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全球化以来，传统文化不断遭受冲击和破坏。尽管有几代人的坚守和传承，但在“新文化”的滔天巨浪下，这些努力并未能挽救中国传统文化风雨飘摇、日趋衰败的历史命运。与此相关的“复辟帝制”、“六亿神州皆尧舜”、“狠斗私心一闪念”等政治文化实践，不仅没能实现道统重建和文化复兴，反倒引发社会动荡，激起时人对传统文化更深的误解和反感。
近代以来也有无数学者发问：传统文化中是否适应现代社会，并发挥积极作用？如何将积极要素准确地提炼出来？“冷战”结束以来，传统文化在中华大地呈现出持续发展乃至全面复兴的态势，但上述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当局者迷”的问题时有发生。在经历百年“新文化”的激荡之后，中国人该重建怎样的传统？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又该以怎样的形式对外传播中国文化？
▍文化革命与现代转型
大陆“新儒家”在提倡接续道统、复兴文化时，往往会陷入一个尴尬的处境中，即人们会列举传统社会中一些不合时宜的制度和现象（一夫多妻制、女性裹脚等）来反驳他们。这种批判甚至会不作区分地牵连到整个传统文化，以致形成钱穆所说的“惟中为旧，惟西为新，惟破旧趋新之当务”的扭曲历史观，重新甄别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已成当务之急。
在重新兴起的传统童蒙教育中，一些人就注意到《弟子规》与“三百千千” （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的不同。在清代，曾国藩尤为推崇《弟子规》，这与当时的体制和观念都很契合，故而是无可厚非的。但在现代体制和文化观念下，《弟子规》中的部分内容，就未必条条合乎时宜了。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人推崇《弟子规》，但亦有同样注重传统文化振兴的学者，提醒人们注意其间可能存在的教育问题。时至今日，在传统文化不再被全部否定后，中国文化中的这种血肉相连、鱼龙混杂现象，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现代人的取舍困难。
琴棋书画、针灸脉诊和亭台楼阁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一方面值得现代中国人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能够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但这些并非中华文化所独有的，西方社会中存在着功能相似的替代品。
黑格尔在课堂上讲中国哲学时，曾指出《论语》只是道德说教，其他文明的哲学系统也能发挥道德教化的功能，因此他并不推崇孔子。在中文与西文、筷子与刀叉、中医与西医、国画与油画、古筝与吉他之间，存在的只是样式差异，很难说筷子就一定比刀叉优越；油画一定比国画完美。因此，此类民族或传统形式的文化，在世界交往中还只具有对等意义，这些传统即使得到培育，也未必能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
那么，有没有某种文化既是中国所独有的，又能够普遍适用于其他民族国家，乃至于整个现代世界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首先要对中国传统精神有透彻的了解。“新文化”通常被视作对传统文化的“革命”，故而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传统可以被视作对现代文化的“反动”，它的“现代价值”恰恰存在于“新文化”未能触及的领域中。因此，对“新文化”革命性的分析有助于廓清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这种革命性主要表现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点发生了转移。
马克思将其归纳为“人的眼光”的出现，即人开始从“理性”和“经验”——而非神学或形而上学——出发来认识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社会中的宗教文化和圣贤文化逐渐没落，进而导致“正当性”的来源发生变化——“魅力型”和“传统型”合法性逐渐瓦解，“理性型”合法性占据主导。上述过程在欧洲表现为“启蒙”运动，在中国则表现为“新文化运动”。
人的生理本性、自由意志和平等价值成为社会的基石。在传统社会，是非标准取决于圣贤、宗教或政治领袖，在现代社会则更多取决于民众的自由意志。
文化和学术的最终渊源，则被归结为人的意识，或者，人的经验和理性。传统社会中圣贤所讲的形而上本体，都是人的经验和理性所难以把握或不能认知的，因此被现代社会彻底割舍或否定掉。可以说，现代社会是人的理性说了算的社会，它不再无条件地服从于传统习俗、圣贤教诲或领袖意志。
尽管认识论和正当性转变的代价极其沉重，但它也为民主政治发展创造了条件，个人价值得到彰显，自由和平等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石。拿自然法理论的古今之变举例，在古代自然法通常被界定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宇宙客观法则，在中世纪神学体系中则被视为“神的意志”，但到了近代，自然法理论的重心却转移到了个人的“自然权利”。这一过程被学者归纳为从“自然正当”到“自然权利”的转向，古典自然法理论中“道德至上”的价值观被摧毁，“理性主义”成为主流。
问题在于，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虽然将个人从宗教和礼教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但在现代性光芒的照耀下，其阴暗面也逐渐显露了出来。例如中国传统教育一直秉持“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原则，“发明本心”是古典教育的主旨，这在日趋功利化的现代教育中是缺位的。
▍文化更替与文化缺失
在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也存在文化的缺位和迷失。值得注意的是，近代的文化革命只发生在文化表层，主要表现为对传统文化枝干的彻底剪除，至于传统文化的根本，它只作了搁置处理。或者说，“新文化”只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表明了“批判传统”的立场，而未铲除其存续的根本，因为“新文化”的旗手对传统文化的精髓缺乏深入了解。
当下学者在阅读传统典籍时，往往只识其字，难明其义。不同于知识导向的现代学术，中国古典文化直指个人内在的切身感受，这种学问被称为“内学”，例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中，“明德”二字看上去很简单，但究竟指什么，这并非是每个学者都易弄通的。这不是从文字层面就能理解的问题，而是直涉各人的内在切身感受，经典中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尽其心者，知其性也”一类的表述都是如此。此外，中国古代的典籍可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涉及形而上学，例如《老子》、《庄子》和“四书”；另一种涉及经验知识，例如《商君书》、《韩非子》。现代人较容易接受后者，而前者则因涉及形而上学，难以为现代人的思维所接受。
近代以来，即便是胡适、冯友兰这样专治中国哲学史的知名学者，对中国古代典籍也存在认知偏差，冯友兰曾直言《孟子》中有某种“神秘主义”；胡适则断言古代道书“多是半通半不通的鬼话”。三联书店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解读《论语》的著作，书名“去圣乃得真孔子”显然与孔子在上千年来被奉为圣人的中国传统观念相抵牾。何为“圣人”？作为“圣人”的孔子有何与众不同之处？这是此类现代作品所要澄清的核心问题。遗憾的是，现代学者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往往只能从一种“远观”的视角进行外在观察，很难深入文化的内在肌理。
在《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谈》中，作者专门考察了“圣人”的多种字面意义，却未能剖析“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位置。在中国传统的语境中，“圣人”指的是“明了本心”的人，这种对心性的关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但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心性”对现代人来说变得日渐陌生了。
在文化更替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文本误读，即以现代观念替代经典本义，以字面意思曲解实质所指，甚至站在现代立场上彻底否定传统经义。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现代社会，而是贯穿于整个儒学发展的过程中，儒学中“宋学”与“汉学”、“大学”与“小学”之争就是例证。近代以来，以“礼崩乐坏”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更替，在中国呈现为一个无可挽回的深化过程。在此过程中，文化的缺失、误读和批判，受内外战争、政治革命、社会动荡频繁的影响，一直未能获得充分弥补或调整的机会。在新文化的强势主导下，作为中国根本的传统文化精义，经常在未被弄懂之前，就被视作需要完全破除的对象，与帝制、礼教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在枝干被一起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对于中国而言，20世纪总体上是外来文化大势涌入、文化运动不断兴起、传统文化饱受摧残、现实文化在持续动荡的社会情势下未能得到良好培育的时期。1930年代，中国南方的“学衡派”与北方“新青年”围绕文化本位展开争论，一些学者意识到“学术独立”和“文化自觉”的重要性，但这并未改变中国传统遭受片面批驳的弱势地位。1980年代，中国大陆兴起“文化热”，在一种稍显偏激的“黄蓝海陆”的中西文明对比中，中国传统仍不断地遭到否定。
在中苏同盟破裂以后，1980年代涌入中国的欧美思潮形成了对“苏联模式”的深层“去魅”，也形成对“西化”（特别是“全盘西化”）观念的抗衡。文化主体性诉求的兴起在近二十年来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百年前，梁启超已注意到延续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他说：“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自1960年代以来，理性人文主义的弊病显露了出来，不再被视为普适性真理，中华道统越来越具备走出文化缺失和文化误读、实现文化重建和文明再造的现实条件。
▍衔接道体与现代文明
自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面临着日渐深入而庞大的现代世俗体系。这既包括市场体制、民主体制、法治体制，也包括现代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科学认知方式等。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协调传统文化与现代体系之间的关系。在如何延续中国传统的问题上，一些学者主张立足传统，提出反民主、反西方甚至反现代的“原教旨主义”主张。这一现象是值得深思和反省的，中国文化真的与发源于近代西方的世俗体系格格不入吗？
对此问题的回答有赖于深入剖析中华道统的内在肌理。如果只像黑格尔那样，将《论语》视作处事规诫，而不能洞察其中蕴藏的心性原理，就难以理解中华文化对现代文明的价值所在。
中国文化包含三个层面：一是道体；二是德教；三是知识。它们对应着中国哲学的“体”、“用”结构，“体”指本体，“用”指作用，道体处在“体”的层面；德教和知识则是道体的作用，处在“用”的层面。
道体，也叫心体，指的是作为本体的“心”。在中国文化中，这既被认为是人的本质，也被认为是世界的本质，即“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道体”原理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所有人类活动都是作为本体的“心”的作用，人不可能与心体或道体分离；第二，“百姓日用而不知”，尽管人皆有“心”，人人都在使用“心”，但并非每个人都真切地知道“心”是什么、在哪里？故而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于让人觉察“心”，这也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本义所在。
孔子曾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经常被现代人解读为“愚民思想”，但它的实际含义是人对本心的知觉，指在放任浪荡中，人的一生很容易就消逝了，让个人知晓本心是很困难的。所以，古人以“知其不可而为之”来评价孔子。孟子也曾说过类似的话：“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这句话中“由”和“知”的意思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相同。
德教，即道德劝教，其核心是道德律。《中庸》开篇讲“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由此可见“教”处在比“道”低一级的层次上。德教通常被视作“明觉本心”的基础条件，与道体相比，德教的主观性更强，它表现为劝人积德行善。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讲的就是德教的基本内容。在曾国藩故居，仍藏有曾国藩题写的“仁人利溥”，“笃亲锡祜”两块匾额，其也道出了德教的义旨所在。在传统中国，道体大多隐藏在《道德经》、《庄子》、《坛经》、“四书”一类的经书中，德教则时常被国家制度所吸纳，并广泛流传于传统中国的家书、家训中。即便是刘备、诸葛亮这样的政治中人，他们告诫晚辈的也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一类的道德话语，这种道德世界观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
知识指人的经验和理性，即“闻见之知”，它通常是可以观测和感知的，而非形而上的，“史”、“子”、“集”所涉及的大多是知识。这些知识与现代认知方式是相通的，故而较容易为现代人所接受，社会领域中的礼、乐、刑、政、农、工、兵、商等，共处于知识层面。德教和知识都不能脱离道体，都是道体的作用。但德教所涉及的是形而上的道德律，这难以在经验层面得到充分论证，所以德教和知识必须分开，呈现为“内用”与“外用”这两个不同的层面。传统文化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仁人利溥”等命题，都在说明道德心态与世俗利益之间存在必然因果联系，在现代科学主义的语境下，这种难以捉摸的观念系统显然是与之格格不入的。
“道体”和“德教”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方能认识世界”，这与中国的“道体”观念颇为接近，但在柏拉图之后并未得到延续。斯多葛学派倡导的“宇宙客观法则”的自然法，与传统中国的道德律也比较接近，但也没有后继者，自然法在中世纪主要表现为神学自然法，近代自然法则以“自然权利”为核心，基于“宇宙论”的自然法系统不复存在。现代“认识论”主要建立在经验和理性的基础上，道体和德教（道德律）或者遭到批判，被视作古代人的异想天开；或者被视作难以论证的形而上学，被搁置不论，现代学术对“道体”、“德教”的研究基本集中在知识论层面，“明觉心体”、“仁人利溥”的文化自觉已经很罕见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体”的道或心、作为“内用”的“道德律”被视作普遍存在的；作为“外用”的知识——按照传统的“易”的观念——则是可以因时而变的。“新文化”以革命方式剪除了作为“外用”的帝制、礼制，并替代以市场经济、民主体制，但这只是以“新用”替代“旧用”，而并不能移易道体和道德律。“道体”和“道德律”一方面被现代学术搁置不论，另一方面却一直深埋于中国传统的内在肌理中，这反而映衬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也显示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可能发展方向。
从“道体”、“内用”和“外用”的视角看，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只存在于“新用”和“旧用”之间，而不是“新用”与“道体”、“内用”的矛盾，换言之，“新用”是“道体”和“内用”的外在显现，是传统“外用”的现代转型。在“体”“用”关系上，“旧用”（传统等级礼制）与“新用”（自由平等体制）都是“道体”的外在显现，它们与“内用”之间也存在内生关系。这主要表现为人与社会的内在道德属性。在传统社会中，这种属性的存续由礼教或宗教来保障；在现代社会中，尽管人的生物性和自然属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这并不能改变人和社会的内在道德属性，“天赋人权”观点并未能否定“良知”的存在。
▍小 结
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体”和“道德律”是化解现代性危机的一剂良药，这也是现代世界的内在需求。“启蒙”运动带来尼采宣告的“上帝已死”；经验和理性主义的深入则带来福柯所言的“人类的死亡”，即在上帝的存在被消解后，人类陷入了意义的失落和生命的迷茫中，“道体”和“道德律”恰恰可以填补现代人的价值空虚，进而引导个人重新关注“良知”。从“一切世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这些古语来看，现代世俗体系与道体、道德律是不相违背的。
“旧用”（帝制礼教）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是不契合的，传统与现代的兼容不可能在“旧用”与“新用”之间达成，民主法治的潮流是无法逆转的。传统中国的文化结构是“道体－德性－礼俗”，现代社会的文化结构则是“理性－法理”。在这一现代结构中只存在“用”的内容，却缺乏“体”的维度。传统文化也重视个人的理性和才知，但这通常被置于“道德律”的约束下；现代社会从理性出发讲人道，这一说法背后明显缺乏道德支撑。故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应植根于“道体”和“道德律”，建构起一套“道体－德性/理性－德教/法理”的价值结构，从而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合理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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