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春云：党的生态文明理念和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探索

　　发展的知识性。传统工业化的完成，主要靠高投入（资金、资源、环境、人力、民生），在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付出了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难以为继。而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发展，则主要靠智力开发、科学知识应用和技术进步。人类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各种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模式雨后春笋般地迸发，特别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突破，正在根本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人才资源成为“第一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这种大趋势把智力开发、技术进步推上了主导发展的“帅位”。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人才、智力在生产力构成中的作用大不相同，其重要性不断升级：在农业经济时代是“加数效应”，在工业经济时代是“倍数效应”，在生态知识经济时代则是“指数效应”。据世界银行测算，投资于物质资本，其回报率为110%；投资于金融资本，其回报率为120%；投资于人才开发，其回报率为1500%。一个普通劳动者与有技能的劳动者、有智能的人才相比较，其创造的价值比例为：1：10：100。正因为如此，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抢占人才、科技、知识的制高点，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本、人才培育、高新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投资。统计资料表明，1995年至2005年的10年间，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由2.3%上升至3%左右，而世界平均水平由5.2%上升至7%，发达国家则由5.5%上升至9%。世界发达国家的知识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超过50%。可见，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不仅是理念的转换和更新，更是经济发展投入要素的转型，即现代知识、技术和智力资本唱了主角，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生态文明与传统工业文明的又一显著区别。

　　上述四大特征说明，生态文明是源于工业文明又高于工业文明的文明，其优势和优越性远非工业文明所能比拟。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导经济，是真正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走生态文明之路，已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

　　记者：那么，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又是什么关系呢？

　　姜春云：这要作科学辨证分析。就其领域属性而论，四大文明都有各自特定的含义、特征和功能，四者又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现代文明的总体。就时代而论，生态文明则是继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的概念。这种文明，既是建立在物质、政治、精神文明的基础上，而又处于这一基础的主导位置，它要求把生态文明理念与道德准则贯穿于经济、社会、人文、民生和资源、环境等各个领域，发挥导向、驱动作用，使所有的发展都逐渐“生态化”，体现生态文明理念的要求――新的文明时代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不少人对生态文明有认识误区，认为生态文明只是一项建设任务，还没有将其提到时代的高度，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次伟大的革命性转折来看待。人类社会已经开始步入生态文明时代，如果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仍然停留在工业文明阶段，不向生态文明迈出新的步伐，那就是时代的落伍者，迟早会被时代所淘汰。可惜，目前我国这种人还占了一个相当的数量。这是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大问题。看来很有必要加强对生态文明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通过研究、探索，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真正搞清楚生态文明的本质、特征、内涵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现实和深远意义，结合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好科学、文明、理性发展的问题，不失时机地把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实施好。

　　记者：多年来，您围绕着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环境双赢、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个总目标，探索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生态文明思想、理念和见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姜春云：概括地说，必须牢固树立以下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新理念：

　　一是生态基础论。“良好自然生态是人类一切文明的基础。”必须承认，人类是大自然的一员，自诞生以来，无论远古时代、农耕文明时代还是工业文明时代，之所以能够繁衍、生存，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发展，都是有赖于大自然的恩施和生态体系的支撑。“因自然生态兴而兴，也因自然生态衰而衰”，这是人类历史演变的一条规律。古文明的兴衰存亡是如此，现代文明的消长变幻亦不例外。

　　二是环境价值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包括有机无机、物质和精神的），有无价值，价值几何？这是一个至今认识不一致、不少人存在片面和错误认识的问题。在有些人看来，自然环境是没有价值的，可以掠夺、无偿为我所用。我认为，构成自然环境的一切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不但有价值，而且有特殊极高的价值。对人类生存与发展而言，自然生态犹如皮与毛的关系，“皮（环境）之不存，毛将焉附？！”而且社会上的人财物等生产要素，总是像“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样，流向生态环境好的地方，呈现了“洼地效应”。所以，“保护和优化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破坏生态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

　　三是资源有限论。时至今日，自然资源究竟是有限还是无限的？这个问题在许多人中间并没有真正认清、解决。有些人总认为，我国地大物博，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有水快流”、“吃肥丢瘦”，靠拼资源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以致资源过度开发、浪费严重、高耗低效、污染环境等不良现象屡禁不止。这种认识和行为，既有悖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又有悖于生态文明理念。应当说，我国幅员辽阔、资源总量相当可观，但人口多的国情，决定了我国是典型的“人均资源匮乏国家”。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特别珍惜资源，保护资源，高效利用、节约资源，任何高耗、浪费、毁坏自然资源的行为，都是对国家、民族和子孙后代不负责任，说白了是一种犯罪行为。

四是同步双赢论。发展与环境能否同步、双赢？这是一个长期有争议、至今仍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补偿”的发展路子是不可逾越的定律，中国也不例外。这是导致一些地方“重增长、轻环保”、“重当前、轻长远”，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快速增长，造成环境欠债急剧升高的重要原因。必须指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一对矛盾，但并不是绝对的，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实现发展与环境统筹兼顾、同步双赢是可能的，关键在于转变传统发展方式，代之以较小的生态环境代价换取较大的经济社会效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又以较高的投入保护和优化生态环境，从而步入发展与环境的良性循环。国内外的实践都证明，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要害在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五是欠债偿还论。全球和我国的生态环境恶化到了今天的状况，其深层次根源，是长期以来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过度索取，补偿不足，欠下了巨额生态赤字。据《世界自然基金会2006年地球生态报告》称，2003年全球人均足迹量（自然资源消耗量）为2.23地球公顷，人均生态容量为1.78地球公顷，人均生态赤字为0.45地球公顷。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为1.6地球公顷，人均生态容量为0.8地球公顷，人均生态赤字为0.8地球公顷，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近一倍。据专家测算，仅“十五”期间，我国生态环境欠债就达5万亿元左右（尚不包括主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潜在价值）。实践证明，偿还生态欠债势在必行，早偿还早主动、晚了则事倍功半，要花更大的投入、代价。英国泰晤士河的污染治理（据介绍，花掉600亿美元，耗时120年，还死亡了几万人）、日本琵琶湖的污染治理，我国的巢湖、太湖、滇池的污染治理，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六是生命要素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绝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目前人们普遍关注的是生态退化、环境污染，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生活质量、生命质量问题。“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生态环境就成为人们生活和生命质量的第一要素。”因此，根治环境、保护生态，让城乡人民喝上洁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吃绿色无公害食品，不仅是一个重大经济社会问题，而且是关系人民生活与生命质量的重大民生工程。

　　七是道德公正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生态文明水平的高低，本质上反映的是公民的生态道德文化水准。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状况，恰好是各级各行各业和人民群众生态道德文化水准的写照。随着党的生态文明理念和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宣传、实施，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生态道德观念明显提高，但生态文明道德文化还远没有在全体公民中间普及、扎根，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态环保文化知识还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道德水准低下，不能正确对待生态环境。这是一个亟须解决的大问题。人类生态道德的核心是：人、生物和自然界都是有价值有生存权利的；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会损害他人和其他生物的权利；要关心人，尊重生命，呵护自然。而公平与和谐，则是生态道德的本质、要义。这涉及人际公正、代际公正、国际公正，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公正。长期以来，生态环境出现问题，都与人们生态道德上的不公正密切相关。治理生态环境，必须狠抓生态道德文化建设。应当通过宣传、教育、政策、法制等多种渠道和方式，引导规范人们在生态道德上真正做到公正、公道、公平，平等、公正地对待他人、子孙后代和自然界的一切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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