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从改革经验看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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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改革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农民，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如何对待理论，如何对待文件。在农村改革四十年之际，重温当年围绕如何对待农民，如何对待意识形态理论问题，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争论，对于深入理解改革根本经验非常有意义。

　　1980年上半年，是包产到户争论最为激烈的时期。2月和3月，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连续发表文章批评包产到户，不仅有地方干部的文章，也有中央农村工作部门负责人的文章。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在文章中指出：“既然已经包产到户，就和真正的集体分工协作前提下的责任制不一样了，只要领导稍微放松点，背后的经济力量就会促使它滑到单干的道路上去，最后非冲破集体不可。”“我们要把希望放在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上去，改变生产条件，实现机械化。如果扩大包产到户，就是背道而驰，搞不好还可能破坏公共财产。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体经营没有了，基本建设也不搞了，科学种田也搞不起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被破坏了。”在安徽，1980年4月24日，接任万里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劲夫在地委书记会议上说：“包产到户，在穷的地方效果明显，但不能说成是灵丹妙药，可以说是治穷之一方。如果是灵丹妙药，那马克思就不灵了，社会主义就不灵了。”“如果户比组、比队优越，那社会主义怎么干呢？”“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搞社会主义建设，走集体化道路。如今，他老人家尸骨未寒，有些人就想否定他老人家的正确路线，搞单干，搞资本主义。我们要维护毛主席的旗帜。毛主席晚年有错误，但不能把他老人家正确的东西否定掉了，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要走集体化的道路。”“现在，文风不正，有的人在那里舞文弄墨、强词夺理，硬说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迟早有那么一天，要算他们的账！”

　　此后，围绕一些重大政策的争论仍然继续发生。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明确规定“不准雇工”。但家庭承包后很快就出现了雇工问题。广东高要县陈志雄跨队承办鱼塘，最多时雇长工5个，临时工2300多人。1981年5月，人民日报组织专题讨论。胡乔木见到后，写信给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并抄送胡耀邦、万里和国家农委：“此事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农村社会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万里给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批示是：“此事请调查研究，对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如何保护，不可轻易用老框陈套”。围绕雇工问题的争论持续数年，直到1984年末起草第四个中央一号文件时，仍有高层领导指示要对雇工进行限制，文件组内部讨论时难以落笔而不了了之。诸多重大政策问题争论贯穿了改革全过程，择其要者有，私人购买汽车拖拉机等生产资料、长途贩运、非农经营、开办乡镇企业、进城务工、小城镇、农民工等等。农民每有重大举动，往往受到抨击批判。进入90年代后，改革遭到空前尖锐指责，如吴象《中国农村改革实录》所说：“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风源，家庭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瓦解根源。那两年，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回顾这个历史进程，对理解改革之艰难非常重要。

　　1992年，万里曾结合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谈改革经验：“改革就是清‘左’除旧。”“‘左’的干扰最突出的表现是，凡事都要先问一个姓什么，姓社还是姓资？这是阶级斗争为纲阴魂不散的反映，是使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的要害所在。改革开放是开创的、探索的事业，需要闯，需要摸索，需要试验。凡事都要问姓社姓资，常常会把许多并非社会主义、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加以固守；把许多并非资本主义、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一棍子打死；使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新举措、新事物、新形态，在旧框框、旧模式中被扼杀而无法生长。”这是万里对中国改革政治与理论逻辑的精辟总结。

　　改革历程和经验显示，理论和政策研究往往滞后于基层实践。一些所谓理论权威往往自以为是，往往按照既定理论去规制农民，对于农民首创精神缺乏认同或认同迟缓。但现实是，广大民众从来不是按照某种理论去生活。乡村振兴的要义应该是，立足乡村，面向农民，而不是立足文件，面向领导。不论是学者研究，还是基层实务，都应如此。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8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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