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化危为机的辩证意蕴与价值表征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它忠实记录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盛衰兴亡的清晰足迹，是一部厚重的“百科全书”。翻开中华民族的史册，我们可以看到潮起潮涌、波澜壮阔的五千余年文明史处处闪烁着辩证思维和辩证法的智慧光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中华民族素有化危为机的辩证思维和辩证法，能够将经历的一次又一次磨难变为前进发展的重要动力，这就是她饱经数千年沧桑依然熠熠生辉的思想利器和重要法宝。

中华民族化危为机的辩证意蕴

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在《道德经》中就曾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灾祸中倚藏着福祉，福祉中伏藏着灾祸，二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更是中华民族辩证智慧的思想宝库，“一阴一阳之谓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等深刻的哲理就如同中华民族思想史中潋滟的波光。在这里，它用阴阳变易来阐释“道”的概念，指出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两个属性，阴与阳共存共生、相辅相成、互相转化的自然规律是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总规律。《孙子兵法》中有言“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汉代董仲舒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宋代邵雍说“一分为二”；张载说“一物二体”；朱熹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晚明王夫之说“阳动不停，推陈致新”。历代思想家对如上“两分法”“两点论”“转化论”都有很好的传承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迄今为止最彻底、最完备的辩证法学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及其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表面上看来是千头万绪、杂乱无章的，实际上都内蕴着辩证的发展逻辑。恩格斯指出：“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在列宁看来，“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进程中对唯物辩证法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其中化危为机的辩证法思想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最好的注脚和诠释。1957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强调，我们要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江泽民同志提出，我们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解决问题，提高辩证思维的能力，防止形而上学和片面性”。面对严峻复杂的外交形势，胡锦涛同志提出要“正确把握机遇和挑战的辩证关系”，既要善于从变化的形势和严峻的挑战中捕捉和运用机遇，也要居安思危，充分估计前进道路上种种困难和风险，抓住机遇、化解挑战。  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他还揭示了辩证思维和辩证法的时代价值，指出“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通晓化危为机的辩证思维方式和辩证分析方法，中华民族才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概括地讲，化危为机的辩证意蕴集中表现为危机是由危和机构成的矛盾统一体。危是一种客观存在，且是一种具有相对性、暂时性、可变性的客观实在。危与机并不是完全对抗性的，而是相互依赖、互为条件、辩证统一并可以相互转化的。危中有机，机中有危；危可变机，机可变危。化危为机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转化的快与慢、好与坏关键在于实践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不怕危，就可以战胜危，趋利避害，把危变成机；凡事总畏危，做事畏首畏尾、缩手缩脚，即使面对有利之势也可能坐失良机。这就告诉我们，一方面要增强机遇意识，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变局中捕捉和运用机遇，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和主动性，厚植防范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另一方面要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充分研判未来可能遇到的风险挑战，做到“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和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适时调整应急响应级别，加大疫情监测、排查、预警工作，有效防范、管理、处理风险和有力应对、处置、化解挑战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

中华民族化危为机的价值表征

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国家要站在时代的前列，一刻也不能离开科学理论的指导。中华民族在不同时期取得的每一次胜利、每一个成就，都离不开辩证思维和辩证法的科学指引。

化危为机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恩格斯说：“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诚如斯言，中华民族五千余年的发展史始终贯穿着化危为机的生存智慧和辩证逻辑。“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因此，这里所说的生存智慧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智力和智能，而是指主体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这种智慧是一种经验思维，它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中华民族根据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的、必然的运动规律、发展趋势以及各种偶然性所作出的未雨绸缪；这种智慧也是一种超验思维，是预防事物发展结果与中华民族愿望相背离的超前性思维方式。中国历史绵延数千年，王朝兴衰更迭，长则数百年，短则数十年或几年，究其原因可以发现一个普遍的规律，那就是善于居安思危者强、勇于化危为机者胜。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两个务必”的告诫、“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庄严宣誓……都是中华民族汲取历史教训、防范于未然、化古“危”为今“机”的辩证生存智慧。

化危为机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动力。美国学者西里尔·E·布莱克说：“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如不发生危机，那么要使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化是困难的。在当代领导人能否完成从变革到高度现代化的过渡，在极大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国性危机能把牢固的既定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么程度。”实践证明，中华民族的危机每加重一分，中华儿女奋起反抗、勇往直前的动力就增添一分。危机越严重，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的动力就越大。众所周知，春秋时期各国混战不断，华夏集团内部的礼崩乐坏和四夷交侵的外部冲击致使华夏文明遇到了中断的危机。政治大动荡和社会大变革的多重危机促使孔子罄竭心力建立六经经典文化体系，推动思想的繁荣发展，构筑了中华民族赖以存在的精神命脉与文化根基。鸦片战争使昔日辉煌的中国逐渐沦落为一个备受“外来蛮夷欺凌的衰弱民族”，也正如此才激发了饱受摧残和磨难的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挽救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斗志，如师夷制夷的洋务运动、改良主义的百日维新、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具有生死攸关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等。再比如，科学发展观萌芽于“非典”肆虐带来的严重损失，《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出台于非典、禽流感、地震、水污染等突发公共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颁布于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等。

化危为机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法宝。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越是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时期，越不能骄傲自满、沾沾自喜，越要高度警惕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越要居安思危、化危为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前景光明，越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全面认识和有力应对一些重大风险挑战。”1949年9月，在表态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代国歌时，毛泽东同志对在场的政协委员们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还是原词好。”周恩来也认为，“这首歌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尽管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还要居安思危啊。”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危机感和使命感，奔着矛盾问题去、迎着风险挑战上，着力化危为机、化险为夷，慎始慎终、善作善成，为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新的澎湃动力。

中华民族化危为机的原则遵循

化危为机的真谛就是要把握机会、抓住时机，切实把矛盾、威胁、风险、挑战转化为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机遇和契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这次抗击疫情就是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化危为机的典型事例。化危为机是一个渐进发展过程，必须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

坚持原则性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化危为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化危为机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转化过程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经国序民，正其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无论在何时化危为机都必须保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的刚性状态。1963年11月，邓小平为河北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题词“防洪斗争的胜利，是集体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胜利”。今天，我们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同样离不开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作用。

坚持灵活性就是要讲求转化的策略、方法和艺术。一要把握好“时”。“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化危为机首先要研判风险所在、把握风险走向，捕捉良机，果断决策。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只有趁机行动，才可能做到见微知著、未雨绸缪，把风险化解在源头，消灭于萌芽，防止各种风险传导、叠加、演变、升级。二要把握好“度”。化危为机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合理选择转化策略，运用有利于事物发展的恰如其分的方式来化解危机，反对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极端主义偏向。三要把握好“效”。要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针对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中国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改革完善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使治疫效能不断提升，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变化，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作者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王伟光主编：《照辩证法办事》，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②《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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