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在安徽某县的演讲

　　这李昌平当然愤怒了，我有七个常委的尚方宝剑，我干的事情又是利民得国的好事，你们怎么能这样呢，所以他一怒之下就辞职了，走了。这是个悲剧，以一个人的力量，哪怕你是一把手，你能对付得了部门利益尾大不掉的这样一个结构吗？对付不了。这些年来，我想你们如果换位思维一下，就是替别人想想，假如你是哪个部门的领导，无论你是哪个局的负责人，如果你不能想办法给本部门增加收益，你这个局长当得住吗？也未必能够坐得那么稳，对不对呀。那好了，假如你是部长，如果你不能下各种各样的文件，制定各种法律，来让你这个部门的利益不断加强，权力不断加强，你这个部长是个好部长吗？你这个部内的各司长、副部长们乃至各处的处长们对你满意吗，大家年底评介打分的时候你能得到高分吗，你也不能。因此，如果你是部门的干部，你当然愿意你这个部门的利益越来越大，你当然愿意呀。所以如果我们的政府是这样一种部门的权力和部门的利益不断增加的这样一种结构，那基层的事怎么能够办好，怎么能够解决。哪个单位难道不都是想着给自己单位多盖几个楼，多几辆好车。你比如说乡这级，明明收税只能收到百分之七十，但是如果不报个超额完成，上级的财政部门能给他们发工资吗，你完不成税收任务不能发工资啊，他怎么能不买税、骗税，你的制度规定他就是这样啊。而你报你的税收增加百分之多少，还给你奖励，让你买好车，让你发奖金，这就是现在的制度嘛。因此宏观上看我们的税收一片大好，每年增收的幅度都是20%以上，而且税收占全国GDP20%以上，如果把税外的预算外收入打进来，我们税收连预算外加起来就占GDP30%了，那是世界上很难有的好现象。但结果呢，事实是什么，事实是基层大量出现所谓不正之风吧。好收的税拿走了，难收投的税留下来了。

　　李昌平的这个悲剧有这么多的中央领导支持，省市县也得服从，但最后他碰钉子，并不碰在中央，而是碰在部门。因此这次来咱们县啊，在坐的有很多部门的同志，咱们都是共产党员，我特别提醒一句，李昌平的悲剧告诉我们大家，如果我们永远从自己本部门的利益出发，那你们县搞不好，无论你这个书记多有本事，他也受之于你们。我说李昌平这个乡镇这个案例是个缩影，它说明一把手其实没有权力。那怎么办呢，那一把手剩下的唯一的权力就是“帽子权”，所以才出事，才出现少数局部的跑官、买官，卖官爵，贪赃枉法就成了现在的一大腐败，屡禁不绝。

　　大家也知道，东三省最近的这场风暴，从黑龙江开始利起，一个小小的交通事故造成的，就是一位省级领导的一个亲属开车撞人。因为交通发生了点纠纷，吵起来了，他一怒之下，开车去撞人，引起社会公愤。结果一查，从这个省从领导查起，查出了黑龙江省全省的大案。这个省只有两个地委书记没有拿下来，其他地委书记全拿下来了，一次性地拿掉了5个省级干部，8个厅级干部，560多个处级干部。你们大家都想一想，如果这场风暴因为一个突发事件引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会有什么结果。这场风暴从黑龙江接着就往南刮，主要问题就是卖官，拿下的地位书记基本就是卖官爵，好就好在留下的两个地位书记有一个是我的朋友。但是我认识的人中被抓起来被枪毙的也不少，典型的就是你们省的副省长王怀忠。80年代我就认识他，他当时是亳州小市的市委副书记，他分工的正是我们这行的农村试验区的工作。我当时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搞试验区工作，在各地抓试点，所以下基层跑得多。王怀忠那时很有魄力，后来一级一级当了副省长，最后还是出了事。你们另外一个当时是阜阳市委副书记的肖作新，那时也分工负责这一块工作。还有包括广西已枪毙的地委书记当时也是我们一块工作认识的。我认识许多的处级都是出了问题的，但是也确实有很多不错的干部。几十年在机关工作，认识人中肯定有好坏。

　　我说黑龙江这个事情本身，他表明了中央正在下决心、以极大的力度来抓这件事儿，什么事情不可能面面俱到，总得先有个抓手。我说抓廉政、抓党风、抓组织建设，这是执政党加强执政地位、保证执政能力的第一要务。所以，和我们农村工作相结合的是，中央2005年的一号文件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很多人说，中国还是一个完善的法制国家，法制不可能绝对化，我们是单一制国家，唯一的执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法制必须体现执政党的意志，执政党也要在法制的框架下开展工作，便并不意味执政党的每一个条文都要完全适应。因为法律是按照执政党的意志修改的，甚至宪法，哪一次修宪都是由中共中央提出修宪意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是党组织，中央作了决定，党组织是不讲民主，党组是选举的，党委是任命的。党组织是执行机构，党委是要讲民主的，但中央决定，全国人大党组必须执行。在本党执政的条件下，提醒在座的各位党员，任何时候不要忘了，改革都是为了加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如果象李昌平那样的悲剧在全国各地都发生，那就意味着中央七常委的尚方宝剑没有用。这个悲剧不是李昌平个人，是我们党的，政令不畅。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但如果没有政令畅通的保证，真出大问题谁对付不了。新一届党中央、新一届政府产生后，面对的象李昌平这样的复杂局面，总得有个一个抓手，必须在职全党一致、政令畅通的情况下，才能抓到位。所以我开始就说他昌平的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如果各地都出现李昌平这种情况，最后中央无可奈何，李昌平无路可走，按照中央的批示干事都干不成事，岂不要天下大乱？早在江泽民同志没有退出一线岗位之前，他说谈到现在最大问题就是政令不畅。现在，胡锦涛同志成为中央的一把手，不仅是总书记、国家主席，而且是军委主席，这次人代会开过之后，那就是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中国再次形成了完整的中央权威了。

　　下一步将要干什么？当然是要层层级级调班子。怎么能不调呢？且不说部门利益雷打不掉，哪一级是听高层的呢？举个例子，2003年，全国各地反映，农民土地被各地政府和开发商以招商引资为名，大规模圈占，全国一年土地减少将近2000万亩。2003年终尽管经济增长幅度不错，九点多，但土地面积一年减少了3000万亩，本来应该在2010年我们的土地保有量是18.85亿亩，结果2003年底一算帐，低于18.8亿亩，也就是说我们提前七年把国家应该保留的耕面积就突破了。粮食播种面积下降到了14.5亿亩。我们都知道，粮食是一个国家的基础，若整体低于16亿亩，国家就没有经济安全，因为粮食是基础产品。粮价一涨，所有的其它价格都跟着涨。2003年秋收的时候，粮食价格本来应该下降，结果即不降，10月份开始上涨，拉动物价指数整体上涨。

　　尽管中央强调放弃GDP的追求指标，转变为追求综合增长，强调五项统筹，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但不管怎么强调，都是上头热，下头冷，各地仍然以招商引资为第一目标，竞相对投资者开出零地价、零地租，倒贴“三通一平”转让，发达地区、沿海地区尤甚，象广东珠江三角州没地可转了。广东、江苏的这些发达省，互相拼着，说我政府投资来搞“三通一平”，企业不花钱进入，地价你也不用给，然而结果强征老百姓的土地，使得农村因为土地征占而发生的上访告状事件大幅度上升。这时候温家宝总理作批示，批了四次，要求各地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要严查违规违法征占，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对这个批示当真。接着，中央发了四个文件，强调“三严”，刚才说的，要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要严肃查处土地违规违法征占，要严厉惩处在土地征占过程中发生的腐败案件，我们叫“四道金牌”，发了四个文件，有用吗？没用。中央在6月31日，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各省书记、省长对着电视摄像头纷纷表态，拥护中央决定。结果是依然故我。那中央只好再采取办法，派出由中央五部委联合组成10个调查组到各个地区查处这些案件。

　　查处结果，第一组回来报告违规违法征占土地10.4万件，可见已是普遍了。结果据说只有某省的某个县的某个土地局长被撤职了。十万多件的案子只撤了一个土地局长，而且据说是调查组前脚走，这位土地局长异地做官。你们如果谁换个位置到中央，当一当胡锦涛或温家宝，面对这种情况你们说怎么办？中央调查组汇报的时候，国务院领导听完了报告，非常不满，指示召开专家座谈会，拿出治本之策。

　　开会请了四个专家，我是其中之一，上来我先说，我岁数大一些，50多岁，我说，第一，这不是耕地问题，这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要采取政策，我说如果不拿一两个鸡来杀一杀给猴看，问题就解决不，我说恐怕得处理人，不处理人不行。接着在2003年11月份，我们自己开了研讨会，就认为新一届党中央和新一届政府成立之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当务之急。我们提的很及时，到了2004年的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就成了会议的中心议题，并且在2004年年初就出了“铁本事件”（音），4月份出的，2月份我们就已经知道了，但是拿的太小，只是常州市的领导受了点儿影响，还是动作不大。接着，就是出点黑龙江那个大的，拿了一个省级、端掉了五、六百个处以上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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