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望疫后世界图景，或将有五大变化

　　大难之后，必有大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撰文指出，“新冠肺炎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史无前例的疫情，必将塑造史无前例的世界图景。无论是霸主威信受损的美国、成员国分歧日益加剧的欧盟，还是遭遇蝗灾等并发性灾难的印度、依然面临疫情扩散挑战的非洲，其背后都是国际社会中不断增长的新变量在发挥作用。

　　疫情如何冲击了世界？瞻望疫后世界，将会有怎样的新图景、新趋势？一文带你读懂疫后世界的五大变化，看懂世界的转型与变革！

　　01

　　经济图景：

　　世界经济遭受全方位冲击

　　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造成2020年全球经济下滑5.2%，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此次疫情对世界经济的打击是全方面的：

　　① 公共卫生灾难本身带来的冲击。应对疫情需要大量财政拨款购置相关医疗资源，对我国而言，政府承担了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的大部分费用，同时也承受了封城造成的经济损失。而随着疫情长期化，暂时性的、局部性的封锁时有发生，给国家以及地方政府造成了一定的财政压力。

　　② 疫情造成的衍生经济影响。疫情造成全球经济活动较为普遍的、长时间的停顿，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企业受到重创。与此同时，由于多国采取封城、限制聚众活动等政策，对现金流要求较大的零售业和服务业遭到沉重打击，以航空业为代表的运输产业更是如此。额外的防疫成本、停滞的现金流以及工资、场地租金等刚需冲击着大量中小企业。由于受损的服务业、零售业、制造业等恰恰是低收入人群聚集的产业，高失业率又要求政府进行相应救济，因而大大增加了财政压力。

　　③ 金融和债务风险。疫情快速蔓延的初期曾引发股市多次熔断，显示了国际资本对疫情负面影响的焦虑情绪。随后，美联储开始实施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产生了恶劣的示范效应，并且很可能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针对美国许多公司即将面对的公司债问题，美联储通过二级市场企业信贷工具购入公司债，资产负债急剧扩张。美国不负责任的大水漫灌政策给美债持有国以及贸易伙伴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④ 并发性灾难。2020年可谓多灾多难，例如东非蝗灾等“天灾”，殃及人口大国印度，很有可能造成世界粮食危机，还有美国种族危机等“人祸”接踵而至。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停顿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美国等国家的石油价格战同时发生，石油市场的供需两端同时受到冲击。除此之外，部分国家剑拔弩张，冲突蓄势待发，令跨国生产、物流运输等充满不确定性。事实上，即使世界粮食与能源储备充足，货运中断也可能导致部分地区资源短缺。

　　02

　　全球化图景：

　　反全球化风潮愈演愈烈，但对东亚区域化有一定促进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化时代大暴发，凸显了现代全球化国际体系的弱点和弊端：

　　各国人员流动频繁，便捷的交通有利于病毒的传播。

　　各国产业高度联结，全球制造业与中国联系紧密。当中国企业因为抗疫停工，其他国家也会面临生产链断裂的困境，反之，中国的出口企业在他国需求不足时也会受损。

　　国家之间难以有效协调。部分国家在中国抗疫之初便采取停航、禁运等极端手段，加剧了国际恐慌；还有一些国家因为国内原因无法有效开展抗疫工作，进而成为国际疫情输出国。

　　并发性灾害、国际政治事件等给抗疫工作增加了难度。

　　在恐慌情绪的影响下，世界多国的反全球化风潮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首先，部分国家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灾害面临财政困境（许多发展中国家本身就具有严重的债务问题），对全球化的排斥情绪加重。

　　其次，美国等国家鼓吹的“中国有罪论”以及种族主义言论，加剧了部分国家的排外情绪。

　　最后，疫情使得部分国家呼吁战略物资“自给自足”，因此在危机过后，一些国家可能会主动减少对国际贸易的依赖。

　　需要注意的是，疫情对东亚区域化具有促进作用，疫情过后的世界经济存在新的希望。如前所述，疫情降低了国际市场对出口型企业的需求，而东亚、东南亚国家以及地区大多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区域内国家覆盖了不少领域的高、中、低端产业，在劳工素质和制造业完备性上具有优势。如今欧美等国家深受疫情困扰，其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下降，生产能力下降同样明显，而从疫情中恢复较快的东亚、东南亚各国则能够从相互贸易中寻找经济恢复的新引擎，为国内出口型企业创造商机。

　　03

　　政治图景：

　　世界政治形势可能出现四大变化

　　各国都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受害者，但仍有一些国家将病毒政治化，使其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疫情造成国家之间的物理隔绝以及资源争夺，迫使一些国家在大国政治斗争中站队，已经对世界政治造成了一定影响，甚至加剧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疫情之后的世界政治形势可能会产生四大方面的变化。

　　第一，世界霸主威信受损。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在军事、科技、金融、舆论等领域拥有全球霸权的超级大国。然而在处理新冠肺炎疫情上的反应迟缓、低效，削弱了美国的威信地位。与此同时，美国在全球危机中的各种自私举动，不仅不利于全球合作抗疫，也将损害其作为世界大国的信誉。

　　特朗普上台执政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体现出两项原则——遏制中国的冷战式零和思维以及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的单边霸权主义。疫情原本可以成为中美关系缓和的契机，但部分美国政客依然保持对抗思维。面对国内抗疫不力、疫情快速蔓延的现状，美国通过指责中国转移矛盾，频繁抛出“中国有罪论”，企图以此转移国内外的注意力；美国部分政客和民间团体炒作“起诉中国”，甚至威胁拒绝偿还中国所持美国国债。指责中国当然对于美国抗疫毫无助益，但却能够迎合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派选民，也能够迎合意图使中美彻底“脱钩”的鹰派战略家。美国“指鹿为马”的伎俩引来了少数国家的附和，但大多数国家都拒绝在美国的威逼下站队。比如，在七国集团外长视频会议、世界卫生大会等场合，美国宣传“中国有罪论”并未成功，反而被大多数国家孤立。

　　此外，美国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屡次退出国际合作框架，在疫情期间更是变本加厉，甚至宣布由于世界卫生组织“拒绝执行美方所要求的改革”，美国将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在双边关系上，美国同样自私自利，在欧洲疫情暴发之际，单方面发布美欧禁航令，扣押多国抗疫物资并截胡订单；在本国疫情严重之际，向拉美国家遣返可能被感染的非法移民；在盟友因抗疫背负沉重财政压力之际，以撤出美军为要挟，要求欧洲盟友增加国防开支，承担更多驻军费用。

　　第二，欧盟离心离德，其内部问题在疫后将继续存在。除美国外，西方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在疫情期间的表现都差强人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种族主义。以挪威、丹麦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在中国疫情严重时放任国内辱华言论，民间出现针对华侨华人的攻击，甚至其他亚裔群体也成为受害者。日本财务相麻生太郎曾表示，某些欧洲国家对新冠肺炎疫情反应冷淡，甚至某些国家的代表认为“那是黄种人的病，不是我们的病”；一些欧洲媒体也多次暗示，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国“不卫生”生活习惯的产物。这种自大的情绪令欧洲错失了防疫的最佳时机。

　　其次是欧盟内斗。近年来，德国经常以欧洲领袖自居，但在疫情面前，德国抢夺瑞士等邻国的医疗物资，从低收入国家抢夺医护人员，其形象从欧洲的“武林盟主”变成了不讲道义的“山贼盗匪”。与此同时，欧盟对意大利等国家的疫情无所作为，反而是中国伸出援手。欧盟在疫情稳定后试图进行一些补救，在国际上积极呼吁合作抗疫；但欧盟的问题在疫后还可能会继续存在，欧洲一体化任重道远。

　　最后是“群体免疫论”。英国在本土疫情暴发初期一度采取消极防疫的态度，招致了社会各界的批评，最终被迫转变策略，积极抗疫。瑞典明确采取“群体免疫”策略，导致新冠肺炎死亡率高居欧洲第二，累计死亡人数达到三个邻国总和的四倍以上。事实上，巴西、美国的低效率抗疫都或多或少地受“群体免疫论”的影响。可以说，部分西方国家的“群体免疫论”大大增加了其他国家的风险，促使抗疫成为持久战。

　　第三，世界多国面临复杂考验。首先是俄罗斯。俄罗斯在疫情初期对中国边境严加防范，却未能对欧洲方向输入的病毒提高警惕。虽然俄罗斯学习中国经验，建立方舱医院，但抗疫效率不如人意。俄罗斯在疫情期间仍然面临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虽然目前疫情已经逐渐得到控制，但政府的经济压力仍然沉重，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将是俄罗斯面对的首要挑战。其次是巴西。目前，巴西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快速增加，已经成为世界疫情的“震中地带”。再次是印度。印度存在着规模巨大的贫民窟，部分地区公共卫生水平落后，近期还面临蝗灾的压力。作为人口大国，印度的沦陷可能导致全球抗疫难度骤升。最后，非洲和拉美的许多国家。这些国家在疫情之下处境艰难，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和多国积极对其予以援助，但仍然可能出现人道主义危机。

　　第四，亚太政治相对稳定。相比之下，亚太地区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总体不错，有助于消除民众对西方国家的盲目崇拜，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政治稳定。

　　04

　　更多人将走出“唯西方论”的盲目崇拜

　　当疫情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肆虐时，种种打着“自由”旗号的蠢行得以暴露：民众无视政府禁令聚众活动，年轻人以“年轻人死亡率低”为由肆意狂欢；政客将不戴口罩与“捍卫自由”相联系；部分媒体在传播虚假谣言和种族主义言论方面肆无忌惮；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应对失当，频繁出现抢夺物资、数据造假、忙于党争等丑闻，面对国内不断升级的公共危机仍然坚持推卸责任。此次疫情令更多的旁观者看清了西方制度的内在不足。可以预料，疫情过后，更多的人将走出“唯西方论”的盲目崇拜。

　　事实上，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往往需要各方面作出牺牲。疫情面前，我国的医疗工作者、一线工人、军人以及大量的服务业劳动者超负荷工作，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普通民众牺牲出行自由，通过规模巨大的隔离行动阻断疫情蔓延；企业和政府承担经济停转损失和公共卫生支出，为防控疫情奠定基础。而部分西方国家不具备这些条件，也不愿作出牺牲。

　　政府力量强大、科研水平世界领先的美国或许拥有控制疫情的能力，但却陷入了内政危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以及不同党派的民众不愿意协力抗疫）。美国社会存在着几种难以弥合而且愈演愈烈的矛盾，包括贫富差距、种族矛盾、左右意识形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等。重大社会危机会促进极端群体的涌现，而这些群体之间无法沟通，社会对立因此加剧。例如，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民众对肆意妄为、向国家和社会转嫁风险的华尔街金融家深感不满。美国左派要求强化监管、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极端右派“茶党”则要求削减赤字、限制政府权力，两者的诉求存在根本矛盾。在2010年后，凭借新型社交媒体和“茶党运动”，另类右翼运动在美国崛起，种族主义大有死灰复燃之势；左翼则相应产生了反法西斯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等，主张以暴力对抗另类右翼。传统的美国社会拥有大量的“温和派”中产阶级，因此在美国的竞选机制下，两党推选上台的政客都会温和持中。但随着社交平台日益发达以及中间派选民投票意愿下降，特朗普凭借高效的网络动员能力、独树一帜的话题制造能力，获得了美国右翼分子的支持，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胜出。特朗普出台了大量的激进内外政策，甚至不惜激化国内和国际冲突。与此同时，民主党和一些利益受损群体也开始以激进手段对抗特朗普政府，此次疫情期间东西海岸各州“抱团自救”对抗联邦政府就是典型例子。

　　面对社会危机，美国部分精英拒绝反思自身制度，反而将矛盾外引，执着于意识形态斗争。自奥巴马时代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敌意与日俱增；美国精英阶层因未能对中国“和平演变”感到失望，在商业上对来自中国科技企业的竞争感到不满，在军事上对日益成熟的解放军军力感到担忧。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在反华路上越走越远。在这种大环境下，美国政府在贸易、科技、金融、司法、军事、外交、人权、国际组织等领域动作频频，毫不掩饰扼制中国发展的意图，甚至将新冠肺炎疫情当作敲诈中国的武器；反华成为美国两党的政治共识，对华“温和派”丧失话语权；一些议员和社会团体甚至比总统特朗普更加激进。事实上，即使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失利，民主党也很有可能会延续反华的外交政策基调，继续就新冠肺炎疫情向中国“索赔”。

　　05

　　我国需做好持久战准备

　　疫情以来，中国围绕防疫的内政外交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惜代价控制危机的治理模式获得了国内外的肯定。

　　与此同时，疫情给我国带来了一系列新挑战：

　　首先，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疫情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危机，种族矛盾、贫富矛盾都在激化，这使得美国战略家更加狂躁，甚至非理性。可以预料，在不远的未来，美国及其盟友的反华政策将更加激烈，甚至有擦枪走火的可能。

　　其次，“中国有罪论”不断发展。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在国际上不断煽风点火，鼓动世界各国向中国“索赔”，部分经济困难的国家可能与西方反华势力一拍即合。

　　再次，部分周边国家如印度等，出于转移内部矛盾以及迎合美国战略的需要，有意挑起与我国的边境冲突。

　　最后，反全球化浪潮严峻。反全球化将给跨国危机治理造成巨大障碍，甚至直接危及我国的海外利益。

　　当前，哪怕中国控制住了疫情，但只要外界疫情不断蔓延，我国的经济就仍旧背负抗疫的高压。可以说，疫情过后的全球治理符合中国利益，也是中国无法逃避的责任。我国的当务之急仍然是恢复经济生产，缓解国内中小企业、低收入劳动者的生存压力。在外来输入压力巨大、内部疫情时有复发、科学家对病毒缺乏全面了解的当下，我国需要做好持久战准备，制定出快速、有效的有限封锁机制，在与病毒共存的大前提下，有序维持经济机器的运转。

　　总之，新冠肺炎疫情使我国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加复杂，向决策者和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战。我国只有尽快从疫情中恢复，才能更有底气地应对挑战，从而谋求更加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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