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我的“早稻田大学”

　　作为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我在1978年离开田林县的平宜屯时是以大学本科“同等学力”者的资格考入学术之门的。后来一次接待日本同行，对方问我本科在哪里“出身”，我答曰：“‘早稻田大学’。不过这个早稻田可不在东京！”人所共知的“早大”是日本排名第一的私立大学。而我的“早稻田大学”就在田林壮乡。在那九年多插队期间，田林各地的许多水利水电交通基础设施工地，就是我的这所“早稻田大学”的重要课堂。

　　田林县喜欢搞各种工程似乎是一种“小传统”，当时在百色地区已有名气。过往这一带的外地司机都有“田林爱水库，隆林爱杉木”的说法。而整个70年代田林的大小工程我至今仍能如数家珍，其中很多我都曾经参加过施工：1969－1970年冬在田西公路驮娘江边的那读段。1970－1971年冬在该公路的渭密段后又转进高龙煤矿公路。1971－1972年冬在八桂－那比公路八桂桥工地。1972－1973年冬在乐里河上的新建水电站工地，新年前后又转进丰厚水库进行“抢险”施工直到农忙前才收兵。1973－1974年冬再次上丰厚水库。此后还去过潞城－百乐公路、龙车水库，以及一些公社、大队办的小型工程，如亻来的公路、烂挡水库、平宜水库南干渠整修等。总之在这九个冬天（以及其他一些时候），北起龙车南至高龙，东起新建西至定安，点状的电站、水库，线状的公路、干渠，那个时期田林县境内的许多大小工地都流下了我们这些知青民工或曰“民兵”的汗水。这九年我从15到24岁，按年龄正常情况下那时可不就是大学本科的时代，名副其实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我们的田林县，我的“早稻田大学”！

　　漫话工棚

　　那时的工地，点状的与线状的有很大区别。水库、电站之类点状工地，民工居住集中，较大的工程在农闲的施工高峰期往往形成上万人聚集的“工棚城”，入夜灯火璀璨一片，颇为壮观。我当时曾写过一首《工地上的星光》为之赞美，成为我初次发表的“作品”。但更为实质的是这种工地在施工前一般已具备基本交通条件，物质供应相对方便，由于人群聚集精神生活也相对丰富。负面的一点则是生活污染极为严重，不仅工地周围“千村霹雳人遗矢”，而且大片草棚密集还多次导致祝融光顾、“火烧连营”。仅我在丰厚水库就见到过两次火警。

　　而线状的工地以公路为典型，不仅沿线工棚散处，往往僻无人烟，而且路既待修，何谈交通，有时休说物质供应，连人进入现场都先得披荆斩棘。更由于公路常盘山而行，远离溪沟，不像水库电站俱属近水楼台。为生活计，工棚必须就水，有时便离工地甚远。像我们在高龙公路，就溪边结草为庐，而工地远在山崖上，上工要爬一小时山，未干活先累个半死。于是只得早出晚归，带饭上山，辛苦自不待言。但好处是这种工棚孤处山野，与自然相融，往往身边流水潺潺，猿啸狐鸣，林涛满耳。当时苦累之躯无暇欣赏，而今怀之，常憾不得复居于是云。

　　当时施工，有时是先派先遣队前往搭好草寮，大队人马到时便有处栖身。但更经常的是并无此种预备，到得工地只见林莽一片，跋涉之疲人，铺盖一放，先得砍树刈草，自构窟穴。有时到达工地天色已晚，不及结庐，只能幕天席地而眠。当时想起大寨人“先治坡后治窝”之豪语，不禁称羡：有窝而得后治之是何幸也！奈我辈有坡而无窝何。1970年冬在高龙工地，到达当晚全连勉强盖好一寮，女士优先。不料入夜降下冬雨，露天而卧的男子汉们惊醒时铺盖尽湿，唯有颤抖苦挨待晓。当时又想效那杜工部茅屋为秋风所破，作“无屋为冬雨所浇歌”，自诩为革命筑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欲救全球三分之二阶级兄弟于水火，胜少陵大庇寒士之志多矣。

　　比起这种窘境，只要有工棚可住就不错了。回想那时的“民兵”也的确了得，只要一把斧子就能盖起不错的工棚。当时在点状的大工地工具已经比较进步，运土的板车轮轴已是工业品，车身虽为自制，指挥部也有工具齐备的木工房。而在筑路工地，民工们只带斧子砍刀到现场，不仅伐木为寮，而且斩木为板为轮，不施刨锯，只用一斧就可把大木头生生砍成薄板（今天从环保的眼光看不免可惜），做成案板、脚盆、桌凳乃至拖耙、独轮车等用具和工具。那九年我分别在平塘与潞城两处插过队，公路边的潞城还比较“发达”，犁耙等物均为购置，而山里的平塘那时还处在两千多年前“盐铁论”的时代，消费品除了盐巴，犁耙除了铧口之类的铁部件，几乎什么都是自制的。工地上更是如此，从碗（那时我们都用竹编小簸箕盛饭）筷之类的用品直到施工用具，全在现场自制。就连开山炸石用的炸药，有时现成的硝铵炸药供应不上，上面也就发下硝酸铵化肥及硫磺等原料让我们自制，那种化肥大多吸潮结成大块，当时以我们大锤猛砸不已，竟未爆炸，至今想来咋舌。

　　就是在这种不仅手工劳动，而且连劳动工具也多是手工自制的条件下，那时我们干出的事情实可以自夸于后世。虽然当时科学性可疑的种种近期远期规划几乎从来没有实现过，有始无终工而不效劳民伤财的事也有不少。有些工程即使当时我也狐疑过，例如那座新建水电站，在比降极小的乐里河上用极长（好像不下十公里）的渠道引水，工程浩大而所得水头非常有限，渠首的大坝却又比同容量一般的引水式电站高大得多，几乎是坝后式电站的规模，兼有两种电站之费工而装机几何，工效比实堪怀疑。

　　但是，就我们实际达到的成就看，应该说已经相当可观。1969年冬我第一次上工地时，装机仅一百多千瓦的河口电站就算田林电业魁首，而1978年我离开田林时，4800千瓦的那拉电站已经发电。1969年的田林全县12个公社，除了抗战中修建的滇黔桂公路贯通4个公社外，其余8个公社建国20年修通了车的只有浪平、八桂两个（还有八渡与平塘的简易路间或可以进车），而在九年后我离开时，这八个公社已经全部修通——当然，其中仍多是窄得不能错车的“独行侠”公路，而且一下雨就塌方，一年通不了几个月，一月进不去几趟车，往往是马帮用路比车用的机会多，“山间笛鸣车难去，大路铃响马易来”。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比过去只有山间铃响马帮来的时代进步了。虽然历尽辛苦，我们的血汗并没有白流。昔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一县之兴，匹夫如我亦当与有荣焉。

　　食在工地

　　工地上的劳动艰苦，生活也极其简单。点状的“工棚城”说是物流较易，实际也很贫乏。记得那年我们在新建过“革命化的元旦”，指挥部供应猪板油若干，意思大概是给民工炼油做菜的，但各连无菜可做，且已连月断油，于是竟以板油为肉，白水煮之。果然异香扑鼻，诸人迫不及待，争相啖之，顷刻而尽，众口啧啧，皆称天上人间第一美味。今日川菜馆有所谓水煮肉片之名肴，而味觉难与当年“水煮板油”相比矣。

　　公路工地则更加艰苦，供应根本谈不上，一般进入之时有的生产队犒劳本队应役者，备些干菜如萝卜叶之类马驮而入，入则全连“共产”，数餐而尽。此后则白饭盐水而已。当时我们胡诌的“菜谱”有所谓“青龙过海”（菜汤），属稀有珍馐，其余则“画龙点睛”（沾盐巴下饭）、“满江红”（辣椒酱打汤）等等。平时工余聊天，话题就是悉数平生曾享种种美食，“精神会餐”，初时以为我们如此，一次开会遇到各连同学，他们聊天的内容也都是关于美食的回忆，与我们居然毫无二致。

　　不过那时菜其实根本不重要，饭能果腹就行。当时真正的问题是饥饿。按说工地定量每天两顿每顿七两米，今天已觉太多。但是那时年轻能吃，个个是“古代阿拉伯——大食国来客”，工地上每天10小时以上的重活，加上全无半点油水，那几两饭穿肠而过竟无些而感觉。头两年工地抢饭，堪称一绝。记得1969年我们第一次出民工，第一天上工，中午收工哨响，众民兵转眼无踪，我们三个知青“假积极”，没有兔遁而在工地上扭捏了一会儿，回到炊事棚一看，顿时傻眼：大锅饭早被一抢而光，只剩几块焦糊的锅巴粘锅不下。我们丧气之余，刮而食之。下午空腹出工，那天真是饿的双脚如踩棉，眼前一片黑！以后我们再不敢扭捏，收工时兔遁得比老乡们还快。当时尚未使用“标准制式”的竹编饭具，各人自以茶缸盛饭，我们无经验，只带个小茶缸上工地。而别人或缸大如盆。那个阵势，哪容你再添？后来总结了经验，开始抢先盛上小半缸，饕餮数口而尽，赶紧再盛，则尽量盛满压实。如是方得半饱。那时开工之初，尚有“青龙过海”佐餐，但其实大家看也不看，先将饭抢食一空，然后才来欣赏菜汤美味。彼时彼地，岂容你以菜就饭作斯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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