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在宋朝的巧妙运用：一段跨越千年的政治智慧

　　“文景之治"是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所迎来的第一个盛世。汉文帝，汉景帝在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背景下，以“黄老学说”为基础，无为而治、克勤克俭，大力发展农业，创造了一片繁荣景象。这一治国之策在缓解社会矛盾，发展社会经济方面效果极佳，被很多朝代借鉴。

　　宋朝在建立初期，外有辽国占领燕云十六州，虎视眈眈；内有前朝遗民，人心不稳。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如何巩固统治成为了大宋统治者所面临的首要难题。因为当时辽宋两国力量相当，所以很难短时间分出胜负。宋朝统治者吸取了“文景之治”时期的经验，将政治重点转向了国内。

　　除此之外，大宋的很多政策都深受“文景之治”的影响。宋太宗在特意将深受黄老学说影响的吕端任命为托孤大臣，宋文帝时期劝课农桑，恢复生产。

　　宋朝时期奉行“祖宗之制”，黄老学说因此得以在大宋王朝传承下去，这一政治理念稳定了当时的社会秩序，促进了经济发展，使宋朝成为了封建社会中经济最为繁荣的王朝之一。

　　同时，这一政治政策也影响了社会氛围，在当时的北宋社会中，上至士大夫下至民间百姓，都深受黄老思想的影响。”而“文景之治”在宋朝的具体应用可以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

　　一、“文景之治”在宋朝国内的运用：以温和、现实的方式稳定朝局

　　（一）稳定皇室内部：维系赵家皇权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往往会影响一个王朝的更替。宋朝统治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限制皇室权力，避免皇室纷争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

　　首先，就是皇储制度了，皇储代表了一个王朝的未来，在封建社会的很多朝代皇储的位置都曾遭遇觊觎，引起过皇子之间的纷乱相争。

　　因此，早立皇储是维护皇室内部稳定的一个重要举措。宋朝时期的很多皇帝都曾被群臣以汉文帝早立太子国家得以长久存在的例子进行劝谏而早日确立了皇室继承人。

　　比如在仁宗一朝，欧阳修以“汉文帝早立皇储，奠文景之治。唐明宗迟迟不立皇储，导致唐朝衰败”的例子来劝谏宋仁宗早立皇储，维系江山永固。除此之外，在宋英宗和宋光宗时期，均有大臣搬出汉文帝立皇储的案例，言明皇储之重要性，以此建议统治者从国本出发，早立皇储。由此可见，在皇储问题之上，宋朝对于汉文帝时期的做法进行了有效的借鉴。

　　其次，宋朝对于皇亲国戚的态度与其他朝代也有着很大的改变，在其他朝代皇室宗族如果敢造反作乱的话，统治者往往会采取“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漏掉一人”的态度。而宋朝时期则借鉴了汉景帝对于“七国治乱”的处理措施，并没有采取如此决绝的态度，宋神宗时，皇族宗氏赵世居被人告发谋反，事后赵世居自杀而亡。

　　宋神宗并没有将其宗族诛杀，只是去除了皇室身份而已。他的这一措施，维护了宗族团结，树立了仁义的形象。

　　（二）削减朝臣与地方的权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宋太祖时期为了加强皇权，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做法，这是宋朝建制之初赵匡胤对后代帝王在政权维系方面树立了一个基本方向：即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在宋廷中央，他把整个王朝中实力最为强大的禁军划分为三衙统领，但发兵权又划归给了枢密院，实现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

　　在地方上削弱了地方节度使、州县长官以及武将的权利，除此以外，他还颁布了一系列政令来把控地方财政，以此消除军事实力壮大的物质基础，避免地方壮大对宋朝中央产生威胁。

　　这和汉朝时期加强中央集权制度有很大的相似性，汉景帝时曾采取削藩制度，可是力度过大引发了“七王之乱”，到了汉武帝时期，实施了推恩令，分化了诸侯的权利，缓解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

　　从这方面来看，宋朝的统治者同汉朝一样，意识到了地方权力壮大对于中央的威胁，在处理这一威胁时，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对于外部势力采取了权力的分化和转移的方式。

　　（三）重用“遗世旧臣”：培养新君势力

　　宋朝时期推行“祖宗之法”，后世的皇帝必须要尊重上一任皇帝所立下的各种政策，否则将会受到臣僚们的弹劾，并且皇帝在去世之前往往会为下一任皇帝留下“遗世之臣”来辅佐新帝治理国家。

　　这种制度与汉文帝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一般来讲，新帝上任之后，往往都会培养自己的势力范围，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便是这样。汉文帝在当皇帝之前乃是代王，他的势力范围并不在长安，与长安的诸臣也没有太多联系。

　　吕后死后，代王被众大臣选择继承帝位，在奔赴长安时，他只带了寥寥几个亲戚，并没有将自己的势力团队全部带过去。入主长安之后，他对于汉高祖所留下来的老臣也颇为器重，在这些老臣的辅佐之下，汉朝的经济很快就发展起来。

　　这种政治措施是很合理的，老臣从政多年对于政治环境及其了解，相比于新辅佐起来的势力来说，这些老臣更具有政治能力。

　　（四）听取群臣建议：开“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风

　　宋朝的很多皇帝都从谏如流，无论是宅心仁厚的宋仁宗，还是宽容仁和的宋徽宗，甚至是“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都是如此。

　　宋朝统治者对于谏臣的态度是整个封建社会中少有的。宋朝统治者对于臣僚们的态度并非只是个人行为，宋王室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这种宽松的政治氛围，使宋朝官员敢于随时随地各抒己见，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促进了宋王朝的壮大与发展。

　　宋朝统治者的这种作风，一定程度上也有借鉴“文景之治”的经验，据史料记载，汉文帝在登上王位之初也曾奢侈享乐，他最喜欢的事情便是上山打猎了，常常“一日再三出”。

　　在大臣贾山的上书劝谏之下，他渐渐放弃了这一爱好，开始转投于自己的另一爱好——骑马，大臣袁盎以帝王安危关系国家社稷安定为理由劝诫他，成功让他放下了这一爱好，此后各地官员还是争相献千里马给他，虽然汉文帝极其不舍，但还是拒绝了。

　　除此以外，对于宫廷中原有的御马数量，他也下令进行了缩减，由此可见汉文帝是个虚心纳谏的君主，他会为了国家利益而放弃自己的爱好。这种从谏如流的态度推动了“文景之治”的出现。

　　二、文景之治在宋朝对外政策中的应用：宣仁政，轻言战事

　　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志愿贯穿了整个大宋王朝。不过面对现实局面，宋朝统治者还是极具政治眼光，在北伐失利之后，宋王朝很快就放弃了对外军事活动，开始把政治目光转向国内。在整个大宋王朝虽然有很多对外战争，但国内局势还是相对稳定的。

　　汉朝时期最大的强敌就是匈奴了，文帝、景帝之时，匈奴的气焰最为嚣张，但是文帝和景帝并没有急于派军队前去剿灭匈奴，反而注重自身的政治建设，这种策略使汉朝很快就强大了起来，这一思想对于宋朝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宋朝和文、景之时的外部形势有着极其相似之处：汉文帝时期，南粤不断扰乱我国南方边境一带，南粤小国的力量虽然没有汉王朝强大，但是汉文帝并没有选择出兵南粤反而想要“化干戈为玉帛”。

　　宋朝在面对外部契丹威胁时，由于双方的实力旗鼓相当，对于大宋来讲，战，则两败俱伤，而转用和平之策，不但可以避免战争对于宋朝国力带来的损伤，同时也能借此宣扬仁政，以达到双赢的效果。

　　因此，宋廷在此思想之下，采取的也并非碾压灭国的态度，而是选择“不战而屈人之兵”。

　　夫汉文帝，天子之尊也，尉佗，小国之君也。其所以然者，为中国劳苦，且以息战伐也。今契丹之劲，过于南粤，陛下之圣出于汉文，迹而行之，事岂相远哉？《徐资治通鉴长篇》

　　面对外部威胁，汉文帝在边境地区，“设边置县以备敌国”，宋朝时期也采取了这一措施，宋仁宗时，李元昊反叛，朝廷曾派40多万大军前去御敌，但失败了，在范仲淹的建议下，宋仁宗下令迁移居民到宋夏边境之地，要求家家户户学习弓箭，组建抗夏武将团体，最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总结：

　　“文景之治”作为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于后世封建政权来讲依然有着一定的参考意义。

　　宋朝的一些实际状况与文景时期虽然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宋朝统治者在治国方面也参考过“文景之治”时期的一些政策，但是宋朝并非照搬文景之治的措施，而是在分析局势的基础上，借鉴了某些施政策略，它对于“文景之治”时期的治国方针进行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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