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邱建生 车海生：改革开放四十年“三农”问题的演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据测算，2003年到2012年，中央财政“三农”投入累计超过6万亿元。因大量资源向农村回流，使得农民与基层政府的矛盾冲突趋于缓和。也因此，2008年以后，我国经济在遭遇华尔街金融海啸之际仍能从容应对。这次中国危机应对中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措施的“超前性”——温家宝总理于2004年夏季在提醒各地各部门防止经济过热、占用耕地过多的同时，就明确提出了宏观调控的意见。2003-05年中央政府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开始增加投资于“中部崛起”和“新农村建设”。亦即，在2008年遭遇西方金融危机造成外需下降的时候，中国早在3年前就已经成规模地加大包括新农村建设在内的国债投资了。但是，依靠投资拉动也有弊端，这是用长期过剩掩盖短期过剩，“三农”问题虽有缓解但不是治本之策。

　　4、2013年到2018年

2013年新一届政府提出“新常态”，主动进行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2014年提出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2015年配合国家战略调整提出生态文明综合改革，并且通过精准扶贫执行贫富差别再平衡战略，承诺2020年消除贫困；2016年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互促共进；到2017年十九大终于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讲五级党委书记抓乡村振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些方向性调整根本改善了“三农”处境。同时，在全球危机挑战下，中国遭遇第二轮生产过剩暴露出三大资本都过剩的困局，也借此，农业与农村经济才能挣脱此前半个世纪仅被作为产业资本阶段的一种经济产业的旧体制约束，可能得益于中产阶级“市民下乡”带动的城乡融合。“三农”发展客观上已经成为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主要载体。

　　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三农”问题的演进，国家从1978年到1998年，20年里逐渐转向城市、转向全球化，造成“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群体事件大量增加。21世纪初从江泽民开始调整，胡锦涛2002年接任后提出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但是“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的局面已经形成，大多数地方和部门一时调整不过来。例如，中央针对2003年农业、农村形势严峻在2004年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省、市、县、乡四级地方干部大部分不认同。2005年接着提出新农村建设，只能由中央直接投资三农，到2012年累计有6万亿，但是不能解决部门和地方利益结构矛盾的问题。“三农”问题仍未能根本好转。直至2012年党中央换届，2013年后，全球遭遇资本过剩，而且中国的三大资本数量上也已经世界第一的时候，面对过去的发展方式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严重弊端，我们已经不能再因循旧轨。中央遂加大反腐力度，提出“四个意识”，强化中央权威，经过5年努力，到2017年十九大，党中央明确宣布中国必须以生态文明作为方向来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三农”处境终于开始有了根本好转的条件。

　　二、“西式现代化”与“去西式现代化”的百年张力

　　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的乡村振兴战略，虽然是在改革开放40年“三农”问题演进历程中逐渐形成的，但是这一战略的历史转折意义只在改革开放的脉络中无法完全理解，还必须从“西式现代化”与“去西式现代化”的百年张力及其转化中去寻找。

　　工业化、城市化是西式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西方文明内生的一种东西。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被迫走上西式现代化道路，因为没有军事工业，没有枪炮、原子弹、航母，我们就要挨打。但中国文明本质上是具有生态文明内涵的农耕文明，由我国气候和地理所决定的生存文化内在的差异性、多样性, 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于精神信仰方方面面都有表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拥有多样性的生存方式, 包括社会方式、经济方式、文化方式，天然的具有生态文明的内涵，如果按照中国文明自身的历史变迁轨迹，不会有那么激进的工业化、城市化。

　　184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概括为四次工业化：满清的“洋务运动”及随后的民族工商业发展；民国的20—30年代的“黄金经建十年”和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其后是改革开放时期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工业化。我们中国这样一个资源禀赋极差的后发工业化人口大国，在险恶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压迫下，主要通过政府对本民族进行剥夺的内向型积累方式追求工业化，加上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是苦自己不害别人[iii]（西方工业化是为了对外殖民，掠夺的物资反过来促进自我工业化，所谓以战养战；中国工业化是为了自我保护，只能从“三农”提取剩余，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自我斗争过程），就形成了严重的农村问题。所以梁漱溟先生说，“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即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亦无非是破坏乡村。”甚至“自毁甚于他毁”[iv]。故此，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发展一直存在着“西式现代化”与“去西式现代化”或者“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百年张力和矛盾——中华民族骨子里是想追求生态文明的，但是现实的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工业化。一旦外部压力减弱，条件成熟，我们就要重新回到以乡村为根本的生态文明道路上。

　　现在来看，这个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矛盾斗争过程，借用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战略退却、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阶段划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40年到1949年前两次工业化时期的战略退却；1949年到2017年后两次工业化时期的战略相持；2017年以后建设生态文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期的战略反攻，可能要到2050年完成。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战略反攻的开始——中国逐渐改出过去迫于西方压力不得不采取的工业城市优先发展的工业文明发展模式，走上符合中国文明特性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并慢慢影响西方。2050年开始全世界共同走生态文明道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1、1840年到1949年的战略退却

　　鸦片战争爆发后，在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周边地缘政治环境长期高度紧张的条件下，清朝末年籍湘、淮两军崛起而坐大之地方势力搞了第一次工业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但随着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沉没和辛亥革命的发生，满清政府主导的第一次工业化运动随着自身的覆灭失败了。满清在安定了两百多年、政府已经不能更腐败的条件下采用加税剥夺的传统手段，于是自亡于过量提取农业剩余引发的社会冲突。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是民国的黄金增长期，体现的也是中国人百年工业化大目标，也要面对内对外两大矛盾。对内是因为地主从原来的村内地主变成在外的工商业地主，于是地主把原来的下打租改成上打租，而且把实物租改成现金租，立刻带动金融资本进入农业。导致过去非货币化、非资本化的小农被现代经济击垮，于是乎出现了小农破产、乡村衰败。这是对内造成的代价。对外，1929-33年西方大危机爆发的时候中国是白银币制，海外白银价格抬升造成中国白银外流，通货紧缩，严重打击了正在高增长的民国经济。国民党政府被迫放弃白银改为纸币，现代货币体制建立。但是日本侵华随之而来，1935年废弃白银改行纸币的时候，日本占领东北，东亚转向战时经济，改用纸币第一年（1936年）还没有改变通货紧缩，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政府必须用有限的贵金属跟美国交换军火，这种情况下通货紧缩快速转化成通货膨胀。民国从1937年起遭遇通胀，一直持续到1948年。1948年通胀恶化无法维持，于是借来美金追求进一步的现代币制——金圆券制度，仍然无法维持。一年后，民国政府轰然倒塌。第二次工业化失败。民国政府垮台的原因是什么？本质上是因追求西式现代化而形成的巨大成本无处转嫁。

　　清末和民国两次工业化是战略退却阶段。晚清以降列强入侵，五年必犯边，十年必大战。清民两朝不论革命与否、国体如何，均不得不割地赔款，开门揖盗。面对西方压力不得不推进工业化，但是因为晚清、北洋军阀、国民党官僚脱离群众、高高在上，霸占着土地等社会资源，社会上下不能团结，军阀混战、民乱蜂起，自身工业化成本没有办法向农村转嫁则工业化不能完成，于是也无力抵御列强以侵略的方式向中国转嫁成本。

　　2、1949年到2017年的战略相持

　　国共斗争中共产党是怎么胜利的呢？依靠农民土地革命人均平分土地这种“去现代化”的均田免赋的传统方式。就是说，1949年土地改革使88%的农民人口跟城市现代化没有关系了，共产党接手政府只需解决不到12%的城里人的吃饭问题。同时，因为共产党给农民分地，农民不仅推着小车支援解放军打仗，而且折实征收的农产品实物就是建立国家财政金融的物资基础。客观地说，1949年我们靠传统小农经济缓解了民国的现代化通胀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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