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民族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的关键

一

讲到中国文化，首先就联想到中国民族。由民族产生出文化，但亦由文化来陶铸了民族。没有中国民族，便没有中国文化；但亦可说没有中国文化，也就没有了此下的中国人。天地生人，本没有分别，分别则在民族血统上，乃及文化上。今天是特地从民族方面来讲文化。

    中国民族如何形成？这似乎不是问题，而实是一大问题。中国广土众民，世界上没有那一个民族拥有像中华民族那样众多的人口。中国占地之广，也非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可及。由中国人来构成如此一个伟大的社会，这都是受了文化力量的影响。而且此一社会绵延最久。

以美国历史来比，不及我们二十分之一。德国、意大利，历史更短。英、法两国，也没有超过一千年。所以世界上民族最大，文化最久的，只有中国。

我们读西洋史，最易引起注意的，是他们很看重民族区分。如巴比伦、埃及、希腊，只环绕在地中海一角的小地面上，但民族相异，而又永不相融和。尤其是同在一地，最先由一个民族居住，后来由另一民族侵入，最后又有另一民族进来，记载得清清楚楚。

即如现代欧洲，地面也不算大，然而民族分歧，也永不得相融和。英伦三岛，最先是某一民族居住，最后又是某一民族侵入，直至目前，英格兰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还是有分别。

难道中国大陆上一生下来的便都是中国人，其间更没分别吗？难道上古三皇、五帝、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直传下来，便只是一个中国民族吗？

我们读了西洋史，回头来读中国史，只觉得中国史上很少讲到民族问题，使人不易看清楚中国民族究从哪里来，又如何般生长形成。

我们只能粗略地说，正因我们中国人向来不看重民族区分，因而很易成为一个大民族；西方人正因太看重了民族区分，因而民族和民族间遂致不易相融和。

二

现在我们再追溯到历史上来讲，中国古代有“氏姓”之分。男人称氏，指其居地言；女人称姓，指其血统言。若把我们古史上所见的姓氏仔细加以条理，可见某一同血统底氏族分布在那几处地区，或亦可指出其最先从那一地区随后又转移迁徙到那一地区去。

如此说来，在中国古代，未尝不是有许多异血统的部落同时存在。如炎、黄相争，亦未尝不是中国古史上一种民族斗争，但后来我们则自称为“炎黄子孙”，至少此一民族界线早已泯灭了。因此我们只认中国古代有氏族之分，却不认为有民族之分。

下至西周时代，列国分封，绝大多数是姬姓，然不能说那时的中国已由姬姓民族来征服统治了其他各民族。在古史上其他帝王的后代也都有封国。到东周春秋时，诸侯列国同称诸夏，当时他们都称是夏王朝之后，都是历史上一个传统流衍而来。

如孔子是殷代之后，他生在鲁国，居在鲁国，又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从民族观念上说，孔子也认是诸夏，是当时的中国人；在政治观点上说，则孔子主从周，不主从夏或从商。

但当时诸夏之外还有许多蛮夷戎狄。那些蛮夷戎狄像是异民族，其实不尽然。如晋献公娶大戎狐姬、小戎子，姬是周姓，子是商姓，可见大小二戎皆与诸夏同血统。又娶骊姬，可见骊山之戎亦同是姬姓。又有姜姓之戎。如此之类尚多。

可见当时夷、夏界线之分主要在文化，不在血统。楚国自称蛮夷，后来亦渐被认为诸夏了。吴越皆诸夏血统，在春秋初年不与中原诸夏相通，当亦在蛮夷之列，到春秋末年，亦为诸夏之盟主。

可见讲《春秋》的学者所谓“诸夏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进乎诸夏则诸夏之”，此说决不错，而夷、夏界线在“文化”不在血统，即此可证。

从战国到秦代，中国大陆上便已融和为一民族。《中庸》所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当时的交通文字和人伦道德，都已统一。而所谓中华民族，亦至是遂臻确定。那是在中国文化中最值得大为阐扬的一件事。

中国文化不仅由中国民族所创造，而中国文化乃能创造中国民族，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那还不见中国文化之价值，那还不值得我们来阐扬其甚深意义之所在吗？

“血统”是民族特征之第一项，“居地”是第二项，中国古人对于居地能影响当地居民性格方面之关系，亦认识得很清楚。《小戴礼记·王制篇》有云：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那是说天时气候温度湿度，交通物产，环境上有了种种差异，便影响到各地居民之性格，如刚柔轻重迟速，乃至习惯风俗之一切，以及饮食衣服使用器械种种之相异。

中国古人承认此诸相异，并认为此诸相异不可强同，重要者在此诸异之上，要能“修其教，齐其政”，要教化修明，政治齐一，务求对此五方诸民均能使其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至于其语言不通嗜欲不同也所不妨，只要能达其志、通其欲便是。

当知此一理论，便是中国文化所以能在广大土地复杂居民之上，渐渐融成出一大民族来之主要原因所在。我第一讲“性道合一论”，亦可用此一节话来互相阐发。

依照中国人想法，天时、地理、血统不同，民族性不同，均不碍事。只要有一番教化，在此教化之下，有一番政治，“教化”与“政治”便可形成一个文化而发出大力量来，自然可以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自然可以尽己之性而尽人尽物之性；自然可以会诸异于大同，而天下自达于太平之境。

试问此是中国文化理想中所含蕴的何等见识，何等抱负？宜乎在此文化大理想之下，可以形成一伟大无比的大民族，而直传至今依然坚强不衰，刚毅不屈。在将来，它依然会发生大作用。

诸位如读西洋史，如古代之希腊罗马，中古封建社会神圣罗马帝国，至近世现代国家、帝国、殖民、资本主义，各有它们的精采处，但永远为一个民族纠纷所缠住而不得解脱，而使西方文化永远有其一限度。

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只有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所悬此一理想可以当之。若仅在物质上求发明，当知会永远达不到此境界。

现代西方的科学发明，关于天文学、气象学、地质学、生物学、心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乃及现代新兴之文化学，种种知识，实可对我上引《王制篇》中一节话加以种种证明、种种发挥。

但只缺少了一番“一视同仁”的文化理想，来为世界各地居民建立一个共同的政治与教化，来为世界各地居民通其志，达其欲。所以西方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纠纷，直到今天不得解脱，而且仍会不断纠纷下去。

若反观中国历史，好像中国民族如自天下降一般，好像中国民族自始便是一个中国民族。

    到今天，却觉得中国民族没有一股力量像西方般也能来欺侮人，而且还不能避免别人之欺侮，就反而指摘中国文化之无意义与无价值，那真是一种短视，一种谬见，我们不该不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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