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明：社会化小农：生存压力与困境破解

　　农 民交往：如上文所述，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基础单位是村落，村落是由血缘、地缘关系结合而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圈。村民们的生产和生活就在村落社会中展开 并世代相袭。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这些村落逐渐进入城市的辐射范围甚至直接被纳入了城市的版图。传统小农村庄的“相对同质性共同体”结构和与外界联系较 少的局面已彻底被打破。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增多，因而人际交往对象和范围大为扩展。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与互动中，乡村社会中交往主体间的关系也愈加趋向于 多元化。同时，便利的交通和发达的通讯条件不断强化着社会化小农的交往范围，给当今小农带入到开放的社会中。这时，小农在社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悄然改变 了其交往行为和方式。农民已经处于一种流动跨度大、交往频率高的社会之中。这使他们面临着更大的压力、风险和挑战。另外，中国是传统的“礼仪”之邦，随着 社会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人情、礼俗”等方面的货币开支的无限增长无不成为农民的负担。

　　三、社会化小农与困境破解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认识到：社会化过程给小农的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和相互交往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活力；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即“货币压力”[1]。 “货币压力”导致当今社会化小农以获得现金收入为主要目的的趋向胜过传统社会的小农。因此，社会化小农被强制地带进了由生存压力导致的生存存在着更大风险 的当今社会之中。面对诸种困境，社会化小农必须寻求破解之道，他们对生活被迫进行重新抉择，外出务工是当前社会化小农的必然选择。同时，大量农民外出务工 恰能使农村土地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笔者沿着此路线分析社会化小农生存压力解决的可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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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困境破解方法之一：农民流动

　　随 着农地的逐年减少加上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多，农民的收入呈现“边际效益递减”之势，即黄宗智所说的“没有增长的发展”现象。继续在土地上追加投入，并带来收 入增长的情况几乎已经不可能。另外，乡村社会的货币收入途径及其有限，“由于当地资源已用到极限，村民们越来越被迫地寻求从外部资源中获取自己总收入的全 部和部分”[8]。因此，越来越多的小农从传统的“依土地为生”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走出狭小的“熟人社会”的村落，来到远离家乡充 满强烈陌生感的城市。这些解放出来的小农，为了赚得更多的现金收入，大部分是选择外出务工或经商。据统计，2004年跨区域流动农民工的人数占农民工总人 数的76%，其中跨省流动的占51%，在省内县外的占25%[9]。这些农民大都流向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华北地区和其它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会城市。这样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得到合理配置，农民收入也可以有比较大的增长。

　　受 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的制约，农民把有限的积累简单地投入农业，进而造成农村第三产业发展颇为落后；另外，由于制约乡镇工业、企业发展的因素很多，乡镇工 业、企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同狭小的农村社会相比，城市的大众传媒比较发达，这就使进城农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新事物。由于视野得到前所未有的 开拓，进城农民获取了前所未有的知识，从而提高了自己的认知水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此外，通过努力，流动农民都不同程度地改善了自己的经济地位，从而也提高了他们的自信 心。这就使他们逐渐从传统走向现代。有能力的流动农民返乡之后，带着积累多年的打工资金，利用局外人的眼光和基本准确的市场信息，通过和发达地区建立起某 种联系带回了人脉资源。利用这些优势和条件，部分流动农民返乡创业给农村社会带来了新发展，从而推动了农村工业化进程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其所在地成为推动 农村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农村社会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源。这样不仅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增 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时也为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创造了条件。

　　（二）困境破解方法之二：土地流转

　　诚 然，我们在倡导中国农业的产业化、集约化发展的时候，不应当完全否定小农经济持续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我们在提倡农业产业化、集约化发展的同时， 也应当清醒地预见到，不管将来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程度多么高，同样还是会存在小农经济。中国也需要适当保留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存在不仅是农业经济结构上的 需要，而且也是耕作文明持续发展的需要，同时还是社会生活多元化发展的需要[10]。在保留必要的小农生产的同时，使其他土地流转 起来，由一种生产资料变为资产，作为一种产权确定出来，进而使其资本化，则是农地集约化经营、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关键因素。土地流转是关系着中国社会由温 饱社会走向小康社会的一个关键环节。从当今形势看，农地流动是一个必然趋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改革开 放以前，由于中国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不能容纳过多的外来劳动力，绝大多数农民被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随着我国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曾几何 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与限制。“高于正常幅度的劳力，只能带来递减的边际报酬，边际劳苦则递增。因此诱发劳动的质量刺激会下降。”[3]174因 此，农民不断在固定的土地上追加成本和劳动，必然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劳动力严重浪费。有限的土地不仅不能带来更多的现金收入，难以使农民致富，而且不能 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造成黄宗智所说的“农业内卷化”①现象。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流动出去后，原来承包给农民的土地无法带走，这些土地无论是出租或转 让，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村土地集约化和规模化程度，增加了“热恋”地依附在土地上农民的土地平均拥有量，有利于农民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集体化农 耕的优越性，也许只在于大规模的合作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有利于留守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另 外，现今土地流转制度和措施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不完善之处。所以，政府应该在尊重农民意愿和保证农民利益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和加强土地流转制度建 设，制定有关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明确农民土地权利的界定，明确使用权流转的补偿标准及收益分配标准，妥善解决土地纠纷等基层难以解决的问题，使农 村土地流转纳入法制化轨道，确保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长期稳定，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和农村土地流转的健康、有序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和农业 现代化铺就一条理想之路。

　　四、思考与讨论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小农的生活逐步由“自给自足”的传统状态向市场化、社会化转变，实现了由传统小农向社会化小农的转变。通过对农业生 产、农村生活和农民交往等的考察，笔者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以来，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交往较之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生产社会化、生 活时尚化、消费时髦化的趋势。在此过程中，由于小农的日常生活处于高度开放的市场化和社会化体系中，农业生产成本、农村消费需求与农民交往开支与传统农业 生产收入有限之间存在张力。面对社会化给农户带来的困境，我们需要寻求新的出路。因此，各级部门应该努力寻找各种途径增加农民收入。

　　在 小农社会化进程中，农民自身应该不断提升自我生产、生活和交往的能力，政府则应该建立抵抗农业风险的机制，为农民提供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服务来提升 农民自身的能力。在政策和制度方面，政府要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和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政府需要提供农民生产、生活和交往所需要的基础设施。自2005年 起，在广东省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粤西等发展落后的农村建立了定点帮扶单位制度，广州海关根据广东省委开展“十百千万”干部下基层驻农村的部署和要求，解 决了地处两广交界偏远山区的郁南县石台村的饮水问题。总之，政府在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应该遵循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原则，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 和潜能，挖掘和利用乡村社会的资源，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合作。

　　参考文献：

　　[1]徐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2-8.

　　[2][美]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6.

　　[3][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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