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德里每4分钟就有一人死于新冠肺炎”！

中国人口与印度相当，但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控制疫情。媒体比较关注地方政府最初的处理不当，以及随后实施的非常严厉的封锁和其他严厉的防控措施。中国领导层调动了所有资源来应对这一挑战。

在基层，居委会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例如，在武汉，全市7148个小区都实行全封闭管理。社区工作人员严格执行出入规定。居民不得离开小区，外人不得进入小区，除非是必要的医疗需求或疫情控制行动。志愿者在社区门口轮流值班，检查出入证。他们还打电话给居民，询问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挨家挨户定期检查体温，收集有关行程轨迹的信息，等等。居委会工作人员为居家隔离的人和老年居民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送货上门服务。其他基本任务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登记和探访每名居民，将病人置于社区管理之下，并将他们转移到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隔离。大量的青年和大学生自愿参加了社区防控工作。这种模式也推广到全国。

中国中央领导层迅速认可“第一道防线”的努力。政府为参与防疫工作人员的利益做出了规定，如补贴、提供防护装备、保险、宣传和来自其他机构的支持。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出现了一些关于防护物资和食品短缺的报道，居委会工作人员也经历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恶化，还要面对来自公众的挫败感。但是，尽管存在挑战，疫情最终被成功控制，武汉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庆祝画面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无疑，印度的情况要糟糕得多。上述“中国模式”能否为印度目前的困境提供解决方案？在印度，许多城市地区都有居民协会和地方政府，可以进行类似于中国的居委会的动员工作。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集中行动计划，这就无从谈起，而这正是“中国模式”的关键所在。必须有明确的渠道，将资源和权力从中央传给地方组织。由地方政府组织指导，动员志愿者更好地传播信息，提供服务，并促进保持社交距离，会有不错的效果。（作者什如特·贾加德，陈俊安译）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胡博峰 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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