天只拨出100个阻断电话，“这是好事，说明打击多了，骗子变少了。”

“要治标，更要治本”

2020年，公安部对诈骗窝点集中、黑灰产泛滥、行业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域实施红黄牌警告和挂牌整治制度，儋州连续18期综合分值排名未被通报。

“不能让’打工不如打电话’的思想继续蔓延了。”谈及当下的反诈工作，赵细军语气坚定，“曾经，这里有些老百姓好逸恶劳，开了一个不好的头，现在要把诈骗土壤、文化彻底铲除，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

赵细军告诉新京报记者，眼下，儋州市的反诈力度并未减轻，警方需要应对不断涌出的新型骗术。比起办案数据，一些本地诈骗犯的改变更让他感到欣慰。

兰洋镇南罗村委会治保主任冯跃形向新京报记者介绍，儋州市曾向电诈重点村派驻工作组，对重点人员实行行踪报告制度。所谓“重点人员”，是指电信网络诈骗在逃人员、刑释人员、在押人员。儋州近年来列管的4325名涉诈重点人员，也全部纳入了电信网络诈骗重点人员名单，他们需要配合采集声纹、指纹、DNA、虹膜、手机等基础信息。“搞这么严，就是想在村里形成震慑，让他们彻底断了行骗的念头。”

变化体现在刑释人员身上。冯跃形说，“以前有些小孩不懂事，法律意识淡薄，骗钱挥霍，现在经过教育改造，他们改变很大，很多刑释人员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改变自己的生活，有创业的，有外出打工的，还有的成为了养殖大户。”

王斌(化名)是兰洋镇的村民，今年30多岁，初中辍学后，曾做过一段时间的电信诈骗，被抓后判了四年多。

出狱后，他看到村里扶持种植业，就和朋友合伙承包了20亩地种水果。每天凌晨，妻儿还在熟睡，他就爬起床去橡胶林割胶，如果不下雨，一天能有两三百元收入。下午，他再到果园打药除草，这些果苗去年第一次结果就卖了几万元。

如今，他已经记不起当年实施诈骗的细节了，但提起这件事他还感到后悔，“再也不敢接触那些东西了，勤劳才能致富。”

5月2日午后，冯跃形开着车穿村而过，这里盖起了成排的楼房，错落有致。村民操持着村外的500亩葡萄园，再过几个月，它们将迎来又一个丰收季。只是村口的宣传栏上，还挂着打击电信诈骗的标语，提醒着这个村庄的过去。

新京报记者 金贻龙 发自海南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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