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臣：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云南学者对中国农村发展理论的贡献

　　（一）怎样把贫困户界定出来？

　　我国扶贫初期，确定贫困农户状况的主要指标是人年均口粮和纯收入。而确定各农户情况的普遍方式是村干部指报。村干部在指报时，由于较少有村民参与讨论与监督，估报、谎报、漏报现象便不可避免地出现。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的学者，1989年承担了云南省政府举办的云南省贫困县级腿品规划培训班，特别是1997年承担了省政府举办的小额信贷培训班的任务，以及教学和管理办法、财务制度、会计制度的起草工作。在编写培训教材时，我们认真学习借鉴国际上的识别贫困农户的方法以及流行的参与性农村快速评估技术（PRA），并总结国内杜晓山教授扶贫合作社的实践，而且充分听取参加培训班的云南省扶贫第一线基层官员的意见，总结并推荐出识别一个村社中需要扶持的绝对贫困农户及其扶持内容的三步矩阵评价法：

　　第一步，在选定的村庄里，由全体乡干部、村社干部和随机抽样的本村庄20% 村民，分别请他们列出本村庄最贫困农户的名单，并且让其从最贫困者开始排序，从而得出一个该选定村需要扶持的绝对贫困农户的矩阵表，分析此表就可以得出该选定村庄需要扶持的绝对贫困农民的名单。

　　第二步，随机抽样到已经确定的绝对贫困农户家里访贫问穷。在实地观察贫穷农户家庭住房、收获粮食、养殖业、穿着等详情的基础上，召集该家庭成员， 经过予先设计的贫穷指标的讨论，让各人对本家庭贫困程度指标排序，即可以了解该农户贫穷的类型与程度。

　　第三步，让该访贫问穷农户家庭各成员（不能仅仅是男主人）对自家脱贫致富的门路，进行讨论，在一一列举出来之后排列顺序，得到第三个矩阵评价表，分析该表就可以得出该农户脱贫致富所需要的扶持项目与条件。

　　实践中，有的地方把识别方法归结为“一看房，二看粮，三看有无读书郎”，颇为形象。

　　（二）不同意当时公认的贫困原因的概括

　　扶贫初期，官方以及社会认定的贫困农户贫困原因是所谓的“懒惰”、“愚昧”、“素质低”等。经过深入研究，云南学者揭示出贫困的真正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没有给予贫困者公平的发展机会。贫困农民与城里人一样是理性的、精明的、只要给予一定的发展机会他们就会抓住并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命运。

　　（三）回答小额信贷高利率的真正原因

　　在扶贫到户中最有效的当属小额信贷。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杜晓山教授及他创办的“扶贫经济合作社”，首次将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尤纳斯教授小额信贷扶贫到户引进中国，先后在河北省易县、河南省虞城县、南召县和陕西省丹凤县进行试点，实现了把信贷扶贫资金直接送达中国贫困农户的先例。

　　1997—1998年，云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受云南省政府委托，和声扶贫办一起主持“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引进、培训与实践”。 当时国内许多人对小额信贷的运作模式不理解，包括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高鸿宾，就曾亲手否定了小额信贷的高利率等。针对此，云南学者先后发表文章，为小额信贷辩护，指出，贫困户之所以愿意接受并欢迎高利率呢？其中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低利率轮不到他们，高利率才把富人和强势人群排除在扶贫活动之外，这是中外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普遍经验。这是因为，大户、村干部和富人等强势人群，当然也是要发展家庭经营的，他们需要的贷款可以轻而易举的从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而且利率没有小额信贷的高；反过来说，小额信贷实行高利率，他们如果大脑思维正常，也就不会看上眼了。由此而来，大户、村干部和富人等强势人群看不上了，那么，高利率的小额信贷也就留给了贫困户使用。实践中贫困户在使用高利率的小额信贷的过程中，还自然而然的养成了一种与先富裕起来的人群一样的尊严。

　　（四）系统论述精准扶贫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来到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郑宝华在《社会主义论坛》2017年第5期发表“资源配置精准是精准扶贫的当务之急”，分析了当前扶贫的三种模式即“自助餐式”、“需求响应式”、“参与式”，指出“只有让贫困人群成为扶贫开发的主体，并让他们成为扶贫资源配置的决策者、项目实施者和最终受益者，才能使扶贫开发具有可持续性，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精准扶贫。”

　　由于水平和资料检索所限，不妥和遗漏肯定不少，我期待着指正和补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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