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只有儒家能代表中国文化？错了，这才是中华文化真面目！

北京徐慎檀女士多次嘱托，要我用尽量简明的语言写出中国文化的精华，让感兴趣的朋友能一睹其全貌。

最早对中国文化进行系统整理的是两千年前，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他们校理国家图书，将中国文化按经、子、文、武、天、人六个维度，分为“六略”，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魏晋以后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也本于此。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政）和社会教化（教）之学经历了西周王官学六经到诸子九流十家的演化，从内在修养到外在事功，内圣外王一以贯之，是“一龙生九子”。从形式到内容，可以概括为毛泽东主席《菩萨蛮·黄鹤楼》词的开头两句：“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经学和子学构成中华政教，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个核心之外是四种实用性知识体系，分别是《诗赋略》文学诗赋、《兵书略》军事兵法、《术数略》自然数术、《方技略》医学养生，是“一花开四叶”。

一、道、术一统

“一龙生九子”、“茫茫九派流中国”，指西周王官学六经衍生出诸子百家。在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的轴心时代，从经学到子学，中国文化逐步走向了成熟。《汉书·艺文志》说诸子是“六经之支与流裔”，将诸子比作六经的支流与衣裳末尾。

这个比喻容易误解经子的关系，认为经重于子。实际上子学是2.0版的经学，是经学的高度发展。进而言之，经是源，子是流——无经，则子成为无源之水；无子，则经成为一潭死水。宋以后子学衰落，清末民初经学亦失去生命力，原因就在这里。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一个重要不同点是中国文化源于王官学，王道——中央政府的知识学术体系，而不是如古希腊文化和现代文化一样源自私人学术。所以古人说，百家务为治，都是为政治、社会治理服务的。又因为西周中央政府是一个大一统的政治中枢，所以其知识体系按社会功用分类，是一个相辅相成、系统圆融的体系。

西周王官学是其政治经济 、社会教化的应用知识形态。主要内容包括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因为《乐》早已亡佚，只剩五经。诸子将六经进一步发展、精细化，最后主要分化为九流十家，包括：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最重要的是前九家。

在六经向诸子百家演化的过程中，孔子及弟子占据重要地位。孔子曾根据弟子学识能力不同，将他们分为四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其后学又进一步演化为诸子百家。为了让读者对于西周王官学术、诸子百家与孔门四科的关系一目了然，我们根据《汉书·艺文志》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相关资料，列表如下：

大家注意，上表“孔子四科”一列，没有“德行科”。这是因为诸子百家与现代西方学术不同，不仅仅是实用知识系统，还是道德智慧之学，内圣与外王，内养与外用、做人与做事是一体的。古代诸子教育学生，都是内圣修养与外在技艺一起教授，道、术一统。

受宋明理学的影响，儒家的内圣修养部分世人较为熟知，如《大学》、《中庸》等。但对于道家、纵横家等其他家的心法却很少人关注。纵横家心法《鬼谷子·本经阴符七术》长期为人忽视，黄老道家经典《管子》心术四篇《心术》上下、《白心》、《内业》，也鲜有人研究。法家与道家、名家与墨家有重要的学术血缘关系——法家的内圣之学实际就是道家的内圣之学。

中国文化内圣外王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沉沉一线穿南北”。和西方文化比较，诸子百家内圣外王之学大体相当于现代大学学术与基督教教化的统一体。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从外在形式到内在实质，很好地概括了中国文化的核心。这种圆融统一的大气派是其他文化中少有的，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特别珍惜。

二、一花开四叶

中国文化整体上一花开四叶。

除了代表中国文化核心，中华政教的经、子两大类，《汉书·艺文志》按文、武、天、人四个维度，将中国文化依次分成《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加上代表经、子的《六艺略》、《诸子略》，以及对各家总论性的《辑略》，共“七略”，这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天下图书的结晶，是对中华原生文明的第一次系统化整理，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就是据刘歆《七略》写成的。

和诸子一样，《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也来自王官所行的王道。不过它们与经子相比较，更重实用技艺。比如兵书出自古司马一职；数术出自明堂、羲和、史卜之职，里边有很多古代自然科学知识，包括数学、天文等等。与其他古代民族一样，这些自然科学知识同预测吉凶紧密联系在一起；《诗赋略》当相于后世的文学，集部，代表执政阶层士人的普遍修养，古人甚至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方技略》主要是关于医学养生的内容，为国人健康保驾护航一直到今天，可真谓“生生之具”了。

西晋荀勖（音xù——笔者注）的《晋中经簿》将除《辑略》之外的六略改为四部，甲部录经书（六艺），乙部录子书，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四略”一并收入，丙部录史书，丁部录诗赋等，从而奠定了后世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基础。清人编《四库全书》时，道教、佛教、西方学术相关著作皆列入子部——这时的子书已经是极度扩大版的诸子了。

今天我们熟悉的中医来自《方技略》，抗击新冠肺谈的过程中，在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中医发挥了现代西方医学所不具备的重要作用。中国文化历久弥新、超越时代的特点，让人叹为观止！

依据《汉书·艺文志》，我们将中国古典知识体系列表如下：

中国古典知识体系内部是互通的、圆融的。还是以中医为例，其理论体系主要源自《方技略》的医经，其中的《黄帝内经》一直流传到今天，仍是中医学者的必读书目。中医养生与现代西方医学不同，它上通心性，下达政教。古语有“上士养心，中士养气，下士养身”，养心性是中医养生的基础；《汉书·艺文志》总论方技，也提到“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议论病理而涉及国家的治理，探求病症来知道政事。

中国文化是大一统的知识体系！知识的统一，直到今天还是东西方学人不断追求的目标——从理论物理学家到大历史学家，而我们的先贤两千多年前就实现了知识基本架构的统一。

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世势的变迁，中国文化中蕴含的内圣外王大道分崩离析。到了清末民初西方学术大规模引入时，已经成为一堆大杂烩。以至蔡元培在1918年断言：“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1月，蔡元培序第1页。）

这是当时学人的普遍认识，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清末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的现状。学者们怎么办呢？就是削足适履，饮鸩止渴，用碎片化的西方学术“系统”整理国故，结果经学被肢解为哲学、史学、文字学诸科，中国古典知识体系越发碎片化。今日学人，只会谈论孔子经济思想、墨子经济思想、管子经济思想、老子经济思想、秦国经济思想、两汉经济思想……至于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则无不问津。

学亡则天下亡，吾辈生于斯世——敢不惊心，敢不奋起！

三、同归而殊途

汉代以前，特别是先秦时期，许多学者都贯通经子、融汇百家。不会因为诸子是私学，立场上有不同，就视其为异端。当时学人，通过适当取舍，取其所长，去其所短，折中诸子，用于治国理政。所以《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家“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

为何这样？因为诸子源于政府各部门的知识体系，而统一的政府必然相互协调运作。尽管诸子社会功用不同，有的侧重于教化，如儒家，有的侧重于政治经济，如道家、法家，有的侧重于外交，如纵横家，但他们都能相到补充。也只有合和诸子，才能见到中华政教的全貌！

《汉书·艺文志》已经为后学作了很好的工作，通过解析诸子“所长”与“蔽短”，让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见下表：

没有想到，千载之后，除了儒家，诸子的其他八家都被污名化了。先贤认为子学中应当抛弃的部分“蔽短”成了诸子本质。汉朝时，就有人认为法家就是刻薄寡恩、专任刑法，名家就是到处诡辩，纵横家都是奸诈失信的小人，墨家抛弃上下礼义……

事实上，汉以后九家中只有儒、道两家相当彻底地异化了。治国理政的“君人南面之术”黄老道家，演化为“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的出世道教。《庄子》本来以寓言讲游世之道，表面汪洋恣肆，实则实事求是，无为中道，却被解读成离世逍遥；儒家汉以后少有综合百家的大儒，成为越来越狭隘，“随时抑扬，违离道本”的辟儒，寡陋的儒生——先是宋儒引佛入儒，将内圣之学从善起修、止于至善的根本宗旨颠覆；进入20世纪，一些人打着“新儒家”的旗号，硬要从超越党派的王道政治中开出西方基于党派竞争的自由民主来，背离王道，已经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

至宋代，理学家引入佛教“道统”、“异端”思想，将除了儒家之外的其他家统称为异端，致使诸子百家几乎成为绝学——中华文化“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的伟大气魄成了儒家一家的涓涓细流。在通讯发达，科学昌明的今天，还有太多学人将儒家视为中国文化的主体，甚至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

我同意南怀瑾先生的见解：鉴于宋以后儒家独尊的现实，儒家可以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线索，但绝不是中华文化的主体。否则，我们复兴的最多只是异化的儒学！

如果非要论中国文化的主体，也是从西周王道王官学到西汉治道黄老道家（非道教）一系，前者孕育百家，后者集成百家。可惜唐以后史官多将道教，乃至佛教，与道家诸书一并录入丙部道家类，清谈老庄，世人已不知君人南面之术，黄老道家为何物了。宋以后“以学代政”，其道统主体是由先秦孔孟到两宋程朱，已经从王政转入学术，春秋大统一的王道至今不能彰显，大失中国文化无独立宗教传统，政教一统，内圣外王高度发展、高度融合的本来面目！

四、宗经、征圣、原道

下面，我们谈谈研习中国文化的方法。

现代文化精神源自对西欧中世纪繁琐经院哲学的革命，重批判性、创造性，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但我们不能用之过度。事物的发展总有一个因革损益的过程，无论怎样地批判和创造，都包括对前人成果的继承——这是批判与创新的基础。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东亚持续发展数千年的复杂巨型文明，积累了人类最为系统宝贵的文化财富，我们更在要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不可将古人验证了数千年的东西弃如敝履，用西方新旧思想任意置换掉。

所以，学习中国文化首先要“宗经”。经是数千年人类智慧的结晶，没有范式的根本改变，不能丢掉经典。如同基督教教化要以《圣经》为基础一样，我们学习中国文化也要以西周王官学五经，以及五经的“2.0版”，诸子百家为基础。

中国文化与现代大学学术不同，他不仅是理性系统知识，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先贤重实践，轻言理。西汉扬雄《扬子法言·学行卷第一》开篇即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

中国文化是合乎中国人特点和中国历史文化特点的知识体系，是我们安身立命，安邦治国的基础。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解释力，更在其实践性和实用性——这是我们研习中国文化特别要注意的，一定要落实到行上。

如何具体行呢？关键是经史相参，效法圣人的言事德行，所以研习中国文化的第二点是要“征圣”，向圣贤学习。

最后，学习中国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使我们的言行合乎宇宙人生的大道，达到与天地合其德，参赞天地化育的目的，所以要“原道”，悟到天下为公、无私无我的大智慧，成就盛德大业。

《扬子法言·问道卷第四》说：“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只有我们言行合乎大道，才能达到圆融无碍的生命境界，成圣成贤。

五、先易后难，先子后经

宗经、征圣、原道是研习中国文化的三个次第，宗经是基础。我认为，读古代经典以孔门四科为线索比较好，这样不易背离中国文化内圣外王不二、政教不二的本质。过去十几年来，笔者对孔门四科之学所涉及的绝学进行了系统整理，可以成为学人的入门参考书。

孔子所传四科之学的简介，及笔者出版的孔门四科相关著作如下：

德行科，礼义修为，为百家所共修。因为儒者主教化，所以其德行科有更强的普世性。这方面突出的孔子弟子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笔者主要著作：《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2014年），《礼之道：中华礼义之学的重建》（2014年）。

政事科，处理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社会诸事务，后流为黄老道家、法家诸家。这方面突出的孔子弟子有冉有，季路；笔者主要著作：《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2010年），《国富新论》（2013年），《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2010年），《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2008年）。

言语科，包括名家和纵横家，修习言语科的人先秦被称为“辩者”或“辩士”。《战国策·秦策一·陈轸去楚之秦》秦惠王说纵横家陈轸“天下之辩士也”。《庄子·天下篇》称名家“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这方面突出的孔子弟子有宰我，子贡；笔者主要著作：《正名：中国人的逻辑》（2013年），《说服天下：

文学科，古代经书，经学，是后世“游文于六经之中”的儒家所研究、传习的重要内容，为百家所宗。唐初颜师古在《汉书·西域传》下解释“为文学”说：“为文学，谓学经书之人。”这方面突出的孔子弟子有子游，子夏；笔者主要著作：《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2014年），《人类文明的基因：人类二元观念与世界文化的分野（图文版）》（2017年），《智慧简史：从史前到21世纪（图文版）》（正在出版过程中）

参阅这些书，可以先从德行科开始，因为修身是根本，道德智慧乃人所共修。在世俗中修行，积人道之善成天道之德，容易体悟中国文化内养外用、修齐治平一以贯之的大道。然后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兴趣、诸子社会功用研读诸子，折中诸子，会通中西。最后再读五经，五经自然更明了起来。

总之，我们学习宇宙人生的大道也要先易后难，先子后经。梅花香自苦寒来，深入无执、无处、无为、无私的大道，要在理论与实践，学与行中不断磨炼才行。若认为死读经典，不求甚解，就会终有一天灵光乍现，悟入大道，这样很容易自欺欺人，害人害己！

空谈天理人欲，不行人伦礼义；空谈天下观，不行王霸术，又有何用?

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让我们为生在中国，超越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有更多机缘听闻宇宙人生的大道而庆幸吧！

    【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南怀瑾先生在听秘书读翟玉忠先生的《中国古典经济学及其三原则》一文(已经收录在《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一书中)后曾经感叹道:"中国文化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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