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三农”问题的本土化思路

　　为什么主要是流动人口犯罪？这应该属于一种社会性犯罪，因为大批农村人口离开了社区财产关系制约，离开了社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制约，离土离乡出来后受到歧视，又没有组织，任何个人的冲动都可能导致犯罪。而且原来是“个体复仇”，现在变成群体性的。例如万州事件，就是典型的从个体性的冲突演变成群体性的事件，短时间就出现社会暴乱，最后不得不出动武警，使用催泪瓦斯，橡皮子弹……

　　农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户占有产权，这种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拴住了农民人口，使之不至于形成大规模流动条件下的贫民窟，不至于引发社会性犯罪和动乱。但是流动人口增加所导致的刑事犯罪增加是必然规律，不是教育问题、法制建设问题。所谓约束，在农村社区内部是自然天成的，而一旦变成流动人口，进入所谓现代社会之后，必须有一个庞大的警察制度维系的社会治理，导致高成本的政治制度，但那也未必能管得住。

　　人们说美国的制度好，我去美国十多趟了，有一回开车迷了路，在一个小区里转不出来，转了刚第二圈，两辆警车把我截住。他怎么知道我在那儿转呢？可见警察系统很灵敏。还有一回我过十字路口，稍微速度慢了一点，被别人撞了，我下来刚想跟他“理论”几句，警车来了。谁报案了？警察登记后是保险公司来解决问题。现代法治社会就是靠这种警制维持，高效，却也是极高成本的。

　　法治社会靠警制支撑。如果照搬这种事情，我们有钱撑得起高成本的警制吗？没有警制，这套现代法治怎么玩？所以我们看农村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单纯谈中国的农业问题谈不清楚。小农平均占用土地这种基本制度的作用根本就不在农业上，而在维持社会基本安定，这是它最大的制度效益。

　　20世纪前50年打了三次仗，后50年经历了三次所谓改良式的改革，为什么领导人都坚持给农民平均分地，而且说“土地不许动”？领导人明白，动则大乱。只要不去夺农民的地，不去抢人家媳妇，不给人加重负担，农民就不反抗，大部分是在村里呆着。这是一个多大的社会蓄水池，蓄积着多少矛盾不爆发？

　　中国现在13亿人口，将来16亿。这个社会矛盾只会不断增加、不断恶化。谁能稳得住，那是天大的本事。老外不用这样稳，过剩的人口经过殖民化转移出去了。中国人有这本事往外转移吗，没有，只能在这么点地方容纳十几亿人。十几亿人口如果是在欧洲，早打翻天了，在中国却没打翻天，最大的一个稳定器就是现在的土地制度。

　　城市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

　　1980年代时，北京户口值多少钱？无价。1990年代初北京郊区一个户口卖20万，那是等价交换，意味着一个人进城带来的城市财政增加对你的开支，包括交通、教育、医疗、社保等，大体等值20万。为什么一般的中小城市的户口价值等而下之？因为政府能够提供的财政保障是越来越低的，到县以下基本没有了。再后来，县以下放开户口也没人愿意要了。了解了这些过程再看，城乡二元结构难道就是个户口问题吗？不是，是户口背后隐含着一系列的城市体制问题。城市的体制没有深化改革，如果简单地取消户口，带来的问题往往大于解决的问题。

　　不能简单化地给“三农”问题开药方。

　　有人说，只要我们尊重农民意愿……我做了20多年农村调查，也长期强调尊重农民意愿，可是不能绝对化。同理，也不能简单地看是否在理念上认同给农民以国民待遇。

　　中国的“三农”问题将会长期存在，直到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达到，也未必能实现预期的城市化目标，不妨以十五计划执行头三年为例。

　　中央给国家十五计划提供的指导意见中，首次强调“以人为本”。后来的十五计划提出每年新增就业至少应该比新增人口多，那时新增人口大约1100万，所以提出每年新增就业1200万。可十五计划执行三年了，经济高速增长，到2003年达到9.4，国外的分析甚至认为是13点以上，但是，新增就业每年却是下降的。十五第一年大概1000万多一点，第二年降到900多万，2003年尽管GDP增长率最高，但就业不到900万。2004年GDP达到9.6，就业才略有增加。

　　连经济高增长都并没有带动就业增加，那城市化率怎么提高？近年来所谓城市化加快的结果，却造成数以千万的农民失地和城乡差别的进一步加大。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户口问题，背后隐含了大量的城市体制问题和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2004年出现的民工荒延续到了2005年，国内外的人们都很奇怪，既然中国劳动力过剩，怎么会出现民工荒呢？客观上，到东南沿海地区打工的人数总量并没下降，出现民工荒是因为有些企业过分压榨了民工的劳动剩余价值。尽管今天在理论上不再讲剩余价值。但是城市人的人均收入这十几年来提高了多少？至少是成倍增长了；可农民工的工资呢，据说广东做了调查：12年只增长了86块钱。而物价呢？此外，延长工时算不算，假日不给休息算不算，这些都没有算进去。不管理论界怎么说，最终还是导致民工得到的收入，连起码的住房、起码的生活开支都不够，由于收入低到维持一个劳动力简单再生产都不够，所以他不干了。

　　农民工不干了，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在广东这一带大量犯罪，拦劫大巴，抢人，街上杀人……警察即使不消极怠工，也难以控制局面。继续这样下去国无宁日。今天的很多问题事件，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接着又出现长沙那个毫无道理的爆炸，无辜的人牺牲生命。人如果长期被歧视，像陀斯妥也夫斯基写的那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就要搞反社会行动，类似这种事情不胜枚举。

　　有鉴于此，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三农”问题，进入新世纪以后，它已经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已经是关乎中华民族能不能稳定地可持续地走下去的问题。因此才不能信邪，别简单化、庸俗化的去信那些万金油或者灵丹妙药，不妨先重视地方的实践，为基层多做一点实事。

　　现在中央采取的措施可以称为“均田免赋”，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但农业税一旦取消以后，基层治理将弱化，乡村债务问题也将爆发。这时候，农村各种非正规组织，包括家族势力、流氓或者黑恶势力，可能趁虚而入。这时候，如果我们不抓紧帮农民发育健康的社会中介组织，农村怕就稳不住。

　　因此，一方面要把科学发展观这个重大战略转变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要稳住农村。只有把“三农”困境缓解了，中国才过得下去。（凤凰周刊2005年09期(总178期)）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