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套教材，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悄然走进北京、河北等地的一些中小学校，成为中小学生生活中的“小帮手”。
这套书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医药文化中小学生读本》。
中小学生学中医知识，不是摇头晃脑地背诵“十八反”“十九畏”“汤头歌”，不是学习“把脉”“针灸”“气口”等专业知识，而是从图画开始，从故事开始，开启一段具有“东方的思维方式”的药香旅程。
刚刚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院士为教材作序，并开宗明义道出这套教材的初衷：“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小中医，而是了解中医基本观念，掌握一些养生保健知识。把人与自然和谐、尊重自然、敬畏自然、适应自然的理念传递给学生。”
“东方的思维方式”指的是什么？中医知识又将如何陪伴孩子？记者采访了中医药专家和师生。
“药食同源”，老祖宗的生活智慧
北京市丰台实验学校作为试点学校，学生们已经和中医药读本一起走过了两年时光。甚至在读本出版之前，中医药已经成为该校特色校本课程和同学们相伴了。
校长郝玉伟介绍了同学们和中医知识相伴的点滴。“每周一节40分钟的课程，孩子们很喜欢。因为中医知识贴近生活，这种感受是常规课程里没有的。比如亲手制作艾条以‘扶正祛邪、固本培元’，疫情期间，我们还开展了线上五禽戏比赛，增强体质。这对孩子们来说，更像是体验课，不会像传统知识学习那样有学习压力。”郝玉伟说。
教材主编之一，中国中医科学院特聘首席研究员、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原副所长朱建平告诉记者，2017年，这套书在广西同时开始了试点。三年多过去了，家长发现，孩子们一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正在悄然改变。“家长们反馈最多的是，孩子不那么爱吃油炸食品或快餐了，因为吃这些会‘上火’，身体不舒服。他们变得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尊重自然规律。而且孩子们会从生活中寻找答案，比如‘上火’的时候可以喝菊花茶清火，同时，菊花还有护肝明目的作用。”朱建平说。
小朋友们发现了很多有趣的知识，这让他们有了当生活“主人翁”的奇妙感受。在夏天，师生们采集薄荷叶，多采一些，既可以消炎止痒，还可以做成爽口的饮料。秋冬季，摘柚子、拔萝卜，药食同源，这些既是美味可口的食物，又有药理作用，强健体魄。他们有了更多生活常识，“比如在感冒初起的时候，厨房里寻一颗葱白煮水，热乎乎喝一碗，就能治疗。”朱建平说。
“药食同源”，是课本的一个固定章节。这些基本的保健知识凝结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智慧，是老祖宗的生活习惯，一蔬一饮，就是我们珍之重之的“传家宝”。朱建平告诉记者，这一部分内容正是在家长反馈中获得的，此前的教材这部分并不明晰，此后在调研走访中，老师和家长们要求专章描述这些“老祖宗的生活智慧”。
两年的实验期之后，教材还更注重和其他科目的知识衔接。“比如孩子的语文课本、历史课本都会讲到华佗、扁鹊、李时珍，我们衔接配合，打组合拳，尽量做好相关知识的普及，不过多占用课时，不加重学生负担。”朱建平说。
“整体观念”，辩证客观地看待问题
张伯礼认为，中医知识给孩子们最大的收获将是在“东方的思维方式”上，“比如有整体的观念，要全面看待问题，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东方的思维方式”是什么？也许这“隐藏”于教材的章节目录里：第一章第一课就是“整体观念”，接着是“辨证论治”。其中，“整体观念”是认识事物的指导思想，“辨证论治”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中医有全局观，有‘天人合一’的理念。人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爱护自然就是爱护我们自己，中医知识很古老，但不过时。”朱建平说，他们希望孩子们能从全局看待问题，不要只局限于一点。
看待问题全面，解决问题则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张伯礼以“中医抗击新冠肺炎”的经验谈到这一点，“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医上被称为‘湿毒疫’。在武汉，‘寒’的表征多一点，我们称为‘寒湿’，在广东是‘湿热’，上海是‘湿温’，不同的表现有不同的方案，要因时因地制宜。”张伯礼说。
“这就是中医说的‘同病异治’，中医也有‘异病同治’的时候，辩证地解决问题，就是东方的思维方式。”朱建平总结。
在“东方的思维方式”中，还有一点是朱建平认为不可或缺的，就是“协作的精神”。“用中医知识表述，就是方剂‘君臣佐使’的配伍方案。中医治病，不会一味药解决所有问题，而是几味药协同，有主次，有协作，不但治疗显性疾病，还能调理身体机能。中医的理念和我们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希望同学们能从中受益。”朱建平说。
此前，这些知识点在中小学课本中都有涉及，它们零星散落于语文、历史、思政课本中，“我们把这些传统知识点系统整理起来，希望为同学们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思维方式。”朱建平说。
“治未病”，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上医治未病”，这句话被印在书本的封面上，“这说明预防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始终是我们倡导的。”朱建平这样说。
在课本中，健康的一天从早起开始。晨起锻炼“五禽戏”，吃丰盛的早餐，其间要注意用眼卫生，做好眼保健操。午饭后要午休，晚餐要少吃，减少身体负荷，要爱护环境卫生，早睡早起。健康的养生知识就蕴藏在这周而复始的规律循环中。
贴近生活、图文并茂也许是这本教材受到学生欢迎的原因，但作为教师，郝玉伟还希望，能有配套的教参出版。“毕竟学生是在老师和家长的指引下学习这本书，学校中有专业中医药知识的教师很少，如果教师和家长能看到更深一些的教学参考，将更有助于学生理解这门知识，走近我们的传统文化。”
懂得中医知识的老师缺乏，也是朱建平所担心的问题之一。也许不只是教师，从事中医药的人才也很缺乏。截至2016年，全国有高等中医药院校42所（其中独立设置的本科中医药院校33所），是1977年（17所）的近2.5倍；加上252所高等西医药院校或非医药院校设置中医药专业，在校学生总数达79.57万人，是1977年的200倍。“尽管数量不少，但这些学生毕业后并不是全部从事中医药工作。因为目前仍有一些大学新生入学后不明白中医学理论而思想不牢固，后悔，甚至毕业后改行。”朱建平说。2017年末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52.7万人，尽管比1977年的24万人增加2.2倍，但离满足民众对中医药的需求仍然有较大差距。
这和一些误区有关，有人认为中医是“玄学”，缺少专业数据支撑，甚至“废除中医”“废医存药”的论调也曾一度流行。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医药作用明确，成为中国方案的亮点，在这个时刻，这套教材付梓出版，走进学校。“尽管不希望培养小中医，但是如果能培养更多孩子的兴趣，他们未来就可能加入中医药研究的队伍，让这门科学不断焕发生机。”朱建平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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