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传统农民挽救现代化

　　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大家就知道本币大量增发却不发生通胀在现象上看也许是一件好事，但是客观上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形成通货膨胀的基础。从图上看，中国货币增发那一条红线上涨的非常陡。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货币增量是陡然向上的。同时，我们实际上遭遇到的是外部需求大幅度的下降，导致生产过剩，实体经济不景气。并且，在生产过剩条件下，资金一定会离开实体经济进入虚拟部门，“脱实向虚”是基本规律，谁都挡不住。

　　大量资金离开实体经济进入的先是股市，接着发生股灾。股市打掉了一批过量增发的泡沫，接着资金进入房市，所以房价在2016年高起，2017年仍然维持在高处，2018年秋开始回落，今年冬天到明年（2019年）春夏之交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房地产价格虚增的那一部分可能会被渐次挤出。

　　归纳一下：金融资本阶段货币大量增发，其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美国欧洲日本如此，中国也如此。

　　但是，我们的增发某种程度上带有被动性，大量的外汇流入使我们被动地对冲外储增发货币。实际上也从量变到质变地改变了中国现在的主权货币的内涵。这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核心经济主权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在这种条件之下看中美之间发生的冲突，恐怕就不再简单理解为贸易摩擦，不是贸易战，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货币总量快速扩张的时候也一定要有它的出路。主要是什么呢？

　　首先是“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基本上都跟中国签了双边货币协定。本来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的时候，整个东亚社会是世界上美元储备最多的地区。所以本来是东亚和东南亚要建立一个货币整合关系，当时是东盟+1，+2，+3，形成东亚区的本币结算。东盟和东北亚之间的区内贸易量很大，如果都用美元结算，就意味着我们都变成了吸纳美元、帮助美国弱化通胀的贡献地区；相反，如果都用本币结算，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各自本币的地位优势抬升。这件事情，其实跟欧盟发行欧元有相似性。也因为东亚提出这样一个动意，并且进入实操阶段，就导致美国作为金融资本主导国家严重的不满。于是乎，奥巴马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高调宣布重返亚太！

　　所谓美国重返亚太，其实就是以软实力和巧实力手段确保在金融资本阶段的利益冲突中美国可以取胜。

但是得注意中国的金融资本跟美国的资本具有性质上的差异。美国的美联储制定国家金融政策，但美联储是私人银行家组成的机构，代表的是银行家的利益。中国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货币当局，是政府部门，代表的应该是国家利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客观地看这两个管理部门，尽管都是服务于金融资本，但是因为形成金融资本的本源乃至于货币政策制定及执行体系之间的本质差异，使得中国的金融资本某种程度上还是被国家有效掌控的。

　　刚才胡鞍钢教授介绍我的时候，说我是中国农业银行的独立董事，我已经在中国农业银行工作7.5年了，但按照规定我不代表农行发言。我们农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银行，被称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中央规定农行是以服务“三农”为宗旨，因此这个大型商业银行必须维持对农民的贷款持续增加。因为，国家资本在国有银行是最大的投资，农行就是银行资本金80%以上来源于国家，因此国家当然是第一大股东，直接控制农行的结果是无论是赚是亏，都得服务三农。因此，中国的金融资本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听命于国家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国有银行性质与西方是不一样的。世界上金融资本都在扩张，但是中国的金融资本也在高速度扩张，却不能像西方那样对外输出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2010年以来，农村土地对中国经济作用是宏观方面吸纳了过剩的流动性。

　　进一步看怎么能够让土地成为有效吸纳过剩流动性的载体，同时又能使农民的权益受到保护。这就需要我们做细致的制度设计。

　　这个说法也有依据。因为在去年中央农工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时候明确批评了过去的粗放发展，数量型增长；要放弃过去的那种数量型的粗放增长，进入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注意，过去的那种粗放增长一定是有一套粗放制度相配套的，也包括一套粗放的改革思路。现在怎么改呢？得改变成符合质量效益型的制度设计和管理方式，所以改革正未有穷期，但是，任何改革都得符合生态文明的国家转型要求，符合质量效益型发展。

　　也因此，尽管今天我们都知道货币增发出现金融资本流动性过剩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怎么吸纳流动性要靠“生态资本深化”。让2010年以后的中国的农村资源性资产通过“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形式”的改革，通过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一系列精心制度设计，来使农村中大量的资源性资产货币化，甚至进一步推进资本化，这也可以使得金融变成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工具，而绝不是使实体经济被金融资本所左右。

　　这一点，应该是当前非常重要的内在性的机制性的问题。需要大家适当予以关注。

　　看这张图，这是去年的分省财政数据，还有7个省是有财政结余的。到今年的数据出来以后，大概只有三四个省有结余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高度关注怎么化解财政的过度负债，把这个问题当成我们近期战略转型的一个关键问题来处置。

　　地方政府的杠杆率过高的话，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它所内涵的债务率太高，包括居民买房也形成大量的负债，官民负债都在房地产上。

　　一般看三大负债对GDP占比：政府负债、居民负债和企业负债，加总到2018年，几乎是世界最高。在这种高债务率的压力下，如果不能善于利用相对过剩的金融流动性来替代高度负债的地方财政，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无以为继。

　　最近这些年土地出让的比例在持续增加。城镇化本身确实造成农业的衰败，越是加快城镇化，土地价格就越来越被城市市场所左右，地租价格不断上涨，最终造成农业类企业和农民都支付不起地租。所以，进一步思想解放要形成清晰的问题意识，要对以前的土地改革作出一个更为和宏观战略相关的分析，才能有对今天生态文明转型更为明显的问题意识。

三、思想创新

　　1，问题意识——去意识形态的老土改述要

　　下面介绍1950和1980两个年代的故事。

　　我在以前的演讲中曾经提到关于总地租的理论，只要能把地租真的全额收归政府，被国家所有，就可以完全免税。中国孙中山是这样说的，据崔之元介绍美国早年亨利乔治、现在的斯蒂格力兹，也是这样看。

　　总租理论是个依据，要看总租在什么情况下、怎样发生作用？

　　先看1950年代的老土改。

　　40年代，特别是1946年第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打响之后，国民党政府深陷财政赤字危机。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民国政府还可以从海外得到援助，到1946年因国内战争而不再给了。于是国内战争只能靠国民政府拿财政去养军队，军事开支占到财政的80%以上。在财政严重赤字压力下，政府大量增发货币导致货币体系接近于崩溃。美国人帮助做的中国金融深改设计，那也是顶层设计。

　　战后因美国占有了世界60%的黄金，发行全球70%的货币，而使美元成为美金。于是，美国专家告诉民国政府应该借入美金来发行“金元券”替代过去的主权货币。所以1948年民国政府一个重大的深改措施叫做金元券改革，但是，这项金融改革仅4个月就失败，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而国民党的军队是要靠军费支撑的，当恶性通胀摧毁现代化金融体系，就意味着现代财政也没法给军队发饷，军队就不打了！所以共产党军队打完淮海战役，再往江南打的时候，所到之处，哪怕只是去了一个连队，对方的军队都会沿着大路把枪放下，等着收编。

　　这应该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的胜利。

　　但是接着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可有农民革命胜利以后，还能够维持大城市可持续生存的先例？没有。共产党在农村可以低成本生存。例如，陈毅说淮海战争胜利是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实际上一个前线士兵背后有38个农民支前，而农民是不要现代财政管制的。也不要拿货币，共产党的军队打一个白条，就可以从这个村调100床棉被，那个村调100个门板去抬伤员，再让另外一个村多做一百双军鞋……那时候没有现代货币交易，给农民签下字就可以打仗了，所以小米加步枪能打败几百万现代化军队，是靠着农村“物物交换”的传统方式。因为共产党给农民分地，同时告诉农民支援解放军打仗就是保卫土改果实。而这对前线政治工作也非常有效，在阵地上用话筒一喊回家分地，对方士兵就不愿意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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