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明的冲突》的亨廷顿，把当今世界文明分成三大块：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及基督教文明。尽管亨廷顿对文明的理解本身是粗浅的，但是他的这种划分还是有道理的。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中心都在亚洲，且分布在亚洲的东西两端，前者在东亚，后者在西亚。实际上，这是人类历史中最古老的两大文明。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并不在阿拉伯半岛，而是在古两河流域，甚至还有与之相邻的北非的埃及。也就是说，所谓的伊斯兰教实际上是古两河、古埃及文明的直接继承。从形式上看，古两河古埃及文明消失了，但是其精神实际上是被伊斯兰文明继承了。
欧洲，包括印度所在的南亚，则与处于东亚和西亚之间的中亚有着密切关系。长期以来，中亚以及与之毗邻的东欧都是茫茫草原。与很早就开始食用谷物（粒食）的东亚和西亚不同，中亚东欧大草原上的人们只能依靠放牧而生存生活。与是，在生产方式上，整个人类文明的生产方式就一分为二，东亚的中国和西亚的古两河（包括古埃及）是农业，介于西亚和东亚之间的中亚东欧则是游牧。此前的南亚和西欧，尚且是无人之地，或者仅仅生活着少量靠渔猎采集生活的原始部落，间或也有简单的农业。
当游牧生活在中亚确立时，人类文明三足鼎立的格局便已成型，当初西亚的农业文明就对应于现代的伊斯兰文明，东亚的农业文明就对应于现代的儒家文明，而中亚东欧的游牧文明就对应于现代的欧美文明，以及印度文明，两者合称印欧文明。
为什么说，西欧文明和印度文明对应于中亚游牧文明，原因在于，当文明在东亚、西亚，以及中亚兴起时，西欧和南亚还基本上处于文明的处女地，人口稀少，甚至压根没有人。而游牧文明的人口承载力非常有限和脆弱，随着人口的增长，中亚东欧游牧必须向外扩张，寻找新的地盘。因此，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中亚东欧的游牧民族就会以大约500年为周期，定期地发生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一开始，游牧民族的主要迁徙地点就东欧之外的欧洲地区，以及南亚。西欧、南亚的文明就是由游牧部落的屡次迁徙、殖民下所逐渐形成的。可以说，印欧人实际就是中亚东欧游牧人的后裔，尤其是西欧。
现代所谓的基督教文明，实质就是指西欧文明，而他们的文明基因、文明传统则是游牧，而非基督教。基督教是后起的，而西欧人接受外来的基督教的教化则更晚。所以，说基督教是西欧的传统是错误的，游牧才是。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他们才会在中国文明的影响下，开始搞宗教革命、近代哲学革命和科学革命，最终去彻底否定基督教。西欧人对基督教的背叛和否定并非什么社会进步，而是基督教教化的失败，没有让流淌着游牧血液的西欧人真正接受教化。游牧习性让西欧人缺乏对宗教本身的虔诚。
同样伊斯兰教的出现更晚，因此，也不能说将伊斯兰教说成是现代伊斯兰文明地区的传统。伊斯兰文明的传统显然远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前就形成了，尤其在古两河、古埃及地区。事实上，伊斯兰教本身正是在古两河、古埃及文明传统的基础上所诞生，并继承了这个传统。
伊斯兰世界没有出现象基督教的西欧一样对宗教的否定和背叛，并不是伊斯兰教本身的成功。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出现，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都是非常晚的，当然伊斯兰教更晚一些，它们命运的决定者并不在其自身，而是在它们之前的更悠久的传统，在秉持这些传统的人民、教众。基督教失败了，因为不幸的是，它的教众是拥有游牧传统的西欧人。伊斯兰教没有被否定，因为它比基督教幸运，它的教众是拥有宗教信仰传统的西亚人。事实上，西亚是宗教的发源地，拥有着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宗教的形态可以变，但是宗教信仰本身却是永恒。即便伊斯兰教被抛弃，他们一定会引入另一种宗教，而不会西欧一样，去否定和抛弃宗教本身。
总之，人类文明起源于亚洲，并且又因地理禀赋的不同，形成东亚、西亚、中亚三种形态。公元前4000年之后，中亚东欧的游牧开始周期性地大规模向外迁徙，开始产生三者之间的交流、冲突和融合，这构成了此后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轴线，并导致衍生性的印欧文明的诞生。
人类文明的此后发展史，实际上也是三种文明形态的交流冲突史。三种文明形态也成人类文明的三元素，一如红、黄、蓝为三种基本颜色，不同的比例，就能调出的不同的色彩，人类文明的千姿百态，实际上也是由文明三元素的比例不同所致。
即是说，人类文明的三个基本元素是在公元前4000年前成型的，之后就进入了交流混合的阶段。这也意味着，公元前4000年前之后，再也没有纯粹的文明，而只有混合文明，三者的混合，任何地区的文明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三种元素。
用农耕和游牧去区分早期人类文明的三种形态是不准确的，原因在于无论是东亚的中国，还是西亚的古两河，其文明的出现都是在农业出现之前，尤其是中国。考古学证实，在人类正式开始农耕之前，已经有好几千年，甚至一万多年时间在开始采集和食用野生谷物了，东亚中国采集和食用的是野生的小米和大米，而西亚的新月地带采集和食用的则是野生的小麦。这些野生谷物为当时人们提供了很大的食物保障，让他们可以过上相对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而文明正是由定居生活所孕育，而非农业。事实上，农业的出现恰恰是人们对定居生活的习惯和期望继续维持所产生，是先有的定居、文明，后有的农业。
中国传统文献一直认为中国的历史开始于伏羲，伏羲的最重要贡献是“画卦”，即发明了易经。伏羲之后才是神农。显然，伏羲和神农更是对两个时代的拟人化称呼，伏羲是一个时代，神农是一个时代。神农的含义是明确的，即农业的出现，神农时代就是农业出现的时代。伏羲在神农之前，那么伏羲时代就应该是尚无农业的渔猎采集时代。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们一度认为这样记载是胡扯，文明怎么可能在农业之前出现，怎么可能出现在渔猎采集时代。但是，考古学证据却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即文明更可能出现在农业之前的漫长的野生谷物采集时代。而且，考古证据还显示，野生谷物采集时代更可能最早出现在中国北方，那里所采集的野生谷物是野生小米。因为，在华北出土的野生小米加工工具石磨棒可以追至25000年前。这意味着那时，中国北方已经开始出现对野生小米的采集、加工和食用。
人类最早的食品加工工具陶器也最早出现在中国。在铁被使用之前，陶器锅是中国最主要的食品加工工具，金属锅正是由陶器锅演变而来。目前考古出土的最早的陶片已经可以追溯至20000年前，出现在中国南方。综合陶器的传播的年代数据，可以推知，陶器从中国南方传播至北方的年代，可能在17000年前左右。在原本已经拥有野生小米采集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再加上陶器的使用，可以进一步提升食物来源的稳定性，这可能引发定居生活的出现，从而催生文明的产生。即伏羲时代的开始。
需要指出的是，加野生谷物加工工具上，中国的石磨棒（配套的是石磨盘）的出土时间比西亚的石臼要早10000年左右。陶器也要早10000多年。注意，这两类谷物和食品加工工具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均比西亚惊人地早10000年，而非1000年，或几千年，是10000年。这意味着，文明在东亚的出现远比在西亚早。即人类文明是诞生在东亚，而非西亚。
更具体一点，东亚定居最早可能出现在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区域，出现在黄淮平原，其中心就是现在的豫东鲁西，还要再加上皖北和苏北。因为这个区域在传统文献中是中国文明早期的核心区域。譬如，传统上认为伏羲“都于陈”，即“陈”是伏羲文化的核心区域，在现在的豫东周口淮阳一带。五帝、三代的圣王、大贤也基本全部出生于这一区域。这一格局在春秋战国时代表现的依然突出，“孔孟老庄”中国那个时期所涌现出的四大圣人，全部出生在豫东鲁西的直径仅200多公里狭小区域。孔子祖籍豫东夏邑，出生地为曲阜。老子祖籍豫东鹿邑，还有一说为安徽涡阳。实际上鹿邑距离涡阳不过100公里。孟子出生地为山东邹城，庄子则出生于豫东民权。目前庄子的出生地也有争议，不过其他可能地点，也大都在距离民权的几十公里的范围之内，最远的为皖北蒙城，也在200公里以内，且都属于当时宋国的范围。
孔子祖籍河南夏邑县，后因政治原因其五世祖从宋逃难至鲁，但孔家与祖籍地并未断绝联系，其父亲正是出生于此地，而孔子也经常回老家，他自己干脆说自己是“殷人”（宋人），而不说是鲁人。孔子受到当时文化最先进的两个国家文化的熏陶，或许是孔子后人称为圣人的一个重要条件。
说宋、鲁两国在春秋时代是文化上最为发达的区域，有《诗经》为证。在当时所有的国家中，唯独宋、鲁没有“风”。“风、雅、颂”是《诗经》的三类题材，“风”有讽刺之义，记载国家中不好的地方，需要改正、纠正的地方；“雅”是正、雅正，记载好的地方，需要是学习的标准。同时，周朝也以天子所在的周国为雅，凡是记录周朝的都归之于雅。而在“雅”中，实际上也有讽刺类的诗，而且小雅、大雅都有。这意味着“雅”其实也包含着“风”的成分，“周风”就存在于“大雅”、“小雅”之中。但是，因为“雅”是仅仅记录周国的，当然也包括朝廷。宋和鲁并不被直接包括在内。这意味着，宋、鲁是没有“风”的，即没有可以讽刺和指责的，在文化上是最先进的，甚至比天子所在之周国还要先进。
总之可以认定，人类文明的起源在中国，而中国文明的起源则在黄淮平原。因此，黄淮平原是人类文明的真正发源地，也是政治的起源地。要探求政治的初心，要对政治进行追根溯源，必须将目光锁定在这一区域。
现代的欧美人，依据考古文献杜撰出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就是人类文明起源于西亚的古两河地区，西亚的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这其实依然是欧美学者的对人类历史坐井观天、盲人摸象的谬论。人类文明的政治起源地不是西亚，而是东亚。不过巧合的是，黄淮平原也是夹在两河之间，黄河和淮河。东亚的两河流域，才是人类文明真正的两河流域。
尽管东亚、西亚和中亚产生了人类文明的三元素，但是，这三元素的产生却并非同时产生，而是有个先后顺序，东亚最早，西亚次之，中亚最晚，印欧则又为中亚所衍生。
用谷物文明和游牧文明，或植物文明和动物文明，在东西亚与中亚之间进行区分是合适的。东西亚是谷物文明、植物文明，而中亚则是游牧文明、动物文明。谷物文明包含了农耕之前的野生谷物采集时代，而文明正是在这个时代所诞生。
同时谷物文明，东亚和西亚之间也就拥着相同的特征，都崇尚秩序，其文明和社会都是以秩序为核心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秩序的形态不同。东亚中国的秩序形态是基于政治的，而政治则又是基于道理、道义的，而道义、道理又是基于心性的。因此中国的秩序是政治的秩序，也是道义的秩序和心性的秩序。政治是道义的政治，也是心性的政治。用中国传统的表达方式也可以这么说：秩序及政治，政治即道义，道义即心性。总之，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秩序、政治、道义、心性四者等价。
而西亚的秩序则是基于宗教的，先是多神教，后来是一神教。宗教秩序的基础是神学。实际上，神学的内核也是类似于中国的道义、义理的东西，然而，他们却认为，道义、道理的源头在神，而非在人的心性。人自身是即便不是罪恶的，也是无义的，道义道理都是来自于神，人的道义道理不能来自人自身的心性，而只能来自神的赋予、赐予。
作为游牧文明、动物文明，中亚（包括后来的东欧）于东亚和西亚相反，是无序的，他们没有稳定的秩序的概念，而更关注眼前的个人的利益。同时，由于无序会经常产生争夺，无序背景的争夺唯有诉诸暴力，因此，中亚文明也是暴力文明。总之，无序、利益、暴力，是中亚文明的核心特征。也是其衍生文明印欧文明的核心特征，尤其是西欧文明。
当公元前4000年之后，在中亚东欧游牧的周期性向外扩张和殖民的搅动下，人类文明的三元素开始相互融合。基于政治的秩序从中国传播到世界，基于宗教的秩序从古两河-埃及传播到世界，而无序、利益、暴力也从中亚传播到世界。即便是当下，我们依然生活在这个三元素相互冲突融合的大背景之下。只是欧美是中亚的延续，伊斯兰是西亚的延续，而中国则是中国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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