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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贵:中国三农问题政治经济学

时间:2005-05-11 22:28:13 作者:李成贵来源:《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五年四月号阅读:14379


  

  二、中国农民:弱势群体

  

  自从三农问题日趋突出并成为公众话题以来,(农民是)弱势群体这样一个关键性术语,便流行开来。然而,至今还很少见到有关於此的完整论证。我以为,中国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表现和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释和观察。一则是农民自身的局限性,这要从历史传统及农民职业特点等多方面加以理解3;二则中国的国家权力构架下,国家完全主导社会,农民的政治活动空间和组织行动能力被压抑在极为狭小的范围内,这样就使得先天不足的中国农民变得更加缺乏社会活动能力,不能形成对政权的破坏力,进而不能形成政治压力。就像个人需要社会建构一样,农民先天之本本已不强,后天又受到体制性的压抑和束缚,弱势者形象和命运便由此而确立。

  

  (一)农民自身的局限性

  

  1、农民的保守倾向

  

  从文化批判和现代性建构角度看,农民总被视为落后和消极的力量。陈独秀、晏阳初等人都曾指出中国农民身上愚昧狭隘眼光短浅的顽疾,鲁迅则塑造了润土这一麻木愚钝的农民形象,这些都被认为是阻碍中国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这种总体性的评价,当然不能反映农民精神特性的全貌,因而受到了不少学者的置疑和反驳。的确,我们还应看到农民身上的另一面,即农民所特有的勤劳质朴,这是现代社会中的稀缺品行。在我看来,中国农民一向务实而重行,不长於抽象理论,也很少巧佞的辞令和一切浮虚的东西。他们无分寒署、整年地自早至晚茹苦耐劳,孜孜不息地勤奋做事,顽强地推动着小农经济向前发展。中国的农业实际上是一种过密型增长(overdue increase),在劳动投入边际产量降到零点前,农民会持续地投入劳动,虽不能取得效益的最大化,但能够实现总量的最大化,从而能应付沉重的人口压力。中国农民的勤劳,无论是在乡村田野,还是在城市工地,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中国发展最可靠的基础。如果与另一人口大国印度相比,我们就更能发现这一点。印度也从来是农民?拙?蠖嗍?模??《扰┟穸韵邢镜钠兰酃?撸?睹挥兄泄?┟袂诳欤?幌裰泄?┟衲茄?⌒某隽Γ??运?堑纳?孀刺?恢狈浅6窳樱?⒃诤艽蟪潭壬系贾铝苏?龉?业穆浜蟆?r

  

  但是,在我们讚扬农民勤劳质朴的同时,不能否认农民愚昧和保守一面,这并没有脱离了事实,而且不能不说,即使到了今天,农民身上落后的一面,也还是很容易观察到。而这一点恐怕需要从农民的职业特点和历史传统加以考究。

  

  农业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农民处在周而复始的春耕秋收的时间流程与狭小固定的土地上,很少存在不确定性,在关键性技术、制度、经济和文化变数上长期变化甚微。一则,传统农业知识和技艺通过口头传授和示范而得以代代相传,在长期内缺少意义重大的发明,仅局限於量上的累积和修补。再则,在传统农业中人们对拥有或获取经济物品和服务的偏好和动机长期保持不变。这种变化缓慢的社会里,人们更为关切的是维持传统,并期望把那些具有实际效用的标准行为传之后人,超越个体有限的生命周期。在传统农业运行过程中,农民从他童年期就开始学习那些被许多代人证明是可靠的经验和技术,即把祖辈相传的农业经济过程中的有关规范内化为自己的人力资本。这种农业中,老农老圃对青年农民来说,相当於一位老师,在某些技术性较强的农活、天气识别及种植期选择等方面,青年人都应向长者虚心学习,但就大部分的技术和经验而言,是靠机械性的模仿就可获得的,正如熊彼特(1935)所言,是不需要「用脑来反应的」。

  

  很显然,在传统农业中,成为一个良农或种田能手固然是不容易的,但似乎也难以找到不会种田的农民。生产本身的技术特徵和环境决定了这一点。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推论,传统农业是一种以习惯为契机的「周而复始的经济(the circular flow )。其本质是,没有不确定性,农民事先就知道他的行为的结果,无须学会高深的统计和预测,日复一日,不变的经济机制可以教会他们所需的投入和产出量。周而复始,终会把行为转化为习惯,这是理性为自然立法的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农民在传统的模子里塑造出来,已习惯於缓慢的常规的运行机制,他们不需要创新,创新可被视作富人的奢侈品,技术进步的「水珠」几乎不会在乡村的画布上留下扩散的痕迹。而且,也不能高估传统农民的决策自由和决策权力,它们都是表面的而非真实的,因为农民尽管在原则上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掌握经营方向以及资源流向和组合方式的,但是,传统的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使他们几乎没有选择。这样便由此形成了希克斯(1969)所说的习俗经济。

  

  农民在传统社会的模子里塑造出来,已习惯於缓慢的、常规的运行机制。及至今天,科技进步和现代要素的投入极大地改变了农业的质态水准,市场的逻辑和力量愈来愈主宰着农民的命运,不断地改变着农业的结构、功能和属性,乡村工业的兴起、农工商一体化的发展和农民的流动则把农民从孤立的田野劳动中解放出来,带入了开放的产业体系和社会交往之中,同时一些人们所熟悉的乡村事物也已从视野中消褪,代之而来的是新的村庄构架和生活方式。但是,不到三十年时间所带来的变化相对三千年的历史传统,毕竟根底太浅,我们所看到的变化更多的是经济活动的外在变化,而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文化行为上的变化,还不可能是本质上的脱胎换骨,其保守倾向也不可能完全改变,而仍然是他们相对於其他职业者所特有的劣势。

  

  2、农民是政治意识淡漠的群体

  

  从政治角度看,农民基本上认识不到自己对政治体系和政府决策过程可能施加的影响或是应该承担的义务。他们瞭解情况不多,也不瞭解自己的利益,很难组织起来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利益,表现为他们受政府行动的影响,而不是积极地去影响政府的行动。他们可能被某个政党所利用,成为革命的工具,但只是工具而已,一旦完成作为工具的使命后,就会被打发回原来的世界。他们对革命和政治的参与,通常是因为受到了虚假的许诺和宣传的鼓动,而不是自发的行动。

  

  这些缺少文化、在社会阶层结构最底层的农民,倒是可能积极参与村庄一级的决策,并在农村社区内形成平民事务,参与社区的自我运行。可以说,农民在生活和人生中(态度、信仰和价值)只关心非政治性事务,而且对自己与国家政治过程的关系很少认识,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冷漠感。这种对政治事务和政治变革可能性的冷淡和敬而远之的态度形成了农民的保守主义的基础。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就此写道:「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於农村生活隔绝状态的冷漠态度。广大农民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强有力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强有力支柱。」

  

  从中国的农民看,他们曾经是长期的封建集权统治的基础,尽管有时他们也要起事,要揭竿而起,但那不过是冷兵器时代在没有活路的情况下的极端行为,常态的情况下,他们是政治的莫名其妙的观众和国家权力的俯首贴耳的受众,表现出的是低调的集体意识和政治意识。在历史上,早在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着手变法时,曾不折不扣地宣导「农战」政策,奉为国家富强之要政,原因就在於他的心目中,「民农则朴,朴则易用」,直接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即使到了今天,这种历史铸造的政治淡漠意识,对权力的驯服和膜拜,在中国农民中间,仍然是普遍存在的,成为一种显着的文化型态,并从根源性质上制约着他们的利益表达和对政治生活的参与。

  

  有一个有趣的例子,颇能说明问题:在鄙乡张北一带,我注意到,村民们对选举村委会热情极高,选举的几天,村子里人来人往,活动频繁,有谋划策略的(一般是不管两头,专攻中间),有打探消息的,有游说的,有负责送烟送酒的,还有负责骂人的(用一个没人敢惹的「大王爷」威胁给其他候选人投票的村民),甚至一个候选人的老婆成了最忙的人。村民们所以有如此之高的热情,原因就在於这是他们自己的事物,谁当村长与他的利益休戚相关。可是,也还是这些乡亲,每当电视中播放「新闻联播」时,就会匆匆跳下炕去改换频道,那些新闻似乎离他们太遥远了,外国的事儿则更是不着边际,看看热闹还可以,至於有甚么政治含义,那简直是无从谈起。这种情况,根据广泛的谘询,在全国农民中都具有普遍性。

  

  3、农民是容易异化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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