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孟子董仲舒三位大思想家，是如何把儒家思想一步步完善的

远古时期，人类有两种基本信仰，分别为天地信仰和祖先信仰。祖先信仰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祭祖，到现在还在民间广泛流行，在除夕、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中元节等传统节日中，人们都要进行祭祖活动，目的是为了缅怀和感恩先人，发扬孝道精神。

天地信仰则是寻求人类与神灵之间进行精神的沟通，追求人神与天地和谐共生，并祈求神灵保佑人类平安健康。在实施这些信仰的过程中，就产生了祭祀活动。

祭祀活动是人们在执行信仰过程中的一种隆重仪式，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必须带着虔诚之心来上香和献祭贡品，并且口中念念有词，载歌载舞。久而久之，祭祀活动就形成了人人都需尊崇的祭祀文化。

祭祀文化经过漫长发展，到夏商时期，逐渐形成了“礼乐文化”，“礼”是指各种仪式的礼节和规范，“乐”则是仪式中伴奏的音乐，以及表演的舞蹈。

百善孝为先

礼的繁体字为“禮”，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道：“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所谓“豊”，乃“行礼之器，从豆，象形。

从句话可以看出，“礼”字的原本含义是指祭祀活动中所用的神器，经过演化，被引申为祭祀时的宗教仪式，再到后来，“礼”的含义被进一步扩充，到今天泛指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仪式和礼仪规矩。

我国历来是一个礼仪之邦，对礼乐文化一直十分重视，在宏观层面，认为礼乐是治国安邦的基础，在微观层面，则认为是体现个人修养的根本。

然而，到了东周末年，实行“分封制”的周王室苟延残喘，气数已定，无力再对各路诸侯发号施令，各路诸侯纷纷自立门户，不再听命于周王室的号令。很快，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各路诸侯为了自身利益，连年争霸的局面，史称“春秋战国”时期。

孔子

西周建立起来的礼法制度和伦理道德，被这些诸侯破坏得体无完肤，导致社会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因此，历史学家把这一时期混乱的局面，用一个成语“礼乐崩坏”来概括。

也是在这个混乱时期，一个伟大人物横空出世，它就是有“大圣人”美誉的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本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

孔子看到整个社会里失去信仰的人们，做事毫无顾忌，给国家和老百姓都带来了深重灾难，于是，他决定以一个仁者的情怀和智者的思想，制定一个能使整个社会和谐美好的规章制度，来扭转这个局面。

在这样的伟大使命下，孔子一边重新拾起礼乐文化研究，一边向德高望重的大学者学习，如，老子，苌弘等人不耻下问，最终，他以礼乐文化为基础，并用自己的博学多才和真知灼见，创建了一个更有内涵，更有深度，更为利国利民的文化体系——儒家思想，到现在，这个思想体系依然对中华民族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人们的为人处世依然离不开它的指导。

孔子拜见老子

到今天，人们对儒家思想的核心用“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来概括，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五常”，它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中最核心的元素，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是每个人都需遵守的真理。

在儒家思想里，“仁”指仁爱、仁慈，人与人之间相处，若能以人为本，时刻为他人着想，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人，就是仁者。

“义”指道义、正义，简单来说，就是指身上肩负的社会责任，往大里说，就是家国情怀。

“礼”指礼节、礼仪，待人待物要彬彬有礼，是一个人修养的体现。

“智”指智慧，是指一个人要具备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能把日常生活里的事物参悟透彻的人，就是智者。

“信”指诚信和信用，说话做事要一言九鼎，古人对诚信非常看重，认为诚信是人们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若不听从会吃亏。

孔子讲学

然而，五常当初并非一次成型，是经过了孔子、孟子、董仲舒等大师不断推陈出新后，才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思想体系。

孔子生活在东周晚期，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和思想家。这个时期，随着各个诸侯国的实力不断强大，他们拥兵自重，对周王室的中央政权虎视眈眈，大有取而代之的架势，而周王室势单力薄，面对这些诸侯国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分封制遭到严重破坏。

心地善良，志向远大的孔子看到这样的混乱局面后，为了规范人们的言行，在道德层面，首先提出了“仁义”说，“仁”是体现人道精神的保证，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必须通过仁爱精神来建立人人都可以接受的秩序与制度，才能保证整个社会正常运转。

“义”是社会道德规范和义利观思想的体现，倡导人们在物质利益面前，不能见利忘义，重利轻义，否则，会助长人心不古的不良局面。

论语

“仁义”说中的“仁”，接着被孔子用在了政治观点上，随即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政治观点，主张统治者应该以道德教化来治国，实行仁政，取得民心才是治国的根本。

在孔子的政治观点里，道德情操高尚的君主，宛如天空的北极星，会被许多星辰围绕，会受到众星捧月般的拥戴。

同时，在政治观点里，孔子又加入了“礼”说，是体现礼教精神的重要保证，在孔子看来，礼跟仁一样，都是人们在长期生活风俗和道德观念中，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如若丢失，势必要引起社交和外交的混乱，因此，必须重视礼教制度。

就这样，大圣人孔子创建了儒家学说，制定出了“仁、义、礼”的基本框架，并开了一个好头，为后边两位儒家学说大咖完善儒家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孟子

孟子（公元前250年——公元前150年）是继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和伟大思想家，他生活在战国时期的邹国（今山东济宁邹城），距离孔子去世已有300余年。孟子在儒家学派的地位很高，跟孔子并称为“孔孟”。孔子被称作圣人，他则有“亚圣”的美誉。

孟子创建的“性善说”，对人性看法有着深刻洞见，深刻影响了我国的传统教育。成书于明代的传统启蒙教材《三字经》里的名言“人之初、性本善”，则完全来源于孟子的性善说。

作为儒家思想的顶梁柱，孟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他给“五常”中增添了“智”的观点，进一步扩充了儒家思想的内涵和深度。

在政治观点上，孟子推行“德治观念”和“民本思想”，深化了孔子的“仁”说，孔子所说的“仁”，是一种高度自觉的道德。而孟子所说的“仁”，除过包含高度自觉之外，还具备教化功能。他认为，统治者对待自己的人民，应该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子女，在关心疼爱的基础上再实行教导，只有如此，才能得到人民发自肺腑的拥戴。

孔子讲学

作为君主，培养出高尚的德性是基础，这是施行仁政的首要条件，所以，孟子就号召“以德服人”、“有德者执政”，对那些采取武力和霸权征服他人的做法，通常很鄙视。

另一方面，孟子又认为，仁政的内容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还应该扩展到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把仁政作为一条民本思想线索，联结起社会方方面面的运行，才是仁政的根本。

如果一个君主做到了这些，那么就称得上是具有大智慧的人，智的实质就是明白仁和义的道理，并且在行动上循规蹈矩，不背离自己的初心。

这就是孟子对“智”的理解。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是汉武大帝时期著名的大学者，也是儒家思想另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

他对儒家思想的最大贡献，莫过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给五常中补充了“信”的观点，进一步深化了儒家思想。

董仲舒

公元前140年，董仲舒看到西汉朝廷在官员的推举制度上，一直采用“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为准则，这个思想不利于中央集权统治，有些言论甚至有扰乱社会舆论的危险。于是，董仲舒自告奋勇，在丞相卫绾的举荐下，向汉武大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

这个观点的核心就是废除其他思想学说，只保留儒家思想。在以后的官员选拔上，精通儒家学说的人士才能做官，并且要有熟练运用儒家思想，来解释清楚法律法规的技能。

汉武大帝听到这个意见，经过深思熟虑，很快推行起来，随即，儒家思想上升到了“国教”的地位，成为上到国家下到百姓人人都需遵守的规范，对今后大汉朝廷安邦治国、富国强兵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很快让汉朝建成了大一统帝国。

五常

接着，董仲舒通过对孔子的“仁”说观点进一步剖析，从“仁”里边分离出“信”的概念，他认为，诚信是贤能之人与生俱来的高贵品质，贤能之人若能在言论与行为上以身作则，做到诚实可靠，就会得到周边人的信任和拥戴，否则，声名扫地，臭名远扬。

更重要的是，信用对当权者来说，是立国之本，当权者言而有信，说话一言九鼎，老百姓肯定会诚心相待，不会做出欺上瞒下的事情。

可见，在董仲舒眼里，信用和诚信扩展到整个社会，无论对国家和百姓，都百利而无一害，是利国利民的基础。

当董仲舒把“信”的观点确定下来，他又将孔子的“仁、义、礼”和孟子的“智”，统称为五种“常道”，是可以与天地长久的思想法宝，自此，五常终于被完善下来，影响至今，成为华夏民族最重要的精神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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