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中国学术呼唤野性的思维——我写《新乡土中国》的心路历程

　　应星曾批评我们的研究是“朴素经验主义”，好象他至今还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说，难道农民天天在农村生活，农民就成了学者成为社会科学家了？还有人批评我们是“走马观花又一村，一村一理论”。这样的批评有点小看了我们。我们当然知道仅靠搜集资料是无法做出一流研究来的，我们必须有研究能力，有理论，有概念，有方法，有社会科学分析能力。不过，我们认为，这些能力只是最初步的能力，关键在于如何将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与方法和中国经验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对中国经验与实践深刻的体系化的理解，也就是建立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这是一个艰巨的过程，要攀登很多座无名高峰，且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向不对，本来应当是“大循环”的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模式却过早走进了“小循环”。

三

　　未来十到二十年将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黄金时代，有三个理由：第一，仅改革开放以来引进西方社会科学40年，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引进工作已做到最好，第二，中国快速经济社会转型还有不超过20年时间，第三，中国在未来10年必定成为世界GDP第一大国，中国有数千所大学，仅仅进入双一流建设的大学就超过150所，这些大学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教职和研究岗位。现在的问题是，在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过程中，我们忽视了为什么要引进的初心，忽视了社会科学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特征，忽视了社会科学研究与民族、地域、历史乃至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宗教）的密切关系。没有不存在预设与前提的所谓真正的社会科学。西方社会科学是在西方历史、民族、地区和宗教乃至国际处境下面总结提炼出来的，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必须要与中国经验与实践结合起来，且目的是为了理解中国经验，解决中国实践中的问题。社会科学必须要有中国的主体性，而不是用中国经验的碎片去验证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引进的西方社会科学不是教条，而是对建立中国社会科学有参考价值的启示。

　　因此，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建设的当务之急，而要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就必须要真正呼啸走向田野，走向中国经验与实践，走入中国历史与当下的社会现实，在历史与现实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用社会科学方式方法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过程中建立起中国社会科学的大厦。这是一个浩大工程，需要有无数社会科学工作者进去探险，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野蛮成长，经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达到理解中国经验，科学总结中国实践，并能有效指导中国实践的逻辑自洽、简洁明了、预设清晰的中国社会科学。

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之所以必须要呼啸着走向中国的田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中国经验与实践中提问，必须在中国经验与实践中讨论，必须要依靠中国经验与实践进行检验，以及必须要解决对中国经验与实践的理解与指导的问题。从中国经验中来，经过理论讨论，再到经验与实践中去，这样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循环，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大循环。只有在中国社会科学这样一种大循环中，社会科学研究才会有正确的方向，才有不断的“活水源头”，才有真正的生命力，也才有可以进行讨论的良好平台和语境。没有经过大规模呼啸走向田野基础上的社会科学研究大循环所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主体大厦，具体的以阅读文献包括西方文献为主要方式进行的对话式研究就完全没有根基，就是无的放矢的无意义的研究。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恰恰是这样一种对话式的小循环的研究。这样一种“科学”规范的研究，语境不对、方向不对，就是没有意义的精雕细刻。

　　没有经过“大循环”所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科学大厦，对话式的“小循环”就无窗户玻璃可补。当前中国是提出问题建构理论形成框架建立中国社会科学大厦的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场域就应当集中到这样一个建大厦的讨论与争鸣中来。唯有从中国社会科学大循环中建立起中国社会科学大厦，小循环才是有意义的。当前乃至未来20年当是建立中国社会科学大厦的时期，是中国社会科学野蛮成长的爆发时期，是中国社会科学革命的时期。

　　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有悠久历史，有全世界最多人口，也是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发展速度也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从中国经验与实践出发并最终要回到对中国经验与实践的理解上来，而且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以中文作为基本语言，以中文期刊作为讨论和发表的主要平台（如果不是唯一的话）。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巨大问题是在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过程中，一些人忘记了引进的初心，跪倒在西方社会科学的脚下，并将在西方社会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研究水平高低的唯一依据。甚至大学评估、职称评定，在西方刊物发表论文具有巨大优势与优越感，经济学界对西方刊物的崇拜更是到了极端地步。问题是，即使不考虑西方社会科学期刊的意识形态偏见（这是普遍存在的），西方社会科学期刊所关心的焦点问题所在，与当下中国也是有巨大差异的。在西方刊物发表论文，必须按西方刊物的标准、兴趣、方式讨论问题，西方期刊的审美、品味、兴奋点、意识形态偏见极大地限制了对中国实践的真正理解。因此，建设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就必须要用母语讨论，充分发挥母语讨论的优势，同时充分利用中文期刊的主阵地便利。

　　当前中文期刊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本来应当深耕中国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或者说当前中国社会科学本来是大循环的时期，本来是野蛮成长、狂飙突进的时期，却提前进入到规范“科学”的对话阶段，进入到小循环的阶段，这样就会极大地误导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这些方面要有重大改变，否则，鹦鹉学舌的中文期刊终将被淘汰出去。

四

　　中国是大国，大国学术必须要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就必须要深耕中国经验（历史与现实），就必须要将中国社会科学之根深深扎进中国大地。这是一个高歌猛进的时代，是一个野蛮成长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不仅要攀登社会科学高峰而且要攀登无名高峰的时代。建立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必须要有激情、有勇气，不怕出错，敢于想象。当然，靠一群莽夫是不可能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因此，深耕中国经验必须同时有主体性地吸取古今中外任何营养来进行我们的理论建设。这样一个建设的过程还一定是群众运动式的，是开放的，包容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也当然要是理性的、科学的。当前中国有这样的时代条件。因此，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的事业一定会成功。

　　只有真正建立了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中国经验与实践，更好地指导中国实践，改造中国社会。我们也才能真正具有中国的话语权。也只有建立了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西方社会科学，理解产生西方社会科学的西方社会（历史与现实），也才能够真正平等地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从而可能为人类做出社会科学研究上的更大贡献。

五

　　写《新乡土中国》可以说是无心之举。当时我只是硕士毕业，回到老家荆门，究竟要做什么并无确定，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做研究当老师比较合适，而荆门是中国最普通的农村，也是中国三农问题最集中最典型的地区。1998年开始农村调查，一发不可收拾，持续农村调查20年，最前面几年调查随笔汇编成《新乡土中国》出版竟能有一些反响，更为重要的是，对我来讲，所有《新乡土中国》涉及到的话题与经验现象几乎都成为和我所在学术团队学术研究的源头，或这些话题都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发掘，当然也有更多话题被开拓出来。20年深耕中国经验，于我和我所在学术团队可以说是甘之如饴，如鱼得水，团队人数越来越多，研究领域越来越广。可以说，20年时间的深耕经验，从来没有感到倦怠，一直处在兴奋状态。只是未曾料到时光如飞，转瞬之间自己已经从青年到了中年，由30岁的小伙子变成了50岁的小老头，从“而立”之年到了“知天命”之年。20年来我在中国经验中深耕的乐趣亢奋，夜不能寐，只有我们团队同仁才能完全理解。

　　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和无心之举之所以还可以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有所影响，有时还有颠峰体验，还有写作时流淌的愉悦，关键是我出生在了这个伟大时代，这样一个需要深耕中国经验建立有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的时代，生在了中国发展最快对社会科学需求最大的时代，也生在了社会科学具有最好发展条件的时代。时势造就英雄，虽然现在我还不算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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