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传统农民挽救现代化

　　这一次新土改怎么救的中国呢？

　　刚才说拉美国家也是引进西方设备，就因为外债过量而导致拉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导致一系列的政权更迭，严重不稳。相对而言，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1980年土地改革以后，大量过剩的农民劳动力就地转向乡村工业，对于国内重工业和设备制造业的需求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例如乡村工业要上缝纫，要上纺织和各种各样的轻工、化工，恰恰对上游的城市重工业形成拉动。到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内需，出现了内需拉动性的良性增长。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梦寐以求能靠内需拉动，但是内需上不去也是普遍的。而中国却在80年代因为农村改革解放了农民，进入了农村工业化而产生了农民的非农收入增加，于是，那个年代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大大的快于城市。有人说“搞导弹的不如倒腾鸡蛋的”。那个时候农民有万把块钱就很了不起，地方政府鼓励万元户。再加上当时城市工业的不景气，大量的城市工程师、技术员都变成乡镇企业的“周末工程师、技术员”。

　　总之，乡镇工业的蓬勃兴起，农民的收入提高，极大地活跃了中国市场，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内需拉动。那么，代价是什么？当时的经济代价就是因农民的消费需求和乡村工业的原材料需求都过于强烈而导致通货膨胀。

　　所以，80年代这一次新土改再次救了高负债的现代城市财政和金融。中国之所以没有陷入拉美危机，不是靠别的。当然，也是靠总设计师，也是靠改革开放路线，这些说法都对。但是从客观情况来看，国初农民人口大约4亿，改初大约7亿，人均耕地资源下降，是农村改革解放了过剩劳动力。

　　据此认为，再度土改产生的宏观效应，一是强化了国家还债能力，二是形成了世界难得见到的内需拉动式的增长。

　　讲到这儿我的故事应该差不多了，因为一个小时的演讲已经到点了。

　　到此打住之前。大家看后面这几张片子，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发生经济危机而导致的一系列现象。

当时为什么不能向农村转嫁？是因为家庭承包以后政社合一的集体化解体了。不是毛泽东时代没有危机，毛东时代也是靠向农村转嫁而度过危机的。那个年代城市不能就业的青年送到农村去至少能吃上饭。1960年发生危机的时候，向农村大约送了1000多万城市知识青年。到60年代末期国家维护军重工业而开展三线建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相当于倍加的成本支付，造成1968年再次遭遇危机，又向农村输入大约1700万的城市知识青年。而到70年代末这一次危机不能向农村输送城里青年人了，反而是大量的下乡青年又得回来，从乡下回来的差不多有2000万，在城里还有差不多2000万不能就业。于是1979—1980年，当时叫做4000万待业青年，我就属于那4000万之中的一个。周围的同学大都属于这一类。据此可以说，我们属于为这个国家做出了巨大牺牲的那一代人。

　　知青都要回城，城市危机的代价不能再向农村转嫁。所以1979-1980年的危机硬着陆砸在城里，砸出两个结果：一是农村改革，农民家庭承包救了当时陷入深重的债务的中国经济，所以它的宏观效益是清楚的；二是推动了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没有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城市出现大量的犯罪，社会问题大量增加。于是出现了家庭承包，演化为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

　　这个过程，作为农村改革的宏观效应，可能有助于大家理解40年改革经验。

　　今天时间有限，我就先说到这儿，谢谢大家！

　　-答 观 众 问-

　　应该说问题问的非常广泛。我今天晚上的讲座，涉及到从宏观的发展战略，以及中美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冲突，乃至于资本主义进入的金融资本阶段所发生的这些新的发展趋势，联系到我们百年的历史变迁上来谈，这个跨度大了一点，所以大家提的问题比较多也是可以理解的。我综合起来说吧。

　　第一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在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还没有找得到成功的范例。所以各位提的问题中关于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是不是应该作为一个目标，我说作为目标没有问题。因为，中央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1963年国家三五计划讨论的时候已经把四个现代化目标都提出来了。可见，中国提出现代化目标没问题。刚才王亚华教授也说要在哪年实现现代化目标，这些作为目标都没有问题。麻烦在于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先例？

　　刚才说到去欧洲中心主义，我为什么讲萨米尔·阿明的理论，因为他比较深刻的分析了所谓欧洲中心主义其实是把欧洲人通过殖民化所实现的原始积累，并以殖民化的方式来推进现代化的，所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被当成了一个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现代性。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后发国家一旦拥有了自主发展条件，都会以西方所谓的现代化作为国家目标，这个也无可厚非。因为只有欧洲人走出了这样一条所谓现代化的路径。不过，这个路径确实不可重复！

　　为什么说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找不到现代化成功的经验？今天中国要实现的所谓现代化，无外乎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但是当我们看工业化过程的时候，我刚才已经讲了，中国工业化是新世纪开局以来大量的外资涌入形成的产业资本密集地集中在中国——二十几大类产业中2/3是外资控制的。这种现代化是中国的吗？当然，地方政府可以讲“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但是中央政府呢？50年代的主要工业是靠苏联援助形成的。那时候，毛泽东就曾经在党内高层组织过一次讨论，我们还能不能改出全盘苏化？！那个时候政府的每个部门都是苏联专家在指导如何管理这个工业体系，我们大部分农民革命出身的干部，还没有几个人能懂怎么管理现代工业。中国的工厂厂长、总工程师、技术员，乃至于技术工人都是从苏联请来的，我们军队全部是苏联武器装备，所有军官培训，战略战术战役，所有的教材都是苏联请来的。我们的高校，像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每一个系都是苏联专家给我们搞教材，手把手地教我们搞教学……

　　但，请问全盘苏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有没有必要讨论改出全盘苏化？即使是苏联援助形成了现代化，那这个现代化对这个民族国家独立主权有意义吗？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讨论，怎么形成我们的话语？

　　90年代以后呢？其实完全可以照我刚才说的全盘苏化的解释再说一遍全盘西化。然后要问：我们到底要什么？当然这个书《我们到底要什么》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是在俄国早期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提出的问题。现在还是得这样问！

　　所以，去欧洲中心主义意味着对西式现代化的解构。我们是要现代化，但是要的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要的是“中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这个模式世界上有先例吗？如果没有，我们能不能走得出来呢？那得看大家的努力。其中就包括我们是否能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实现去西方中心主义，萨米尔阿明称之为去欧洲中心主义。刚才王亚华教授已经纠正，实际上去欧美中心主义，其实不如直接叫去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也可以是萨米尔·阿明所提出的去欧洲中心主义的第二版。

　　第一个要跟大家讨论的，其实还是我在演讲最初一部分讲的萨米尔阿明作为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的思想者，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做出解构的思想者，希望大家超越现在高校的制式教材，去看看有关的这些材料，然后我们才有讨论的余地。

　　也因此，我这个演讲相当于隔空喊话。是对我们现在高校教育界的全盘西化的一种批评。希望大家不要生气，因为我是笑咪咪说的。（掌声）谢谢年轻人！你们能主动鼓掌，说明你们听进去了。

　　当然，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教师们理解。这是一个对中国来说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任务，需要从张謇那一代人开始一直到我们这一代努力做下去，才能逐渐形成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才能讲好中国故事。

　　所以第一个要回应大家的问题，是我们对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和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讨论。

　　第二个问题：

　　刚才有人提问题说以前如果我们的经济危机的代价是靠向农村转嫁，这就相当于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我们虽然有一个内部的转嫁机制，可难道我们以后经济危机老是要向弱势群体，向农村、向三农转嫁吗？

　　这个问的也很好。

　　我只能说：任何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工程，客观上都是一个资本不断增密的过程。一方面任何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工业化之初都会遭遇资本极度短缺这样的约束条件，也因此就都会形成“亲资本”的政策体系。如果政府不亲资本，就不可能进入资本不断增密的工业化过程。但是另一方面，还要看这个国家的资本的属性。在中国，好在我们进入工业化的时候，至少在法律意义上的资本属性叫做全民所有制。当然，后来为了调动积极性，我们再做改革调整，但是别忘了，当年形成这种全民所有制国家资本的时候，是全民上交的剩余形成的。因此，绝对不可以不计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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