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敬忠：“三农问题”：被夸大的学术概念及其局限

　　其实，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分离，也只有在资本主义进程或现代化进程开始之后才有可能，也恰在此时，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地位日益降低和边缘化，从而成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发展和稳定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三农问题”意义上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才开始出现。但是，它们从来都是相互影响且错综复杂的。有人将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想象成一条线性的阳光大道，即先从农业农村取得原始积累，然后发展工业，此时大批农民进厂进城并转变为市民，之后工业便反哺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将数量已经很少的农民的收入提高到市民的水平，而后，国家也反哺农村，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在此过程中，只有单个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而没有“三农问题”，因此，“三农问题”是中国特有。这的确是有些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但其过程都充满各种曲折与矛盾，尤其是对此过程稍加分析便会发现，从农业农村获取原始积累必然产生农民的生计和生活问题，农民进城进厂必然产生农业生产和农村虚空及治理等问题，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必然产生不同农业方式之间、事农者之间以及食物体系之间的矛盾和紧张等问题，不一而足。由此可见，这一过程中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是相互缠绕和相互勾连的。社会研究非常重视对社会现实的整体性考察，对这样相互缠绕和勾连的社会现实，不可能孤立看待或研究，否则，那也只能是个别研究本身的不足，而不是整体社会研究使然。例如，对农业的研究当然不可能脱离农业的主体——农民，同时，对农民的考察也不可能脱离农民与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关系。虽然在每一项特定研究中，其焦点可能集中在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或农民问题的某个具体方面——这也是单项学术研究的要求，但对于问题的分析以及整体的社会研究来说，研究者不可能在主观上割裂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整体性，因为社会研究永远脱离不了个体与整体、结构与行动、微观与宏观、局部与整体、特殊与一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方面的互锁与结合，也永远脱离不了宏观的结构和制度背景。因此，从社会研究本身的特点和要求来看，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不可能割裂研究，也不可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例如，很多发展研究学者都将农业转型、农民分化和农村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很多农业社会学研究的学者都将农业与社会、农民、自然看作一个整体开展研究。即使是常常被批评犯教条主义错误的考茨基，也已在1899年出版的《农政问题》（国内通译为《土地问题》）中要求把农业、农村、农民和农地方面的各种问题作为局部现象来进行整体性的考察和研究。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且与宏观的结构和制度环境密切关联，这是由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内在性质所决定的。三者之间的联系是不言自明的逻辑，不会因为“三农问题”概念的有无而发生改变。

　　有研究指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学术界已经开始将农业、农村和农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研究。早在20 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一些农学家、农村经济研究者就已经把农业、农村、农民三者并列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把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强调只有当“农村繁荣、农业兴盛、农民富裕”取代“农村凋敝、农业衰落、农民穷苦”时，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才有可能。

对于中国的国家政策设计和研究而言，农业、农村和农民，以及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至少在1949年之后一直被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进行讨论和设计。毛泽东特别强调整体观或整体性思维，这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毛泽东认为，一切事物，无一不是普遍联系的客观存在，社会生活中到处是由普遍联系着的东西构成的矛盾统一整体，没有一个事物是离开这种关系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种综合性联系和作用下的存在，是一个充满联系的过程。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事物的关系和联系，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联结、转化、渗透和贯通，同时也十分清楚事物之间的相互区别、排斥，甚至否定。在毛泽东看来，农业、农村和农民三位一体或三农一体，即农村、农民和农业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毛泽东总是非常重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并根据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把它们融为一体，制定政策。改革开放之后，历届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强调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他们充分认识到，削弱农业必然损害农民利益，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必然影响农业的生产和农村的稳定，因此都把解决好这“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邓小平十分强调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内在同一性和整体性。他的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全面的现代化。概言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国家政策文件一直都把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并列起来综合考虑。若仔细研读1982—1986年的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和2004—2018年的连续15个中央一号文件便可发现，所有这些一号文件都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并强调三者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中之重”地位，而且还都涉及农村土地问题。1993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题为《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讲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不仅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并列提出，同时还指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

　　上述回顾说明，在中国历史或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农业、农村和农民，或者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一直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设计，都将三者以关系的视角既区别又统一地进行分析。那种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提出“三农问题”话语之前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被割裂或孤立看待的判断显然缺乏根据，那种认为“三农问题”话语的提出促使人们开始对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以内在联系性和宏观整体性的视角进行分析和研究的结论，显然有夸大一个传播话语的学术重要性之嫌疑。

三  中国话语如何对接国际学术传统

　　虽然有个别学者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特有，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多数学者认为，“三农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世界各国普遍存在或存在过，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在进入近代以后，它们同样存在严重的“三农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三农问题”是普遍且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困局，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没有短期而激进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先例。同时，应用中国的理论和经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或农民问题进行研究也很有意义。

　　在对“三农问题”的讨论中，中国学术界一致认为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是其宏观背景，也是其深刻的根源，因此“三农问题”将伴随整个现代化进程。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应该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框架下思考农村、农民和农业的命运，应该在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把中国放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理解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实和变迁，应该在中国城市化和快速发展背景下讨论农民如何平稳转移进入城市。贯穿在“三农问题”中的一条主线便是中国为了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而追赶工业化的进程，而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凸现正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对比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发展道路——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大多都经历了上述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路径，在此背景下可能出现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与中国的情况应该存在相互借鉴和参考的基础。

　　无论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世界普遍性，还是这些问题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都意味着中国学术意义上的“三农问题”概念或话语应该有充分的国际对话和国际交流的空间和需求。然而，“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却是中国特有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重要理论创造的“三农问题”话语提出20余年后的今天，这似乎仍然是一个事实。究其原因，除了前述“三农问题”从学术概念的角度来看本身就缺乏实质意义，从而在国内学术界没有真正的交流和对话之外，“三农”或“三农问题”的翻译以及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学术研究传统缺乏足够的了解，也是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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