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臣：国内对乡村振兴战略若干问题讨论的述评

　　二是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并没有对乡村衰落或搞活进行定量的统计，也没有对这些衰落的乡村到底占我国现在农村3万多个乡镇、60万个村民委员会、317万个自然村多大比例，进行具体分析。

　　三是近年来。一些典型调查报告特别是“返乡观察”热文，所记录的衰落的乡村，感动了不少人。陈锡文认为这些热文大部分是真实的，并且含有强烈的乡愁以及对农村现状的忧虑，但那就是一个个“故事”，故事具有特殊性，不一定有普遍性。作者看到的可能是一个村、一个地方，整个农村到底是个什么样，不可能靠讲故事完整地反映出来。破败的、黑恶势力横行的农村，肯定有，但漂亮的、发展好的农村也有。现在很重要的一条是，从党政领导到人民群众，众多关心农村的人，对中国农村到底是什么样子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笔者认同陈锡文的判断。就整个农村来看，漂亮的、发展好的乡村和破败的、黑恶势力横行的乡村，各占一部分，大部分乡村的发展处于中间状态，有明显成绩，也有需要克服的缺憾。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在于，对于那些破败的、黑恶势力横行的乡村，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是视而不见、不予承认，或是听之任之？显然都不行。唯一可行的，是高度认识，认真研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这将是乡村振兴战略回避不了的重要问题之一。

　　二、农村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原因

　　学界一直认为，农村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资金、土地、人才等各种资源要素单向由农村流入城市，导致农村严重失血和贫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推动更多的资源要素配置到农村去，要破除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的障碍，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构建新兴的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平等的一种关系。

　　（一）现有体制机制是怎样阻碍了乡村发展？

学界虽然一致认为现有体制机制阻碍了乡村发展，但是对现有体制机制是怎样阻碍了乡村发展却分析不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更不深入。在现有不多的讨论中，朱启臻先生、李昌平的分析相对比较深刻。

　　朱启臻主要从以下方面分具体分析了造成以下体制机制障碍：

　　一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体制并没有被打破。几十年来，对农民的就业限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尽管很多农民已经进城就业几十年，依然被贴上“农民工”身份标签，导致了农民工“既融不进城市，也回不了乡村”的尴尬境地。这种人为割裂城乡之间的关系，使农民长期不能平等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也限制了乡村发展的空间。

　　二是单方向城镇化的影响。一个表现是认为中国的城乡对立关系就是要通过“非农化”来破解，把农村的人才、劳动力、资源、资金吸纳到城市，把一个个乡村通过土地商业化、居住楼宇化，变成城市化的小区和集镇。在这种发展思路的引领下，我国农村文化被漠视，传统乡村文化消失，农村独有的社会结构被消解；另一个表现是限制城市人才下乡和返乡。

　　三是一些人不懂得农业和农村的基本特点，崇尚把农民变成既拿地租、又挣工资的农业工人，热衷于通过流转农民土地搞“招商引资”式的规模经营，或以种种理由迫使农民把土地流转给所谓“大户”，把农业变成了排斥农民的产业。这一做法，导致了三方面的消极后果。首先是伤害了农民。农民拿着地租，或外出打工，或无所事事，成为游离乡村外的边缘人。农民失去土地同时，也失去了在乡村的主体地位，失去了对生产的支配和参与权利，自然也就失去了发展农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速了乡村的萧条和衰败。其次是伤害了农业投资者。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极大地推高了地租，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业经营风险，如果没有政府持续的强有力的财政支持，农业“大户”苦不堪言，难以为继，很多凭着热情和理想做农业的人，其积极性受到挫折和打击。

　　四是实际工作中有人把趋势与理想混为一谈，通过人为的干涉试图在一个早上实现所谓机械化、规模化目标，于是出现了违背农民意愿、强迫流转土地，搞形式上的规模化，盲目推进规模化，结果是政府花钱制造出规模化荒地，这种现象在各地均已出现。

　　五是乡村教育的衰落是乡村衰落的重要表现，也是原因之一。乡村学校撤并，由原来的“村居学校”逐步演变为一镇一所的“离土型”学校，使学校与乡村距离越来越远。撤点并校不仅影响了乡村文化的传承，也隔断了乡村与学校的联系，甚至成为乡村衰败的重要因素。乡村衰败成为撤点并校的理由，撤点并校又反过来成为乡村进一步衰败的原因，形成了乡村的恶性循环。

　　六是有些地区搞大规模的并村运动，把多个村庄并到一起美其名曰“新型农村社区”，模仿城市的住宅小区，其特征是农民上楼、规模居住。农民因此远离耕地，失去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便利条件，削弱了农业生产，甚至完全丧失了农业生产条件。也因为没有了农家院落，家庭养殖业和手工业难以为继，大部分所谓新型社区难以就地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农民为了生计只能外出打工，导致所谓新型社区和小城镇走向衰落。

　　七是易地扶贫搬迁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措施，那些生活在深山区、荒漠地带、石漠化地区、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村民，靠当地资源难以改善生活摆脱贫困，通过易地搬迁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是十分有效的，也受到村民的拥护和支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受到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利益的驱使，有些地方从整村搬迁发展到整乡拆迁，把大量在当地可以脱贫的乡村强行换个地方，搬到了一个没有生计，只能靠低保维持生活的环境。搬迁导致的乡村消失不是农民自由、自愿选择的结果，

　　李昌平从10个方面分析了乡村复兴存在诸多理论、政策、体制、机制上的瓶颈，严重制约了乡村建设健康发展及乡村复兴的进程：

　　一是工业化、城市化优先战略经历了数十年的体制化，农村的各种要素都源源不断地通过体制力量虹吸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进程，甚至乡村建设本身也是为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服务的。

　　二是以农村城市化为主要内涵的农村现代化战略经历了数十年的推进之后，“城市先进而农村落后的观念”深入到了人们的血液。

　　三是由于政府财力雄厚，而且财政资源配置方式是以（部门）专项转移支付为主，客观上造成了乡村建设中政府部门大包大揽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变成了各地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的大比拼。同时，由于乡村建设是系统工程，而政府部门相对各自为政，导致乡村建设中的财政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现象由来已久。

　　四是乡村建设中一些以防止腐败而走程序的制度化腐败和浪费已经司空见惯。任何一笔用于乡村建设的政府部门支出（如农民建房的政府补贴或政策性贷款）都要走公开招标程序；而一旦进入招标程序，接下来有时就是“高级黑”了，没有人会对此承担责任，因为这样的腐败和浪费是“合法合规”的。

　　五是中国当下的农业制度（高度分散的小农农业）和数千年前的农业制度几乎没有显著差别，以至于千千万万的小农长期陷于“小农生产积极性陷阱”，而无法追求农业生产性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甚至越积极生产越贫困。

　　六是中国农村当下的财产制度和金融制度其实非常落后，农民的财产无法在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里获得抵押变现的权利。城乡各种要素难以自由流动和交换，导致农村很难追求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各种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和投资也不得不瞻前顾后、望而却步。

　　七是几乎所有农村孩子自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所接受的教育就是为了离开农村，即使是在大学里接受与农村发展相关的专业培养的毕业生回到家乡，也不知道如何具体建设乡村（包括规划设计专业）。因此，乡村复兴存在真正的人才荒。

　　八是乡村建设中重视硬件、忽视“软件”建设的现象尤其严重。比如，农村的沼气池、污水处理厂、农民集中上楼的安置房等就大量闲置。即使是经常使用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由于“软件”建设滞后而无法正常使用的现象也十分普遍。

　　九是不少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片面理解“少数人先富起来”，依然依靠能人、强人、资本主导乡村建设，而忽视农民及其组织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因此，不少地方的乡村建设实际上异化为少数人的乡村建设，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加剧了农村社会矛盾。

　　十是农村环境治理的理念、方法目前存在根本性的认识误区。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