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环境省3月份的调查，日本超三成自治体垃圾量超国家标准，相比2018年7月的调查翻了7倍。自中国禁止进口洋垃圾之后，各主要垃圾出口国的环境问题纷纷现出“原形”，以往以垃圾分类和回收驰名的日本同样陷入困境，为此日本政府呼吁地方自治体减少制造垃圾。
以往，我们总是把欧美日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平衡状态归因于它们技术和制度上的某种“先进之处”。比如，通过垃圾分类和回收技术对垃圾进行减量化和资源化。又比如，通过对垃圾处理的定价和收费来更好地激励消费行为的转变，等等。然而，现出“原形”的各垃圾出口国让我们看到，原来它们的绿水青山背后是因为存在着中国这么一个巨大的垃圾进口市场。那么，这些国家一贯秉持的发展理念还是不是通向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解决之道呢？
应该说，从技术和制度等层面来解决垃圾及其衍生的环境问题，的确符合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经验。从理论上看，垃圾造成环境问题本质上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上的一种“失衡”，是技术和制度的缺位造成了环境要素的错配，扭曲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决策。在实践上，我们也容易观察到一个引入先进技术(如垃圾变废为宝的回收技术)和严格规制(如垃圾分类的绿色账户制度等)的社区，环境质量和生活品质相对会更好。长期以来，我们也正是从技术和制度两方面双管齐下，在不同程度上理解和解决垃圾与环境问题，国际与国内部分城市实行的严格垃圾强制性分类制度，就是“技术和制度决定论”的最好例证。
然而，垃圾问题并没有在技术和制度决定论下得到根治。一方面，从技术和制度两方面入手解决垃圾问题本身存在巨大的代价。以垃圾循环回收利用为例，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美好的技术和制度体系，也在国际社会推行多年，但却迟迟无法真正形成良性的自我循环。纵观世界各国，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循环产业和经济可以摆脱政府补贴的外部输血。这说明，通过技术和制度手段降低垃圾环境成本的同时，社会经济实则在另外的层面上付出了代价。
另一方面，从技术和制度两方面入手解决垃圾问题还碰到最难打败的一个“敌人”，那就是“增长”。面对全球经济数十年的持续增长，垃圾问题实则不减反增。其表面原因在于，技术和制度所产生的有限垃圾减量效应已经跟不上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垃圾增量效应，这一点在所有快速发展的城市和乡村地区都有明显体现。更深层次的根源则在于，寄望于局部技术和制度变革改变垃圾困境的努力，完全消解于既有发展模式的强大惯性。
讲求效率优先的发展模式有没有错？从人类发展的大历史看，并没有错，没有效率的种群终将都被历史淘汰，但将效率作为终极目标的发展模式下，每个微观个体就会盲人摸象般只知局部而不知整体了。有效率的生产、有效率的消费，所有看似有效的市场行为叠加的结果便是，每个个体都最大化自身的福利和利益，进而忽视那些可能对整体带来威胁的变化。
比如在垃圾问题上，就个体而言，可以采用最好的技术，也可以遵循最严格的制度，但技术和制度都无法阻挡个体对福利最大化的追求，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个体对技术和制度的服从，反而会转化为更多的消费和生产。从笔者在欧美日等国的生活经验中就可以发现，在追求极致的垃圾制度环境中，消费规模及其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其实并没有明显的下降。
回到问题的起点，洋垃圾进口禁令带来所谓的国际垃圾争端，其本质是，中国在全球贸易过程中承担了大量的隐性环境成本，并在客观上掩盖了欧美日发达国家现有发展模式的某些不足和弊端。我们认为，人类理应是命运共同体，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发展理念，才是通向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
(作者是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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