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生态文明转型和乡村振兴战略 ——两山理论与三变改革

补充一个问题，西峡县的的目标客户是谁？答案应当是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按照现在的统计口径，中国有3～5个亿的中产阶级，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有大量的资金存在银行用不出去,从而形成资产剩余。2019年因为实体经济产业不景气、大量资金用不出去，出现了金融供给侧改革。从2015年工业供给侧改革开始，相隔两年提出农业、金融的供给侧改革，说明我们的执政党对于复杂形势，逐渐的形成了一个体系性的认识。实体经济不景气时，把实体产业的过剩能力用来改造农业，当农业产业也过剩的时候，大量资金存在了银行，就导致了金融过剩。在相当多的山区县，贷存款比例只有50%，意味着有很多资金是闲置的，村集体事实上是用不着招商引资的，将“自己”的资产用活，比招商引资有用的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我们把三变改革对应习总书记的两山理论做一个分析，就知道下一阶段我们怎么具体操作本县的县域综合改革。

　　我们刚才讲到了村民变股东是符合公司化改制的要求的。把村集体进行工商登记注册成为企业，农业农村部可以设置一个特别法人开展各种经济业务，资产形成一定的规模，就要朝公司化方向开始经营发展。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与金融供给侧改革结合。因为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农业、林业等产业发展有严重的不适应。比如说猕猴桃，要三年到五年才能到盛果期，银行不可能对一个没有短期收益的项目做贷款。在山东调研的时候，正好遇见上茬苹果树进入衰败，需要换果树，如果仅仅依靠农户贷款，然后三年后还款，银行不给放贷的。还有一些项目，如林业三十年到五十年才能见效益，是很难得到贷款。农业的生产周期长与金融短期内收益的金融方式完全不对称。所以说，金融不能服务于农村的实体经济是因为体制不对称造成的。利用政策性的要求，解决金融和农业时间错配问题是很难的，需要设计一套过剩金融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制度。

　　山东烟台文登区做法是，要求本县财政为新提出的金融下乡制度做一个担保，即如果保险公司因为新政策执行而出险，新增出险额由财政兜底。当然，财政并没有直接注入资金，而是承诺兜底。保险公司有了政府的一纸文件，开始做农业总产出保险。烟台是一年一茬玉米，一茬小麦，总产出平均一年一亩地1750元，保险公司对总产出做出农业的保险。农户拿着保单，在银行能拿到90%抵押贷款，比房地产的抵押贷款高20%。资金下乡需要制度设计。第一个设计是财政和保险结合，保单用于抵押。保险公司不能监控每个农户的生产情况，乡镇一级成立农业服务公司，把乡镇所有的农业站所连同乡镇的农商行支行组织在一起，农商行是以县为单位作为法人的，农商行的主要利益产生于本县经济，所以要求农商行、供销县加上乡镇政府所主管的农业站所合组为农业服务公司，农业服务公司直接得到本乡范围内农业总产出的担保保单，但这个保单名义上属于农业公司。农业公司和各村村集体形成互相持股的股权结构，土地集中收储后，按照每亩的增量使用。比如现在每亩地400元的地租，提升到500农民就会愿意把地交给集体统一经营，集体拿到乡镇农业服务公司的保单，然后到银行抵押贷款。一个乡镇总有几万亩土地，统一采购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所得到的出厂价与零售之间至少30%的差距，这就是乡级服务公司的收益；各村的收益也得到乡级的分配，那村这一级把土地集中的时候打掉了田埂系数，我们过去土地分配好地、中地、差地都得各户分，田埂系统高达15%，如果大田统一分，那田耕系统在10%，当把各户的土地集体开展机械化作业的时候，田耕系统至少打掉10%，意味着土地增值也达到10%，土地产量有10%的增量，村集体只要把土地集中得到10%的田耕系数的增量。县级财政和保险公司做了一道结合，我们把财政与保险的嵌套，保险和乡镇服务公司嵌套，乡镇服务公司把乡镇得到的批零差变成收益，向村集体分配，村集体在向上得到保单，形成一套县乡村三级制度设计。县域统一安排体系，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村集体改制了为公司，可以通过发债的方式对县内的过剩投存，银行放不出去贷款就没有利息，还得向存款户支付利息。

　　村级有庞大的资源性资产，但要有资金投入开发，才能够形成收益，村集体可以按照一定百分比规划资源性资产的开发，以村、公司的名义变成县内债券，然后交给县级平台公司。（县级平台公司是由财政、农担公司、保险公司、农商行、供销社，还有县内有一定发展条件的大型国有企业组成）平台公司代村级公司发债券，直接由对应的银行来买债。可以先在国家批准的实验区开始试验这套做法，把一个县的金融供给侧改革基本落实。金融供给侧改革主要是金融体制和农业体制之间的不匹配。上海、深圳大概是集中资金度最高的地方，等于是我们的资金等于被人家用了，怎样把资金用在本地，需要进行改革的。

　　总书记关于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实现产业生态价值化的一个理论，要落实到各地的乡村振兴实践当中，通过三变改革的方式发育一批村级集体性质的公司，再和县级的多种金融工具嵌套形成的县级开发平台结合。很多地方县级都有地方平台，但是很多县级平台是融资的，没有把生态资源变成资产，作为一个可以资本化融资的一个平台。习总书记的指示讲得很清楚，生态资本深化才是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的重要市场。我们现在提出的一套方案，就是利用金融供给侧改革金融帮助金融机构找到供给侧改革的方式，正好和生态资源价值化结合。双方体制错配，所以金融大量剩余用不到县域经济的综合发展，所以这些年我们才到处去做调研研究，把各地的经验采集过来，包括咱们这，也向你们学习，拿这些经验来形成一个有可能深化县级综合改革的方案。有这种方式，我们不仅能够有效的推动三变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消除所有的空壳村，都变成规上企业，每个村的规模足够了，然后进一步以这些规上企业来支撑县域的综合开发，在配合金融供给侧改革，我们的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落到实处的条件就实现了。同理如果我们这样的股权设置是多元化的股权设置，那我们就会产生多元的财产关系，而多元化的财产关系又恰恰是治理有效的基础。

　　2.做好权益分配。

　　关于治理和管理的概念。文件说治理我们就是治理，其实我们脑子里还是管理。管理是自上而下的系统，治理是多元互动叫治理。多种社会主体互动形成的关系是治理关系。从公司制理解，大量的私营企业上市变成大众投资，上市企业变成公众企业，因为是公众企业不能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于是改变公司治理。大公司上市得有三分之一是非执行独立董事，代表社会利益和小股东的利益，监督大股东的行为，这就是所谓治理。公司治理必须是多种不同的主体，股权董事是由出资决定，而非执行独立董事是治理，体现了社会关系。乡村治理的有效，只有把村级的资源性资产、资金性的股金变成多元投入，才有可能完成治理的良性结构。需要提醒一句，政策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偏差，希望大家务必记下来：我们在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时候，股东往往是按照一段时间内的户籍决定，只要户口在村内就是股东，这样的标准是极其有害的。有些地区政法委的同志讲，按照户籍身份确定的单一股权，造成了大量的上访告状。于是，我们现在的设计是多种不同的股权，比如政府部门在村里的固定资产算成股金，政府部门就有了这个村的股权，水务局、公路局都可以有股权，并且享有监督权，但是股本在村里不能有收益，不能转让；其他投资人的投资可以做成优化股；如果村里有贫困户，扶贫款可以作为特殊股，有倍加量的收益；如果村支书任期之内能让资产保值增值，可以设置激励股，按增值部分给股权；还有管理股、贡献股等多种股权。

　　上市公司在正式上市前要先进入一级市场谈判，协商对价形成一个合理的价格，所以一级市场不对外。集体经济最终形成资产定价，在资源变资产的时候，形成的是内部的对价关系，不是外部的交易定价。当集体资产改制成为集体经济后，完成内部定价后，建立专业合作社，把经营交给专业合作社。集体不管经营，只管资产的保值增值，类似于国资委的性质。有些业务需要长期融资的时候，下一步做的第三级市场。

　　3.生态资本转化。

　　习总书记提出的生态资源价值化如何实现的理论？

　　举个例子，贵州有一个县，这个县的横断山区的山势分水岭朝南，热空气进来之后闷在山口走不了，比南热亚带气候更暖湿，比较适合种植黄花梨，一株黄花梨的市价是一百万到两百万，一亩地能种植100株至200株的黄花梨，产值可以达到一个亿至两个亿，但需要40-50年，有哪个银行会愿意投50年的项目？没有。所以公司就把土地包下来向农民支付地租，然后和当地政府做了一个规定—单株定价，一株黄花梨只要在三年的成活周期内稳定下来，就可以进行单独定价。投资人以单株定价的方式投资一亩地100株，首付100株黄花梨的价值量可以到本地产权交易所做长期价值量交易，投资人可以拿作交易，分段交易。分段交易发生的时候相当于期货交易，但这就意味着资本市场开始发挥作用，来投资的人并不是为了最后交割的50年之后黄花梨，交易的分段交易的预期增加值，预期增加值即可以做多、也可以做空，就意识着在名贵林木的单品交易上形成了长期价值量交易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交易，这其实是生态资本深化的实现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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