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熙:“三农问题”到底应当如何缓解？

　　如果考虑我国的实际教育状况，恐怕差距会更大。这既是包袱和压力，并说明我们再依靠目前这种以县乡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供给机制已难以为继，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和机会，当然，要想实现这种根本性的转换，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将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作为全国性的公共品对待，建立中央或省为主的全国公平的义务教育经费供给机制。

　　顺便说一下，近年来我国之所以普遍出现农民工子弟在城市里入学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和歧视问题。人们对此的看法是现行的不合理的城乡二元体制所造成的，而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除了现行的不合理的城乡二元体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目前这种以各地为主的自己负责的教育经费供给机制。试想一下，在目前这种以各地为主的自己负责的教育经费供给机制下，如果大量接收外地的农民子弟入学，势必大大增加当地的教育经费支出，而教育支出的增加，又必然相应地减少当地可用于其它方面支出的财力，作为理性的当地政府自然会通过各种途径限制外地农民子弟入学，缩小这方面的开支。因此，义务教育经费实行中央或省为主的经费供给机制，有助于打破目前这种以各地为主的自己负责的教育经费供给机制所造成的地域封锁，有助于克服目前存在的城市中对农民子弟上学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和歧视问题，为农民大规模转移创造教育方面的良好条件。

　　当然，这样一种义务教育经费供给机制的重大转变必须与国家财力，尤其是与中央财力的实际供给能力相适应，而不能急躁冒进，实施的步骤可以考虑先贫困地区的农村，后全国农村，最后城市；或先农村，后城市。据教育部政策发展研究中心和一些专家测算，我国现在每年只要多投入500亿元到600亿元就可以在全国农村实行义务教育阶段的免费教育。亚洲开发银行最近一份报告称，全球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除了发达国家以外，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我们目前每年税收增长4～5千亿，应当说国家或者中央完全有能力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问题。事实上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一再表示，今后新增的教育经费应当主要向农村和不发达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倾斜。据资料显示，1999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预算内拨款为533.12亿元，占当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投入的61.84％；2002年，全国预算内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拨款达989.78亿元，占当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投入的78.18％，3年间增加了85％。2002年，中央财政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支出为359亿元，占全国财政预算内农村义务教育支出的36.3％。2004年，除一般性转移支付、工资性转移支付、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中用于教育的支出和教职工专项补助的50亿元资金外，中央财政安排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各类专项资金达到100亿元，比2003年的58亿元增长了72％。2005年的“两会”期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向世人庄严宣告“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使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完成义务教育。”可以预见，只要我们矢志不移地发展下去，在全国农村乃至全国城乡统一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的那一天将为时不远。

　　此外，我们还要看到，要根本改变目前农村义务教育的落后状况，不仅仅是中央和省上要加大投入，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还有一个公共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之间、一般文化教育与职业技术培训之间的公平合理配置问题，这实际上就涉及到需要我国的教育主管部门尽快转变错误的教育理念，真正树立“以民为本”，培养千千万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的科学教育观，即，尽快从根本上扭转目前这种重城市，轻农村；重非义务教育，轻义务教育；重少数重点“贵族”学校，轻一般学校；重“应试教育”，轻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错误倾向。

　　b. 根据各级政府财力增长的可能，加大农村水利、农田、饮水、公路、电力、电讯、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推广、扶持农业发展的财政、税收、金融方面的资金及政策支持等。

　　c. 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和 “统一、规范、公开、公正”的原则，下大决心，采取非常措施，通过“税费改革”整顿政府收入，统一预算内外的一切政府收入，增加政府预算财力。

　　d. 妥善化解农村基层政府的巨额债务。一是制度创新，建立起基层政权民主选举、民主理财、民主监督机制，切断债务增长的源头，清理各种债务债权关系，从严惩治“以权谋私”；二是区别情况，分淸责任，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化解基层政府的巨额债务。凡属于上级政府下达，而县乡财力又无可能完成而形成的债务，如 “普九”等各种“达标”任务、借债缴税完成上级下达计划而形成的债务，应由上级政府负责解决；凡属于县乡政府为出政绩，超越其财力可能自己搞的，如各种“政绩工程”由县乡政府自己解决，情节恶劣，甚至中饱私囊的，应按党纪国法处理。凡属于政策因素形成的债务，如解散农村合作基金会而形成的债务，要区别不同性质的情况，分清责任，加以妥善处理，该哪级政府负责的应由政府负责，不能一推了之，全部由基层政府负责，而且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完全负责。对于因违规违法经营，甚至中饱私囊的，必须按党纪国法处理，不能让这些腐败分子、犯罪之徒逍遥法外，甚至“吃小亏占大便宜”。

　　建议三：以“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观和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观提高基层党组织和政府的执政理念，以民主、科学、法制、监督等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规范、优化基层党组织和政府的执政行为。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一再告诉我们，要想真正解决贫困地区农村基本公共品供给短缺问题，要想使以上各种政策措施真正落到实处，甚至推而广之，要想在中国真正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就是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优化。可以设想，在一个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行为不规范、不透明、不公正，腐败横行，横征暴敛，国家的利益部门化，甚至私有化，即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行为“劣化”的国家里，这一切目标要想顺利实现，无异于痴人说梦。

　　那么，如何优化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行为呢？对此大家都有不少议论，不少人也曾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对此，我们也提不出更多的更好的建议，只是在此将许多人的意见归纳起来，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a.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建立起约束、规范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主权在民，而不在官”的现代民主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其具体体现就是改革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尽管遇到各种困难，但仍然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连续递增，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奇迹。但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却进展缓慢，收效甚微，其具体表现就是权钱交易盛行，腐败愈演愈烈，屡禁不止；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激烈。早在60多年前，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与民主人士黄炎培谈到如何有效防止政党、政府在执政后异化、腐败时，曾经说到我们已经找到了防止的有效方式，那就是人民民主。但遗憾的是，解放以来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我们仍然没有找到了防止的有效方式。最近，胡锦涛主席明确指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从新班子上台之初的西柏坡之行到sars肆虐期间领导全国人民团结奋斗战胜病魔，从中央领导深入农村、矿井了解民间疾苦到农村、就业、社会保障等政策调整中，人们似乎看到了党和政府改革、优化的迹象和希望。但实践一再告诉我们，真正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到实处，不仅要靠深入艰苦的思想教育，更重要的是要有制度保障。大贪官王怀忠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而是要让领导看到政绩”。换言之，只要把上面搞掂了，即使群众意见再大，即使在下面如何胡作非为，也不会影响其官运和顶带，真可谓是一语中的！它反映出目前各级政府官员，尤其是各种大大小小 “一把手”的权力过于集中，同时我们又缺乏对其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机制。虽然我们目前为了防止各级政府部门及官员的异化和腐败，设立了纪检、监查、审计等不少监督部门，但因为“同体监督”的体制约束，使这些监督成效不大。我们现在许多部门，尤其是经济部门，如银行、税务、商检等部门，都陆续实行中央垂直，唯独监督各级政府和官员的部门实行由同级党委、政府领导。试想，在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这些部门如何能够有效地展开监督与制约呢，近年来落马的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一把手”，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例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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