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大建：生态文明仅仅是环保？其实，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长”这样

 

　　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一位”。但是从目前来看，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解读生态文明的研究工作还不多见。很多人仅仅把生态文明理解为环境保护，甚至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这其实就是没有将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联系起来看。因此，加强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对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用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通用语言解读我国生态文明的思想、政策与实践，讲好生态文明的中国故事，有助于推进联合国2030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二是将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成果新思想融入我国的生态文明，可以深化生态文明的理论、战略与政策，更好地建设美丽中国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最近10年来，特别是2012年联合国召开里约+20首脑会议以来，国际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新成果新思想。这些新成果新思想可以概括为对象、过程、主体三个维度。

 

　　（一）对象维度：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发展与环境压力脱钩。这种脱钩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脱钩，这是提高资源生产率问题；二是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脱钩，这是提高经济的服务效率问题。我国过去40年来，在经济与环境之间的资源生产率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未来需要在经济与社会之间的服务效率上做出相应的进步。

 

　　从对象视角看，生态文明包含了环境与发展、生态与文明两个方面，没有经济社会文明提高的资源环境保护不能认为是生态文明，没有资源环境保护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不能认为是生态文明。现实中存在的一个误区是，人们常常将生态文明拆解，而没有意识到它是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合，导致有文明无生态或者有生态无文明的认识或做法，前者表现为以GDP为导向的唯经济增长，后者则是将生态文明等同于环境保护。例如，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常常自称是或被认为是生态文明好的地区。实际上，从生态文明的视角衡量发展中地区，应该看生态环境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衡量发达地区，则应该看经济社会发展是否资源环境友好。

 

　　（二）过程维度：可持续发展要进行因果链的全过程变革。简单来说，就是如何看待经济、社会、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从因果关系看，人们对经济、社会、环境三者关系的认识及其思想演进，存在四种不同的处理方式。①增长模式。环境被看作是经济社会的微不足道的子系统，这是197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前国际发展思想的主流。②并列模式。经济、社会、环境在可持续发展中是并列关系，环境问题得到重视但是强调末端治理，这是1972-1992年间的思想主流。③相交模式。注意在经济、社会、环境的交界面进行改进，但是物质效率提高与物质规模扩张之间存在矛盾，这是1992-2012年间的思想主流。④包含模型。即经济社会发展要与资源环境消耗绝对脱钩。

 

　　从过程视角看，生态文明是超越末端导向污染治理的新环境主义或深绿色革命，生态文明强调的压力—状态—对策管理方法，要求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处理，从被动的救火式事后治理，转化为主动的预防性事前防范。在这方面，常见的一个误区是，人们常常强调发展模式不改变下的末端环境污染治理，忽视了源头导向和全生命周期的物质流和能源流控制。

 

　　（三）主体维度：三个层面合作治理推进可持续发展。2012年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强调可持续发展需要扩展成为经济、社会、环境、治理四位一体的体系，合作治理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有学者2012年提出可持续发展需要三个层面的合作治理。第一层面是宏观管理和社会管理，第二层面是组织合作和公私合作，第三层面是公众参与和个体管理。可持续性发展把合作治理纳入理论体系，是要发挥各种组织的作用以及公私合作等混合形式，通过共同目标下的各自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主体视角看，生态文明的发展涉及政府、企业、社会、公民等利益相关者的上下互动和广泛参与，而不是把生态文明归结为政府单主体的意愿和动员，甚至只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意愿和动员。这方面的相关误区在于，人们常常强调生态文明是资源环保部门的工作，而不是多部门的协同合作和全社会的网络治理。由此，对政府的管理方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政府体制在目标和手段上常常存在冲突，生态文明特别需要政府管理从碎片化转向整合化。一是目标的相互增强，有不同目标的部门，例如发展部门与环保部门，需要在生态与文明之间找到交集和平衡点。二是手段的相互增强，政府的管理手段通常包含规制、市场、公众参与等三种方式，不同手段之间应该相互支撑。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用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成果新思想解读生态文明，可以消解目前我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些认识误区，可以为生态文明深化提供新的理论启示，从而增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在国际上的话语能力和说服力。同时，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念建构和实践经验，也可以为深化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出2020年后分两个15年，到2050年与我国现代化相适应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并给出了具体的指标。那么，中国要建设怎样的生态文明呢？

 

　　目前，世界上关于生态文明发展主要有三种模式。在这里，我简称为A模式、B模式、C模式。

 

　　（1）先增长后绿色化的A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一个国家先从低人类发展低生态足迹进入高人类发展高生态足迹，然后再降低生态足迹进入高人类发展低生态足迹的目标区域，这是发达国家的先褐色后绿色的发展模式。发达国家人均GDP普遍在3万美元左右，人类发展指数在0.8以上，但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在10吨左右，人均生态足迹普遍超过地球生态供给能力两倍及其以上。这实际上走的是高消耗高污染高增长的发展道路。

 

　　（2）跨越式进入目标区域的B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人们希望发展中国家能够从低人类发展低生态足迹状态，一步进入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高人类发展低生态足迹。这意味着在提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生态足迹。理论上，这样的思路看起来有道理；但是实践上，常常走不通。因为跨越式发展的B模式常常需要有高度的思想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而发展中国家总是受到旧观念、旧制度、旧技术等状况的抑制，有效法先行者的惯性。

 

　　（3）追求有绿色竞争力的C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人均GDP达到2-3万美元，人类发展指数达到0.8以上，人均生态足迹有走高的趋势，虽然超过地球人均生物承载能力，但是严格控制在不超过全球人均生态足迹水平即2.6地球公顷之内，特别是不超过发达国家的人均3.5地球公顷。这是一个宏伟的绿色发展目标，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就意味着我国用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生态足迹达到了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

 

　　对于中国来说，发展C模式是相对可行的。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相对于西方国家后工业化社会的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是要把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结合起来，或者说是用生态文明的原则来改造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文明，中国式生态文明的实质是新工业文明问题。概而言之，我国未来的发展，既不是沿袭传统的工业文明，也不是提前进入后工业化的生态文明，而是要走出自己特色的生态化的工业文明道路来。未来20-30年生态文明的主流，应该强调三个融入：一是融入新型城市化，强调城市发展要从空间蔓延、物质浪费转向空间紧凑、物质集约；二是融入工业化转型，强调产业发展要从线性经济、高碳经济转向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三是融入现代化生活，强调生活模式要从拥有导向转向共享导向。

 

 

　　在演讲最后，我想结合我们手头要做的工作，谈一下实践中如何将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相融合。

 

　　大家或许知道，从今年开始我国要研究制定第十四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这是面向2035年现代化基本实现阶段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传统上，五年规划被认为主要是发展规划，有关合作治理的内容不多。但事实上，生态文明的目标，浅层次看是发展层面问题，深层次看则是治理层面问题。因此需要在2020以后的五年规划编制中，强化合作治理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我想先简单回顾一下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五年规划。在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方面，表现为一个由浅入深的演进过程。粗略研究一下，可以发现，“六五”“七五”“八五”规划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增长模型，社会发展得到重视，开始与经济增长并列，但是没有单列的资源环境部分；“九五”“十五”规划的指导思想是并列模型，由于引入了可持续发展概念，资源环境部分开始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并重，但是仍限于末端污染治理等内容；“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是相交模型，开始强调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能源强度和资源生产率等概念，绿色发展从经济社会过程的末端进入到源头；“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开始显露包含模型，强调了生态红线和生态功能分区等概念，要求用生态红线倒逼发展模式转型。按照这一思路，“十四五”规划研制中，应从生态文明全覆盖全渗透的角度处理经济、社会、环境、治理四者的关系。

 

　　我在前面提到，未来五年发展规划的制定要把合作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怎么结合？首先是要加强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政府间合作与整合，包括规划整合、体制整合、政策整合、指标整合等内容。

 

　　——在规划整合方面，五年规划要能够超越传统的资源环境领域，进入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包括在资源环境部分强调红线约束和生态门槛，在经济增长部分强调内涵提升和改进效率，在社会发展部分强调生态公平和绿色消费，在合作治理部分强调适应性管理与减缓性管理双管齐下。

 

　　——在体制整合方面，有两个方面的内容需要加强：一个是发改委等综合部门应该更好地进行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个生态文明的工作，而不是简单重复资源环境部门的事情；另一个是各个发展部门应该把生态文明融入专业领域，促进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生态化和绿色化进程。而传统的资源环境部门除了进一步做好末端治理的防守工作之外，应该更好地加强生态红线、环境底线、资源上限的把控，倒逼各个领域的发展模式转型。

 

　　——在指标整合方面，要加强将环境与发展整合起来的复合指标，例如在绿色增长方面，可以用单位土地的经济产出、单位能耗的经济产出、单位水耗的经济产出、单位废弃物的经济产出等资源生产率指标测量绿色经济的发展水平；在绿色发展方面，可以用单位生态足迹的人类发展测量地方生态文明的发展水平和类型；用发展与环境的相对脱钩、绝对脱钩说明生态文明的发展状态等。

 

　　——在政策整合方面，面向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和政策设计要有“确定规模、分配产权、市场交易”三个环节，由于生态规模和公平分配是在市场之外由政治机制和管理机制决定的，因此这是一个将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整合起来的合作治理过程。

 

　　其次，加强组织合作与公私间的界面管理。在生态文明进程中，组织层次的战略创新与协作创新，一方面需要在自身层面加强面向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组织变革，另一方面需要在组织之间加强有利于生态文明的界面管理与公私合作。

 

　　在组织合作方面，今后五年规划研制要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政府组织发力，更需要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自下而上的广泛参与。生态文明需要协调整合所有组织的力量，每类组织在生态文明中承担起与自己业务有关的责任。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各类组织，不管有什么利益偏好，都要在组织愿景中通过追求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环境利益的整合去组织自身的特殊利益，在不影响甚至增加其他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组织自己的价值。在界面管理上，需要注意从内外部有交集的地方发现符合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三重底线的优先事项，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有利于生态文明发展的战略，然后进入有可操作性的计划、执行、评估等管理流程。

 

　　第三，公民参与生态文明的能力建设。在演讲一开始，我提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不能是单打独斗，而是需要与其他几大建设相结合。其中，我特别强调要与文化建设融合起来，开展有中国特色的面向生态文明的教育、宣传、研究与国际传播活动，培养公民参与生态文明的新伦理、新人格。具体包括从环境教育深化为生态文明教育，开展生态文明的全民终身教育，加强与新伦理新人格有关的知识生产与国际合作。要重视相关知识生产与知识创新，推动高等院校和人文社科深入开展这方面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加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可持续发展新思想之间关系的研究。例如，生态文明新伦理的“四个需求”如何与可持续发展的“四个资本”形成对接，如何与马斯洛心理学关于人的发展的五个需求相对接，如何说明中国的“五位一体”建设与生态文明新伦理新人格的内在联系，等等。要与国际组织合作，用国际上接受和可以理解的语言讲好中国生态文明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故事，为国际可持续发展教育注入中国生态文明的思考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