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 徐增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

　　在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既注意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适性，又能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因此他创造性地探索出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为探索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出路，毛泽东十分重视实地调查，如20年代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30年代江西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40年代主持的陕西省农村调查等等。这些调查不仅为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据，而且在调查方法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批判了梁漱溟等人的观点。主要代表人有陈翰笙、薛暮桥、千家驹、孙治方等人，他们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上，因此又被称为“中国农村派”。他们认为梁漱溟等人看到了农村问题，但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因此不可能有医治问题的良方。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实际从事社会调查，正确认识到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有效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正确思想，从而产生了20世纪上半期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最辉煌成果，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3.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的研究。本世纪上半期，一些学者从学术上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并为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提供了思路。这一研究由于属于纯学术研究，因此被称为学院派。1926—1927年间，李景汉就曾指导燕京大学的学生对京郊挂甲屯等四村160户家庭进行调查，并于1929年出版了《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1933年李景汉又根据自己以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调查部的同仁进行的定县调查出版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当然，在这些人中，最典型的是费孝通，其主要著作是《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1936年出国留学前，费孝通在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细致调查。此后，在其导师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写出了题为《中国农民的生活——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的博士论文。这本译成中文后改称《江村经济》的著作不仅从社会学角度深入细致地描述了中国一个村庄的农民生活，而且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观点：以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

开弦弓村是一个农业加手工业的典型社区。费孝通通过调查注意到农村中农业、家庭副业和乡村工业的关系。在他看来，传统中国农村经济具有工农相辅的内涵，农业和手工业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时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现代化不是凭空而来的，要在传统的底子上建设。中国农村的发展必须注意到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归，其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人民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的乡土重建既不能复制西方，也不能复归传统，而应在传统力量和新的动力相互作用下依靠民众去解决。

　　通过一个村的深入调查和研究，费孝通准确地把握住农村的基本问题，认为“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4]（p200）。 从这一意义上，费孝通赞成中国共产党以制度革命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但他认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平均地权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问题，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恢复农村企业是最根本的措施”[4]（p202）， 即走乡村工业化之路。这种农村企业就是深藏于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中的“草根工业”。

　　回国后，费孝通与张子毅等人一起，调查了昆明滇池附近的禄村、玉村和易村，并先后写出了《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乡土重建》等以农村社会学为主题的理论著作。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深入解读了中国传统社会，认为中国是乡土性社会，乡土社会的核心是“土”，人和土地的关系构成中国的特殊性。他总的思想是，以工业重建乡土，进而解放农民，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并最终解决中国问题。改革开放后的实践证明，其思想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国外力量的介入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世纪上半期，一些外国人也开始涉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这种研究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性研究。这主要是当时一些在大学任教的西方学者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对中国乡村进行的学理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1920—1925年，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卜凯对中国7省17县2866个农场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详细调查。1933 年他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他通过调查发现，中国的贫困在于农场面积的零细，生产力的薄弱，总根源是人口过剩，人口过密。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实行人口节制。　1925 年上海沪江大学的美国学者库尔普（ DanielKulp）带领攻读社会学的学生对广州潮州凤凰村的家族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南部中国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

　　另一类研究是为本国制定政策提供依据。从研究角度看，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费正清。费正清是个“中国通”，在中国居住过很长时间。在《美国与中国》这部书中，他将中国视为两个不同的社会，一个是都市，一个是乡村。在中国乡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中，乡绅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国家与农民的中间人，是乡村社会的实际统治者。其研究成果对美国政府从主要扶持中国中央政府转而关注地方实力派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早在1907年日本就在大连设立了“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其主要目的是搜集中国的社会经济情报，从而为制订侵华政策提供依据。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的主体是乡村，是农民，要真正征服中国，就必须征服农民，要征服农民，就应该了解农民。因此，他们将调查的重点放在对农村的调查上，其调查范围和内容也随着侵华范围的不断扩大而扩大，涉及全国大多数省份。主要调查方式是在全国不同地区抽样调查村庄，包括村庄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获取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据统计，目前在日本及美国的大学里保存的满铁调查报告和文章有10514种之多。 现已出版《中国农村惯行调查》（6卷）。关于这些资料的学术价值，国内外学术界有争议， 有的认为这是日本为侵华的需要进行的，缺乏科学性；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虽然满铁的调查是为日本侵略服务的，但是这些资料是值得重视的，是了解和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社会的宝贵资料。美国著名的华裔学者黄宗智先生就认为，满铁资料不失为用现代经济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一组数量最大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资料。它们的质量，甚至可能高于本世纪前半期世界任何其它小农社会的有关资料。现在国内外有不少学者正在利用这些资料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社会进行研究，有的成果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当前国际上影响很大的杜赞奇的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就是利用满铁在华北调查的几个村的资料写作的，朱德新也利用满铁在山东和河南的资料分析保甲制度，出版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1994），曹幸穗撰写的《旧中国东南农家经济研究》也是在满铁对江苏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总之，满铁的调查资料是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的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的很有价值的资料。

　　50—70年代：国内研究的停滞与国外研究的进展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由于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在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之后，迅速转入农村集体化。从此一直到70年代末，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认识的主线是围绕农业集体化展开的，并由此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重大分歧和争论。

　　土地改革后的农业集体化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增加生产，解决日益增多的人口吃饭问题；二是为工业化提供积累；三是实现大体均等，避免两极分化。集体化对中国来说的确是一场革命。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都是以户为单位，既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本位，也不同于苏联有村社集体共同生产的传统。但是，受苏联模式影响，我们对集体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认为集体不仅是生产资料的集合，而且是劳动的集合，以致集体的规模愈来愈大，由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一直到人民公社。由此就脱离了中国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以户为单位生产的国情和传统。先是1955年左右出现了所谓“生产力暴动”，农民以破坏生产工具等消极方式反抗急剧加快的农业集体化。但这种反抗是无力的，因为农民的土地是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取得国家政权后分给农民的，加上相当多数的农民对党的号召寄予厚望，有要求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所以，集体化进程总的来说比较顺利，生产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特别是通过人民公社这种集中劳动和集体分配的方式，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近7千亿元的资金，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 做到了大体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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