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新综合性视野和远瞻性愿景

　　（二）海上“丝绸之路”和经济带

　　与陆地经济带并行的是海上的“丝绸之路”和经济带。和陆地经济带一样，这个经济带的设想是要协助此经济带内的后发展国家建设其基础设施和与中国的互利贸易。和经过中亚陆地运输到欧洲的陆地经济带不同，此路是基于南中国海、印度洋而后波斯湾到中东国家，和红海与苏伊士运河到北非和南欧，以及阿拉伯海到非洲东部的经济带。

　　在此，中国关键的盟友是巴基斯坦。早在2007年双方已经建立的双边的自由贸易区。之后，在2013年建立的“中巴经济走廊”计划下，中国为巴基斯坦提供了大额的贷款、援助和投资，在2017年达到620亿美元的总数（Wikipedia 2020c）。其重点毋庸说乃是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和铁路，运输和能源。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巴基斯坦东南海岸的（仍处于较早期的建设中的）瓜达尔港。[4]、[5]它的部分目的是为中国开辟新的石油和天然气输运途径，减低中国如今对（位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之间的）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度——中国使用的能源约60%来自国外，其中，80%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而来的（胡鞍钢等2014：5）。[6]其安全考量部分由于该地海盗出没，更重要的是美国在其周围的军事基地的实力。一旦发生冲突，中国将完全受制于美国。

　　（三）连接陆地与海上的经济带

　　对中国来说，也许最使其振奋的前景是，连接这两条不同的陆地和海上经济带，它将能大规模扩大两条隐喻性的“丝绸之路”的两个经济带的发展潜力，也可以改变现在的战略格局。目前，已经能够看到从瓜达尔港经公路和铁路运输到新疆喀什市，而后通过中国的基础设施网络进而和全中国连接的远景。它能够扩大不仅中国和欧洲、非洲和中东的贸易，也能进一步开拓中国和中亚的贸易。而那样，将扩大中国不可或缺的能源的来源，减低目前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度。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新愿景所触发的一些反应：譬如，美国倡议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于2016年2月签署（但于2017年1月被特朗普总统决定从其撤出），有意排除中国的参与，意欲孤立中国，和其之前的“遏制与孤立”中国政策一脉相承；也看到，印度推动的沙巴哈尔港的建设，邻近瓜达尔港，以及连带的推动印度-伊朗在中亚的经济影响区，直接针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

　　但是，中国的作为固然连带着一定的针对美国霸权的战略性考量，但依然无疑主要乃是源自其新的远瞻性经济愿景而来的，借助的最终是其与相关地区国家的互利考量。渝新欧铁路确实推进了中国-欧洲的贸易，也推进了中国-中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对三个地区都带来了经济发展。更有进者，还赋予重庆（直辖市）在全国各省和直辖市中至高的经济增长律。（张俊霞2016）

　　四、综合性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也许，最能说明中国的西向一带一路远瞻性愿景的性质的是中国领头创建的多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明确集中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来推进两条经济带的贸易发展。上面我们已经看到，该愿景中的两个至为关键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都由此得到了可观的发展，先是来自双边的关系，而后，伴随亚投行的设立和在2016年开始运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也是来自多边的亚投行的运作。

　　与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同，亚投行更集中于两个经济带的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其愿景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关注并不逊于自由主义。它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是如此地清晰明了，基本排除了世行和IMF那些显而易见的源自政治动机的作为，特别是其遏制“共产主义”的核心目标：诸如对尼加拉瓜的索莫萨家族的资助，以及后来在1980年代对丹尼尔·奥尔特加的桑地诺党的拒绝；1970-1973年对智利的阿延德的同样的拒绝；及其反面，对南越政府的长时段的支持，直到其在1975年的崩溃。（Kapur, Lewis, and Webb, 1997; Toussaint, 2019）在中国的表达中，这些正是美国霸权下的行为之与中国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宗旨的不同(王达 2015：62)。

　　这里我们要连带指出，这不是要说，中国的新设想没有其战略性考量的一面。确立中国的安全以及其能源的可持续性显然是重要的考虑，一如上面说明的那样。同时，中国无疑也在追求脱离对美国和美元过分依赖的状态，希望更多依赖凭借人民币来结算其国际贸易。当然也包含与独立于美国的国家们的联盟（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更包含其它各有其自身的追求的国家，如印度、印尼、韩国、越南、马来西亚等的友好关系。

　　实际上，中国在相对各行其是和中立的国家的投资遇到了之前所没有预料到的问题。举例说，在印尼（特别是高铁建设工程中）遇到的十分不同于中国国内“征地”的经验的问题，那是由于印尼人民具有更完全的土地私有产权；在越南，则需要和日本、新加坡、韩国，乃至于（最近几年做了更多投入的）美国进行平等的市场竞争，大家都是被同等的减税、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使用等吸引而来（Maini 2019）；和在马来西亚，当地政府坚决要求外来投资给予马来西亚本国企业和劳力更高比例的角色和利益。即便是在哈萨克斯坦，中国也必须学习应对该国内部一些人士反对与中国建立如此紧密关系的意向，认为应该更多朝向欧盟或美国，或俄罗斯（Le Corre 2019)。

　　马来西亚是一个特别能说明问题的实例。其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比较热衷于中国的投资和帮助，和中国签订了较大规模的项目，尤其是建造其东海岸的铁路（赖以推进较落后的东部的发展）。但（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 Mahathir Mohamad，于2018年5月再次当选后，则宣布暂时停止该项目，为的是和中国重新谈判。之后，马哈蒂尔（在其2020年3月15日再次离职之前）宣称，足足将双方原定

　　的价额砍低了三分之一（虽然，其长度亦将减去原计划的三分之一），声称，由此可见，中国原定的价格是过高的。（Lim 2020；Ng 2019）

　　另一类似的实例是缅甸。人们也许会想象，作为一个毗邻中国的落后和弱势小国，只可能受中国的摆布。但实际上，中国的棉纺织私营企业，在投资于该地时（主要由于其劳动力价格仅是中国的三分之一），没有意料到，该国有较进步的劳动法规和较高度发达的工会组织，和在中国可以广泛使用“非正规”（农民工）劳动力的客观情况十分不同（黄宗智2017a、b）。在缅甸，中国的私企必须认真面对当地工会的集体谈判和罢工运动並与其妥协 —— 一如香港的《南华早报》和凤凰卫视（最近组织了70项中国海外投资国别实际情况的深入）报道（Lo 2017、Lo and Lung 2018； 凤凰卫视 2020）

　　毋庸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当然使我们联想到在中国国内这方面的问题。迄今，中国政府看来打算将此问题——近几十年来将劳动力大规模去正规化——推迟到未来才予以处理，目前则聚焦于经济（GDP）发展。那当然是为什么有的观察者（尤其是一些比较教条的左派学者）认为，“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才是对中国的恰当描述。

　　这里，我们要再次提到重庆市的含意深远的，在中央批准下的“实验”——其中的关键性措施乃是决定将国营企业的盈利的一半用于“民生”（亦即社会公正）——它对缓冲（如今占据城镇从业人员大多数的）农民工的问题起到重大的作用（黄宗智2011）。当然，其中的不可预测性在于，资本的无穷逐利机制将主要惠及较少的既得利益者，可能阻挡未来的改革。

　　在实践层面上，区别于总体的远瞻性愿景，一带一路显然仍然还在逐步形成，不可避免地处于和相关国家的讨价还价的协议和磨合过程之中。虽然如此，其主导性愿景是非常明确的，也是其与之前的目标和道路都尚未明确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关键不同。

　　正是那样的宽阔视野和远瞻性愿景，使亚投行得能在其早期的形成过程中（2015年3月）便获得不少西方国家的认可和参与，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瑞士和奥地利。尤其突出的是英国的行为，是在美国明确表明其反对意见之下而做出的决策，是英美两国的紧密关系中非常罕见的分歧，说明不仅是英国，也是其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中（虽然，多不见于其明确表达）对美国在世行和IMF的支配性霸权的保留：对美元作为单一全球通用货币（替代之前的黄金）的保留；对世行1946年以来的13位行长一直都由美国公民（都是前官员或企业家）独揽（Toussaint 2019），以及其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对重大决策的否决权（实际上仅仅基于在世行的15.85%[基于实际投资额计算的]投票权，以及在IMF的16.52%的投票权），凭借的是简单规定重要决策须占有85%以上的赞成票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9）等特权的保留。相比来说，亚投行设有五位副行长，分别来自英国、德国、印度、印尼和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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