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世界三种人生态度，梁漱溟为什么认为：中国文化最有前途？

文化“三路向”说，是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纵观东西文化，而提出的重要观点之一，分属中、西、印三种独立的文化体系。

简单来讲，西方是意欲向前的文化，重点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是意欲调和执中的文化，重点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以佛家为代表的印度是意欲向后的文化，重点解决人类自身的问题。

与此相对应，梁先生还曾提出过三种人生态度：

第一种谓之“逐求”，意思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各种欲望的诱惑与驱使，对声、色、货、利、饮食、名誉、知识等等，逐求不已。

梁先生认为，最能代表这种人生态度，将之发挥到极致的，当数近代之西洋人。“他们纯为向外用力，两眼直向前看，逐求于物质享受，其征服自然之威力实甚伟大，最值得令人拍掌称赞。”而且他们还将此种人生态度理智化，使之成为一套理论——哲学。

然而，认为人生就是在欲望的满足或不满足中度过，满足就快乐，不满足就痛苦，终不免碰到问题，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又或如叔本华所说，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

第二种人生态度，梁先生称为“厌离”，即人在回转头来反看自己、冷静地观察其生活时，会感觉人生太苦。

一方面为饮食男女及一切欲望所纠缠，不能不有许多痛苦；另一方面，社会上又充满了各种偏私、嫉恨、仇怨、计较，以及生离死别、病痛纠葛等等，更使人觉得人生没意思。

由此而产生一种厌离人世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人人都有，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而最能发挥到家的，是印度人；其中最通透者，当数佛家。

第三种生活态度，谓之“郑重”，梁先生指出，其主要意义就是“教人自觉地尽力量去生活”；将之发挥得最到家的，即为中国之儒家。

儒家认为，人不同于动物，有卓然不落于欲望窠臼的可能，“人非定然要堕陷纠缠在欲望里”；同时也不认为人生一切都苦，《论语》通篇不见一个苦字，相反，乐之一字倒是随处可见。

儒家主张自觉地尽力于当下的生活，反对受欲望的牵引；儒家之乐也非来自欲望的满足与否，而视乎生命之流畅与否——“生命流畅自如则乐，反之，顿滞一处则苦”——“得乎生命自然流畅之道者，更不须待外来刺激，固可以无时而不乐”。

总之，在梁先生看来，“逐求”是世俗的道路，“厌离”为宗教的道路，“郑重”是道德的道路。三种人生态度相较，当以“逐求”态度为较浅；“厌离”与“郑重”相较，又以“郑重”为较难。

通常，人都是由“逐求”态度折到“厌离”态度，从“厌离”态度再转入“郑重”态度。

梁先生曾自陈，他自己便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先是“极接近于实利主义，后转入于佛家，最后方归转于儒家”，即经过了厌离生活，然后重又归来尽力于当下之生活。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先生即以“三路向”说为立论之本，认为“儒家、佛家之学从人类生活发展变化历史途程上看，实皆人类未来文化之早熟品”；

中国文化以儒家为骨干，又受佛家之熏陶，近代以来又受西洋文化的洗礼，展望其前途，必将在未来复兴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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