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邱建生 车海生：改革开放四十年“三农”问题的演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摘要：“三农”问题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它因工业化而产生，也必然因“去工业化”而化解。过去100多年我国被迫追求工业化，走上西方主导的工业文明道路，“三农”问题因而产生；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则标志着“三农”问题已然进入化解之道。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中国人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过去一百年西方中心的发展主义幻象中解放出来，致力于21世纪的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三农问题，乡村振兴，生态文明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精准扶贫战略视角下的乡村建设研究”（课题编号：K31SCE03A）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温铁军（1951-），男，北京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从事可持续发展比较研究；邱建生，通讯作者（1972-），男，福建人，讲师，从事乡村建设与平民教育研究；车海生（1984-），男，河北人，从事乡村治理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意味着对以往20年加快城市化战略做出了方向性调整。去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继而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讲到“逆城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问题。这标志着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积累形成的“三农”问题有了得到实质性化解的线路图。

　　笔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三农”问题这一概念的时候，就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因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i]。 不仅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进行原始积累的时候，要大量集中使用农村劳动力于国家基本建设，要通过剪刀差从“三农”提取积累，就是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之后，同样如此——市场经济配置要素的结果就是农村的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长期净流出。并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越快，净流出就越多，“三农”问题就越严重。现在党中央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而不再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发展，这一国家政策导向的改变必然带来“三农”问题的改变。

　　现在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非常复杂，被动地成为美国排名第一的竞争对手，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100多年那样按照西方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走下去，必须转向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笔者认为，十九大标志着国家在发展方向上产生了根本的历史性转变。要深刻理解这个转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通过梳理过去100多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现在处在什么历史方位，重新思考我们到底要什么。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对改革最好的纪念。

　　一、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的演进

　　我们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的演进历程。“三农”问题的演进跟我国改革以来对外开放政策的演变过程高度相关，若按宏观经济波动背景可从时间上将这个演变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1980—1988年、1989—2002年、2003—2013年、2013—今。（这个阶段划分跟领导人的任期也基本一致——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和习近平执政后。）

　　1、1980年到1988年

　　在改革之前遭遇的三次财政危机中，国家通过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方式由农村承载危机期间不能就业的城市劳动力。1980年爆发的被称为“洋跃进”引进外资所导致的危机，因与农村推行家庭承包制改革同期，很难再沿用农村集体化来使农村承载城里人失业，遂必须在财政、外贸等城市经济体制上进行改革。1980—1985年18个经济特区和3个沿海经济开发区的设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来源，但也如毛泽东时代引进外资一样带来了巨大的外汇支付压力。于是城市产业集团推动中央在1988年出台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依靠低工资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际市场”，旨在增加出口创汇偿付外债。但1988年爆发恶性通胀，和1989年生产停滞；农民从农产品获取收入显著降低。这以后，在这一体现城乡制度差别的政策调整影响下，乡镇企业很快结束了1980年代的高增长态势，进入到1990年代的转型与分化阶段——沿海地区相当多乡镇企业通过与地方外贸部门合营、与外商投资企业合营等方式转为外向型发展，逐渐成为国家出口创汇的重要力量，内地乡镇企业则陷入低迷。我国1980年代中期以来以内需为主要拉动力量的“黄金经济增长”也由此告一段落，“三农”处境开始变得每况愈下，农村以不同于集体化时期的另一种方式承担了危机的代价。

　　2、1989年到2012年

　　滞涨危机与“八九风波”后，我国经济发展有两年萧条。1992年，国家开放了土地、期货、股票三大资本市场，引发改革以来的第二轮圈地运动和土地开发热。1993—94年，出现了比1978—1979年经济过热阶段更严重的财政、金融和外汇三种赤字危机。在外汇赤字压力下，1994年1月1日以“外汇并轨”为名，中国对美元名义汇率一次性贬值57%。国内以人民币计价的各种能源、资源、环境、劳动力等各种要素在国际市场上自动降价，也就相当于在资本全球化流动的条件下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要素低谷，使原本因1989年政治风波而受到西方制裁、在国际市场上尚不具备所谓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陡然间多出了巨大的成本优势，短短几年时间，中国的外贸格局就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这种竞争优势是以大量使用廉价农民工拒不支付社保为代价的，优质劳动力长期流出使“三农”的处境进一步恶化。1994年与“外汇并轨”同时推出的还有“分税制改革”，地方税收占比下降代价也是向乡村转嫁。原来中央财政占比只有27%，地方财政占比73%。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平分，地方政府减少了23%的收入，只能从农村提取。于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农村中的税费负担空前加重。导致农村社会不稳，开始发生群体性事件。

　　虽然1988年国家就制定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政策，但是1998年以前，我国处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经济对外依存度还不高，对外开放主要服务于国内产业资本扩张需求，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之间的替代性非常强，或者“大进小出”，或者“大出小进”。而1998年以后，中国的进口和出口的增减则几乎完全同步。尤其自2002年外资增加使中国经济走出上一轮低迷之后，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转向两头在外加工贸易为主，越来越呈现“大进大出”的“双高”态势。这种以外向型为主经济局面的产生与9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背景密切相关。这一轮产业转移，仍然是发达国家研发部门留在本国、生产部门靠近市场的战略调整，与后发国家以市场换资本、换技术来加速本国工业化进程的双向选择过程。本质是2002年以来伴随全球新一轮泡沫化加速、实体经济部门因要素成本攀升而谋求产业价值链的全球重新布局的结果。期间，我国沿海“外向型”经济内涵遂逐渐发生转变:由传统加工制造业产品为主、利润主要是在地化产业内部分配的一般贸易，转向了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于是，“微笑曲线”压抑国内企业利润和劳工收入的机制性作用在国内逐渐普遍化[ii]，即人们说的“血汗工厂”林立。

　　加之，从1998年起，城市工商资本出现过剩，要求进入农业，政府适时配套政策叫做“农业产业化”，产业化的内涵是资本下乡。资本下乡的结果很快就造成农业过剩和大面积农业面源污染，而地方政府却要调结构、强迫农民交出土地向农业产业化进军，结果是产业化企业与农民都亏损严重。成千上万农村人因此背井离乡，留下老弱妇孺被地痞村霸欺侮，乡村的社会稳定受到严重破坏。

　　从1989年“三农”处境开始恶化，到1994年“三农”问题初露端倪，再到90年代末00年代初，“三农”问题变得严重，到处发生农村群体性治安事件，规模之大烈度之强，前所未有。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三农”问题的演进跟我国改革以来对外开放政策的演变过程高度相关，“三农”衰败是宏观问题派生的。

　　3、2003年到2012年

　　鉴于“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党中央在2002年先提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始调整政策，2003年延伸为全国的重中之重；并于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国家投入向三农倾斜。但是，从2003年到2012年主要是中央在向“三农”投资，地方上的重中之重还是工业化、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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