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贫困经济学——资本化与制度成本转嫁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国家，从来没有被外来殖民者彻底改造。而美国原住民人口仅为52万，占总人口不到2%。如果单纯从农业角度来说，大农场的产业化农业与福特主义大生产相适应而被西方意识形态当成先进的模式，但，没有哪个大农场国家不是靠殖民地形成的资源条件而形成规模经营的。世界上的大农场国家几乎都是把原住民人口减少到10%以下。而整个亚洲基本上都属于原住民国家，由于亚洲原住民人口在西方推进殖民化的几百年中没有被大规模减少，因此，多数亚洲国家的乡土社会是相似的，很少有大农场形成。中国的发展过程根本就不可能和大部分殖民地国家一样。

　　我为了做国别比较，跑了世界上四五十个国家开展调查和比较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像中国这样的原住民大国，它所充满的内部矛盾，并非当代形成，而是历史延续而成。而当代中国人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这么多的农村人口都变成小土地所有者的状况下，政府要进行工业化，交易费用奇高。按诺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当交易对象大到一定量的时候，交易就无法进行，因为交易成本过高。同理，政府无法跟大量的分散小农交易，因此中国为了推进工业化而开始搞农业集体化，用集体化解决政府为了工业化原始积累而需要从农业提取剩余的矛盾。

　　集体化建设起来以前，因为搞工业化粮食供给跟不上，陈云1953年开始搞“统购统销”。但政府面对那么多农民无法交易，于是毛泽东发起合作化运动高潮，到1955年大部分农民进入初级社。毛泽东称之为从“满头乱发没法抓”到“编成辫子就好抓”。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建立组织解决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这也就是科斯所说的“组织是反市场的产物”。对中国在50年代的实际经验归纳，也就从诺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转化成科斯的企业组织理论。

　　1955年中国已经成规模生产苏式的拖拉机，但只有七八户、十来户农民组建的初级社，根本用不起那些大马力履带式拖拉机，势必造成浪费。于是，各个工业部门纷纷向中央建议，敦促中央提高合作化的层次，搞高级社，只有以乡为单位建设土地规模经济，才能接收大型拖拉机。于是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农业现代化，其真实内涵是集体化+机械化。如果没有以乡为单位进行规模经营，就没有国家机械工业的出路。这就是中国最早提出农业现代化的背景。所以，农村集体化算是以很平和的形式，服务于工业化早期的工农两大部类交换的要求。

　　这种生产履带式拖拉机的厂子之所以关不掉，是因为拖拉机厂还得建坦克生产线，国家必须要搞现代化国防。这就似乎是一个两难选择了。周边许多敌对势力，国防需要生产坦克。工农产品剪刀差体制下的拖拉机一定是高价。怎么让农民接受呢？当年矛盾就是这么复杂。

　　十一届五中全会给历史问题定调以后，薄一波写了两大本《建国以来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回顾》，其中写道，国家要搞工业化，就得积累，这就得让一部分人作出牺牲，中央反复讨论，决定只好让农民作出牺牲，作出贡献。邓小平当时也参与了中央这个集体决定。因此，农业集体化并非农业自身的错误。第一，集体化是为了服务工业化建立的；第二，集体化有利于工业化提取积累。因此，农业集体化的微观不经济乃是国家为了工业原始积累大量提取农业剩余造成的。至于集体化向国家工业化贡献了多少，一直以来都有研究。80年代的农研中心研究剪刀差大约8000亿，我们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荣誉教授严瑞珍在90年代初期的研究中提出，通过集体化向国家贡献的剩余大约在7千亿到8千亿。与另外一个数据对比，到1978年改革之初，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只有9600亿。近年来我们院党委书记孔祥智教授的研究是60年三农做出的各种贡献约为13.7万亿。

　　我来做一个简单的综述，1949年，在土改期间造就大量分散小农的情况下，毛泽东代表整个中国人民最大多数根本利益推行的是发展重工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接着是为了保证基本的国家主权安全而不能接受全盘苏化。并且，发展工业化就要原始积累，就要提取剩余；当时政治局决定只能从农业来。原始积累完成后的1980年代，中国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它是一个资本的结构调整和资本的结构性扩张。这个阶段，由于资本扩张，产生资本溢出效益，于是社会收入增加，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普通的经验过程。

　　揭示现代化高成本的当代新寓言：奥巴马—金正恩难题

　　我近年来有一个说法，叫奥巴马——金正恩难题。无论意识形态或政治上如何对立，他们都遭遇到“上去了就下不来”困境。这就是现代化的制度代价。

　　现在，越是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的国家，贫富差别越严重。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都不解决贫富两极分化。以美国为例，它现在的制造业只有11%左右，农业只有2%左右，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占85%以上。虽然，美国拥有全球最高度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可是美国的贫富差别很大，基尼系数高于我们。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虚拟经济泡沫破裂的时候，美国最近四年，贫困人口从原来的9%左右，上升到20%，于是有了代表99%“占领华尔街”等运动。这些运动代表的就是大量失业和贫困人群的呼声。因为美国大量增发货币来救市，扩张出来的信用，涌进了金融资本领域。因为它的经济结构中85%是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所以创造出的新增信用只能进这个85%的领域，而这个行业吸纳就业极少，大多数人不会在金融领域中去“玩吹泡泡游戏”。尽管奥巴马主观上希望改变，但客观上他却不能把新增的信用，创造出的货币信用、债务信用等，用于发展实体经济，所以美国越是高度现代化经济结构，就越在客观上不可能更多地吸纳就业，只能在国内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撕裂。

　　早在金日成时代，北朝鲜的经济结构、城市化率都比我们的同时期要现代化得多。在1989年我们才人均800美元的时候，北朝鲜就已经实现了人均粮食产量380多公斤，人均国民收入接近900美元；并且实现了城市化率达到70%，比我们现在还要高得多。农村中有6万台套拖拉机，完全是现代化农业的集约化规模经济，农业机械化比我们早得多。

　　我为什么说北朝鲜也是“上去了就下不来”呢？1991年苏联解体，1992年经互会不能运作，换货贸易体系垮了。原来朝鲜拿苹果、新鲜蔬菜等换取前苏联的石油，苏联解体之后，石油来源被切断，大量拖拉机不能运作。当年年末就有三分之一的拖拉机不能运作，大量的耕地抛荒，造成1993年收成大幅度下降，大量人口陷入饥饿。只要石油没了，石油农业就完了。有人主张北朝鲜学中国搞家庭承包，我表示反对。因为我去北朝鲜做过农业政策顾问，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建议不可取。中国大包干的时候，是80%农民，20%城里人，8个农民养活2个城里人。那个时候我们没机械化，靠手工劳作就养活了。国家只要提高粮价，农民就少吃一口，多收几斗。我们大包干的时候粮价提了49%，农民是多赚点钱，宁可勒着裤腰带少吃两口，就让城里人吃饱了。所以，我们城市化率低，解决问题就很容易，因为我们是8个农民养活2个城里人。如果让北朝鲜3个农民养活7个城里人，还得靠手工劳动，客观上的确不大可能。事实上它现在是大规模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劳动。但是“上去了就下不来”，城市化率搞到70%以上之后，还能让城里人下乡去劳动吗？问问我们这些知青，当年好学生下了一回乡，写了多少伤痕文学？正是因为北朝鲜超前现代化，一旦支撑现代化的石油没了，现代化就垮了，只好用一系列的强制性的政策维持生存。这就是今天北朝鲜的现状。

　　现代化陷阱：城市资本集中与风险等量导致周期性爆发危机，把代价转化给乡村

　　现代化是高成本的制度演变过程，需要集中资本。但资本集中与风险是同步等量的。几乎没有任何理论关注制度成本。城市化实质上是个集中资本的过程，但也是风险与资本同步集中。在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城市周期性爆发危机，把代价转给乡村。中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乃是成也二元，败也二元，没有绝对的对错好坏。中国今天成了一个工业化大国，凭的是大量向乡土社会转嫁了城市资本集中与生俱来的代价，因此我们有严重的三农问题。今天加快城市化、工业化，其结果仍然是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基本要素大规模净流出，于是乎农村现在群体性治安事件大量发生，主要原因在于加快资本集中。当我们把所谓的工业化、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主要内涵时，就意味着我们要准备承担代价。这些代价是：

　　一、三农领域中，三要素的大规模净流出。于是导致三农的衰败，弱势群体变成草根。从社会角度来说，草尖离开了，农村剩下老人、妇女、孩子。劳动力资本存量最高的部分贡献他的劳动剩余给城市资本了。城市人占有了农业和劳动者剩余之后，给草根回报了吗？中国真正的最大的不公平就在于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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