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信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论审思

　　在解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时，国内学界有一种颇有代表性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没有像其他西方生态哲学思潮那样拘泥于抽象的价值观来谈论生态危机及其解决途径、把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简单地归结为“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或“走入人类中心主义”，而是把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存在，认为解决生态问题的首要前提是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的制度，而这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其他西方生态哲学思潮的地方,也是其理论的深刻之处；其他西方生态哲学思潮仅仅拘泥于价值观的批判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而且还模糊了生态危机的实质，在客观上起到了为资本辩护的作用，只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才是一种本质上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24]。这种观点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它力图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予以特别的肯定和赞誉，实则有时贬低有时又拔高了它。实际上，价值观绝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对现实利益的切实反映和自觉追求，并且每时每刻都在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倾向和行事方式。同时，价值观批判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也绝不是截然分殊或完全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构成部分，而资本主义制度文化与其他各种形式的文化一样都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核心的，因此，只有深入到价值观批判，资本主义批判才能真正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内核和灵魂。应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是触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灵魂的，因为其资本主义批判的矛头所向就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之核心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后者的具体表现形式即分别以个体和群体为本位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的具体对象是资本逻辑，即资本必然追求无限度的增殖和利润最大化，资本主义无限度地扩大生产和无限度地扩大消费不过是资本扩张逻辑的两种具体表现；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是反生态的，就是因为它牢牢地受到资本逻辑的宰制，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按照资本逻辑设计的。而资本逻辑则是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对资本的必然要求，它不过是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内在逻辑的集中展现；受资本逻辑控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处处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从这种意义上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的可贵之处，恰恰就在于它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是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的简单指认上，而是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生态非正义的价值论秘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观批判，即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的批判。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视为实现生态正义、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途径，也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解资本逻辑，而生态社会主义就是一种摆脱了资本逻辑控制、克服了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的社会。正如佩珀所说：“生态社会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22]（P340）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如何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问题上，并非所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都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超越了“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走入人类中心主义”的“抽象的”价值观之争，有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是明确主张走出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这两种分别以个体和群体为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强人类中心主义）而走入以人类为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弱人类中心主义）的。

认识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实质上是对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即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它比单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更为深刻和更为根本，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实现生态正义、建设生态文明是极其重要的。当代中国同样也面临着极其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这种生态环境问题显然不能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当代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当代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祸根，同样也是各种形式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年间，生态环境问题就已日益凸现，特别是全国性的毁林开荒、毁草种粮、围湖造田导致了大面积的生态破坏，而支配和诱使这些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正是追逐特殊的、眼前直接的利益的各种形式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又被资本逻辑空前放大了。本来，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有关论著中曾经多次阐述了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既要发展和利用资本又要节制资本的重要思想。然而，从新中国70年来的建设实践看，前30年中我们基本上没有发展和利用资本，那时中国日益凸现的生态环境问题也与资本逻辑无关；后40年中我们积极利用和发展资本但又未能有效节制资本，致使资本逻辑不仅侵入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腐败问题，而且使原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空前升级，造成了当代中国的生态危机。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就能走出资本逻辑、从而克服生态危机，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事实上，虽然资本主义制度最集中地展现了资本逻辑，但它并不是资本逻辑能够起作用的唯一社会条件。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通过自己的增殖来表明自己是资本”[25]（P397）。因此，无论是在何种社会，只要存在着资本，资本逻辑就必然会表现出来。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尤其是在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和私人资本、国际资本大量存在的条件下，资本逻辑同样也会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要避免资本逻辑对生态环境的侵害，就必须特别重视节制资本。所谓节制资本，并不是完全消解资本逻辑，因为不按资本逻辑行事的资本根本就不是资本，而是要对资本逻辑加以限制，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把它限制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26]（P1061）或“有益于国计民生”[27]（P306）的范围内。显然，保护生态环境、克服生态危机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节制资本自当包括不让资本的逐利活动破坏生态环境。而要有效地节制资本，实现生态正义，建设生态文明，仅有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一套能够切实保护生态环境的体制机制，包括严格的环境立法、完善的环境监管体制以及生态修复、补偿机制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制订、完善和实施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规定和法律法规，使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逐步确立和日趋完善。只有在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这些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的作用，我们才能有效防范包括资本逻辑在内的各种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侵害，真正实现生态正义，使生态文明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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