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传统农民挽救现代化

　　农民要分地，乃是几千年的制度需求，也许应该算儒家共产主义？满足农民这个需求就打下来了。但是，当共产党接手大城市之后怎么办？当时的政策是对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管理部门及教职员全盘接收，包括打扫卫生的都要接收，每天都要花钱，所以必须在城市维持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现代财政和现代金融。但是接手财政必须建立的税收依据是什么？没有，城市生产一片凋敝。

　　一旦接手大城市，尽管军费没那么多，但新政权遭遇到同质性的国民党政府的财政严重赤字，为了维持城市开支，新政权的财政赤字在1949的时候高达70%以上。靠什么弥补呢？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当时国库里的黄金和外汇都被运到台湾去了。这个时候新政府在城市发行的货币每一块钱都算是“毛票子”，因为没有发行货币的贵金属储备作为依据。但是，在生产没有搞上去之前只能靠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然而，若仅通过大规模印钞来抵那70%的财政赤字维持大城市运转，结果就势必加剧恶性通胀，比起国民党垮台的通胀速度并不慢，按月的通胀率在30%以上。

　　所以，新政权接手大城市后的第一个大挑战，就是要用导致旧政权垮台的现代财政、现代金融来维持城市的生存，宏观条件甚至更差！因为没有形成现代财政、现代金融的依据。所以“国初”危机性质上是非常深刻的，形势上也是非常严峻的。

　　谁来挽救国初危机？被土改恢复了的传统小农村社制度。有四个化解危机的直接效果：

一是减少财政覆盖人口。共产党1946年开始到1951年结束的一次土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让占中国人口88%的农民回家种地，和当时的政府财政金融基本上没关系了。政府只需要管这不到12%的城里人，这是第一个重大改变。

　　二是通过精兵简政让农村基层有人管事。大量的军人复员转业回到农村成为基层骨干，每个村都有人管，不是光分了地以后就没人管事，而是靠100多万转业军人加强基层管理。

　　三是平抑城市物价。在城里原来制定的方针是发展新民主主义，主要是通过发展私营经济，推进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民族工商业建设。但是，在高通胀的压力下没有任何实体经济能够维持，不管是什么性质。于是，私营经济有一点钱都拿出去投机，要么投机外汇，要么囤积生活必须品，当年上海、武汉等大城市里这叫做炒三白：白米白面白布。于是，共产党刚接手大城市就不得不连续打了三次“三白战役”，军管会直接去对付那些投机商。并不是新政权不想发展私营经济。对不起，一般市场体制下的私营经济是不可能抗通胀的。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新政权在农村分了地，农民就拼命增加生产，这叫做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维持家庭。接着就是小农经济的扩大再生产要做的外延扩张——追加土地。那就得节衣缩食，用更多的农产品交售来获得货币，用积累的货币再去买土地。这就是土改恢复了传统农民的行为。

　　全国土改之后，农民因扩大再生产而大规模交售农产品，就使得共产党收购了足够的“三白（白米白面白布）”，在城市打赢了三白战争，参与囤积居奇的私营经济由此被打败。这不仅是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的斗争，而是化解了经济领域客观上遭遇到的恶性通胀困境。农民向新政权大量提供了农产品，也就大规模吸收了新政权增发的货币。为弥补赤字而增发的70%货币中有50%左右被农民交售农产品拿走了。于是，大城市的政府手中有足够的农产品对抗被投机加剧的通货膨胀率。短短的几个月内，因农民在秋收之后向政府大量交售农产品而使国初危机基本上得到化解——城市的通胀率迅速下降，生活必需品供给充足。

　　所以说，是传统的小农救济挽救了刚接手民国大城市的国初新政权！

　　1950年的老土改怎么回事？很多人没有做宏观分析。

　　当然，任何一种制度的强制性演变代价都是巨大的。今天不用讲具体代价是什么？网上到处都是那个年代伤害了多少人。但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底层群众起来革命都会发生类似情况。

　　总之，这个土地革命催生的新国家新政权免于被恶性通胀所打垮，靠的主要是1950年代全国推进的土改。

　　此外，更何况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对全民的动员，中国成了世界上农民人口被广泛充分动员的国家。因此我们的国家政治建设参与度是世界最广泛的。在西方国家动员投票很难。但是在中国土改中所动员的农民参与度几乎是100%，甚至连长期以来没有地位的妇女，也因土地革命而被全面动员起来了。现在老一辈的人还有知道当年有“大识字班、小识字班”的。小识字班指的是年轻的、未成年的那些女孩子们，让她们去识字。大识字班则是成年妇女去识字。妇女识字运动，大生产运动等等这些做法，把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充分动员起来了。

　　请注意女性的重要性，在农村实际上实行的是家庭兼业化条件下的内部分工。因为家庭内部分工带来大量不计劳动力成本的工副业的生产，才使得整个城市生活必需品市场的供给是充分的，遂有市场繁荣，物价相对稳定，国初危机就如此度过。

　　所以，客观地回顾1950年代，是土改恢复了农村传统的小农村社经济，并且是家庭兼业多样化的这种传统经济的广泛存在，挽救了国初危机。

　　好了，我们一步穿越到1980年代，尽量把这个故事讲完整。

　　其实我们的土改并不是永远都是激进的。从当年的共产党加入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失败以后的演化过程来看，从来都是与时俱进的，它是在不断调整变化中的。毛泽东的土改，也是在激进土改和改良土改这两者之间随着不同的环境而做的调整。

　　我们再看整个东亚的情况。

　　应该说整个东亚在二战之后实行的都是耕者有其田——平均分地制度，所以整个东亚都进入了工业化。而没有平均分地的南亚、西亚，都进入不了工业化。

　　从这个角度来说，东亚和其他地区最大的不同在于社会稳态结构，一般发展中国家是菱形的，它的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而东亚社会因为分了地，变成了超稳态的金字塔形结构。到现在为止，东亚社会发生非战争形态的大规模社会冲突都少于拉美、南亚等等。这是土地改革制度所派生出来的结果。很多人都奇怪，比如像1960年的时候农民遭到很大灾难甚至饥饿死亡，为什么却不反抗？实际上很大程度是因为东亚社会的长期稳态结构，是经过农村财产关系变革以后形成的。

　　老土改之所以内在的具有“去依附”性质，跟刚才讲到的阿明理论直接相关，它确实是一次典型的“去依附”，使得整个东亚社会不能再用“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来看待。

　　当然，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条件下维持“去依附”有一定的难度，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在整个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三农都做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工业化怎么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是通过集体化获取三农剩余。相对而言，旧社会通过地主经济，新社会通过集体化，客观上都得有利于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2，1980s’新土改化解外债转化的赤字危机

　　我们再看1980年的新土改。

　　稍微往前说一点，中国所谓的开放是1970年代尼克松访华以后开始的。中央原来在1963年就提出要调整结构，把苏联留下来的偏军偏重的工业结构调整为农轻重比例协调的经济结构。当时就决定要上轻纺、化学工业，要上一般消费工业。但是60年代的外部地缘政治条件不具备，于是中国陡然转向三线建设。那就意味着要继续维护军重工业的“市场无效率”生产，因为军重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为了打仗，而且得打赢，把对方的资源占有，把对方的财富搬回来才算是有正收益，否则军重工业的维持是高成本的。

　　苏联东欧当年战略性援助中国留下的军重工业体系维护成本极高。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条件下60年代所谓的普遍贫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为维持军重工业体系支付了双重成本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到70年代，当中苏发生冲突，美国得到历史性机会“重新夺回中国”——这是美国的说法——尼克松说我去见毛泽东要先送他一个大礼，这就是解除对华封锁的背景。于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紧急制定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和技术，改造了中国传统的军重工业结构。

　　因此，70年代初期中国进入了对外开放。43亿引进很快就造成财政赤字过百亿，就跟拉美国家引进外资进入财政赤字危机类似，发展中国家70年代遭遇债务危机的道理是一样的。到80年代拉美国家的赤字危机爆发，中国为什么不爆发？就像我们刚才说2010年代中美都在增发货币，为什么两国都不发生通货膨胀？其中道理也是一样的。

　　毛泽东去世之后，华国锋继任，可以叫做“毛规华随”，华国锋继续引进，比毛泽东翻了番，他要引进82亿，实际引进接近100亿。而且华国锋原来说要慢一点来，8年引进82亿。结果各地都着急，华国锋又不能控制，于是把两年之内全部计划额度都引进了。结果造成70年代毛时代增加的外债没有解决，华时代的外债几乎是毛的2-3倍，到了1978-1979年财政就过不了日子——外债在中国体制之下直接转化为财政赤字。所以我们到70年代末财政赤字高起，累积赤字是财政总规模的大约25%，也就是说应当有1/4的财政需求是不能开支了。到那个时候也不能再宣称既有外债，又有内债。那怎么办呢？二次土改。所以就像毛泽东1949-1950年全面土改一样，1979-1980年邓小平搞了第二次土改，做法还是给农民按家庭人口平均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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