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有心有物，心体物用；西方文化却有物无心，有用而无体

无论是就当下看，还是就历史看，中国文化的复兴过程，也一定同时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过程。但是，这种融合绝非无差异的融合，不分主次地融合，而是以中国文化为主导的融合，是“中体西用”的融合。

因此，要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要实现真正的文化融合，首先应弄清楚，中西文化的相同和不同究竟在什么地方。本文就是概要性地回答这个问题。

简单地说，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在于，有心无心、有意无意：中国文化是“有心”、“有意”的文化，是“心文化”、“意文化”；西方文化则是“无心”、“无意”，唯有物，是“物文化”。

中国文化认为，人的一切意识都是由一个主体所发出，这个主体就是“心”。“心”的稳定属性，就是“性”。因此，“心”也可以称之为“心性”。这个“心”不是物理的、生理的，不可以直接感知，是抽象的、逻辑的、虚拟的，是人通过对意识的反思，而总结推导出来的。这个“心”也是人的本质和主宰，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心”的存在。

人的主体性，就表现在“心”的主体上，人的独立和自由也就表现为“心”的独立和自由，可以称之为“心性独立”、“心性自由”。“心”重要功能是思考，具体体现在判断和选择上。心性的独立和自由，也就是表现为思考的独立和自由，判断和选择的独立和自由。

    而“意”则是思考、思维的基本单位，也是判断和选择的基本单位。判断和选择就具体表现为“意”的显现和发出。思考和判断选择，就是一个动态的意的集合。这些动态的意的整体就叫思考，就叫判断和选择。心、心性，是这些意的发出主体、本体。

因此，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就最终表现为“意”的独立和自由。人所能够直接感知的就是作为基本单元的“意”，判断和选择是“意”的集合，而“心”则是逻辑上的“意”的本体。

通过与外境、外物接触，所产生的判断性的“意”，凡正确合理的，就是“知”、“知识”。如果按照“意”去行动，“意”就转化为“行”、“行动”，转为为可被外人观察到的行为实践。

因此，“意”是连接“知”和“行”的，是包括“知”和“行”的，也是“知”、“行”一体的。“意”不可空存，不会凭空而出现，一定是在与外物接触的情况下，被外物所刺激而产生。当将“意”去落实时，也是将“意”与具体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即与外物相结合。

    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心外无物”。“知行合一”实质就是“意行合一”，“心外无物”实际上就是“意外无物”。“意外无物”反过来也成立，即“物外无意”。

    “意外无物”、“物外无意”，可以合起来，称作“意物合一”、“意物一体”。意中一定是包含着物的，物中也一定是包含着意的。意不可凭空产生，一定是由物所激发，这就是意中一定是包含着物的。物的显现和存在，是通过“意”而被感知和判断的。物的显现和存在本质上是意的显现和存在，因此物是一定被赋予意的，即物中是一定包含着意的。

当人秉持意去行动时，正确合理的意就是“义”，也是“理”、“道”，合起来称之为“义理”、“理义”、“仁义”、“道义”等。即“义理”、“道义”的本质还是“意”，只不过是正确的“意”、合理的“意”。

那么这么去判断和确保“意”是正确合理？有两个途径，这两个途径的效果是一致的。一个途径是“诚”，一个途径是“公”。诚的“意”，就是正确合理的意，就是“义理”、“道义”。公的“意”也是正确合理的意，也是“义理”、“道义”。

“诚意”是个人之事，“公意”则是全体人之事，但是，这两者却又是等价的，即“诚意”就是“公意”，也都是“义理”、“道义”。原因何在？答案是，所有的人心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或者说在深层结构和属性上都是相同的。如果所有的人都确保自己的“意”是诚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是发自本然之心的，那么所有人的“意”也一定是相同的，即个人的“意”就是“公意”。也就是说，“公意”的实现并不需要一个外在的投票程序来实现，而只需通过个人的“诚”来实现。

“道义”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如果所有人都按照“道义”行事，整个社会（天下）就会自然呈现良好的秩序。而“道义”又等价于“诚意”，是“诚意”的自然效果。而“诚意”就是由本然心性所发出的最真实的意，也就是“心性独立”、“心性自由”。这样就将个人的自由和天下的秩序完美地统一在一起，是“自由”与“秩序”合一。也可以说“自由”即“秩序”，或“秩序”即“自由”。

因此，中国文化的核心就在“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上，就在“意独立”和“意自由”上。“心性自由”、“意自由”不仅可以确保一个个人的自由，而且也可以确保天下所有人的自由。一个人的自由和天下所有人的自由是统一的。天下所有人都处于自由的状态，就是天下有道、天下太平的状态，这也是天下秩序。

既然，“心物一体”、“意物一体”，那么又如何区分“心”和“物”、“意”和“物”？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确保心性自由的关键，就在于能够正确区分“心”和“物”，即“心物之辩”，然后才能防止“物”对“心”的制约、牵制。一旦“心”被“物”牵制了、制约了，心也就是失去独立和自由了，就“化物”了。

正确区分心、物的关键在正确区分两种“意”：一种是已经发出，并在实践过程中被赋予到物中的意，这是的死的意；另一种是即将发出但并未发出，尚未被付诸实践，依然潜在于心中，这是的活的意。物中一定是包含着意的，但是，物中所包含的意是已经发出的死的意。一旦意被发出，付诸行动，与物结合起来形成物，意就成为死的意，成为物了。

典型的“物”包括：一切定型的知识、理论、宗教教义，一切的制度，法律等等。

“心”是指意的发出主体、本体，一切已经发出的意，已经被赋予到物中的意，就不在是心了，而是“物”了。“心”的功能是发出意，这个发出过程就是判断和选择，判断和选择本身就是心的主要功能，就是心。判断和选择的结果是已经发出的意，是物。一旦已经发出的意成为物之后，这个物就成为判断和选择的新的对象。判断和选择本身是活的，而作为判断和选择对象的物则是死的。

就判断和选择本身而言，是绝对独立、绝对自由的，任何物都绝对是其判断和选择对象。也就是说，心相对于物是绝对独立、绝对自由的。这里一定要把判断和选择这一功能本身，与判断和选择的结果区别开来。判断和选择本身的独立和自由是绝对的，但是其具体的过程和结果是则受实际情况的限制。

也就是说，任何的物，任何的境况，都绝对是心的思考对象，是心的判断和选择对象。不存在任何的物是不可以被思考的，不可以被判断和选择的。

一旦认为存在某种物是不可以被思考的，是不可以被判断和选择的，而只能被信仰和服从，那么判断和选择的绝对独立和自由便被破坏。这是就失去了“心性独立”、“心性自由”。

    所谓的“心物之辩”，就是正确地认识“心”和“物”，确保心的思考和判断选择绝对独立和绝对自由，即确保“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确保“意独立”和“意自由”。“意独立”、“意自由”其实就是“意的发出过程的独立和自由”。

确保 “心性自由”，实质就是确保没有任何物可以凌驾于“心”之上，禁止“心”去对其进行思考，进行判断和选择。一旦出现这样的“物”，就必须破除之。

也可以用“体用”关系，来说明“心物”关系。“心”是“体”，由已经发出的意所形成的物是“用”。“体”是指思考本身、判断本身，也是“意”的发出本体、主体。“用”则是发出的意的用，即意的落实，被付诸实践行动。心之体可以对任何物进行判断和选择，即任何物都可以成为心之用。

中国文化的核心在心之体上，而非物之用上。因此，判断是否是中国文化，就不能从物上、用上判断，而只能从心上、体上判断。凡是倡导和维护心的独立和自由的都是中国文化，包括知识上的，和实践上的，尤其是实践上。凡是在实践中抗击任何的对心性自由构成制约的行为，都是中国文化。包括对暴力入侵和暴力专制的抗击，以及对文化入侵的抗击。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中国之外的任何文明，都没有意识到“心”的独立存在，没有意识到“意”的发出本体、主体的存在，而只注意到已经发出的“意”的存在，即只注意到物的存在，并且虚构出很多“物本体”。

因此，西方文化自古至今都是“物”的文化，“用”的文化，而没有“心”和“体”。西方文化也有本体，但是却都是“物本体”，而没有“心本体”。无论“唯心”性的精神本体，还是“唯物”的物质本体，实质都是“物”，都是包含着意的物。“唯心”性的本体包括：神、哲学真理，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哲学本体等；“唯物性”的本体包括：客观世界、客观真理、客观物质等。

西方文化连“心”的概念都没有，当然不可能有“心性自由”、“意自由”，不可能有真自由。

但是，西方文明的发展历史，却又表现出不断地朝向“心”本体，不断地朝向“心性自由”不断发展前进的趋势。从多神教到一神教，从一神教到西欧近代哲学，从西欧近代哲学到科学，“心”的主体地位的确在逐渐提高，“心性自由”的程度的确在不断提高。

也就是说，尽管西方文明一直没有出现真正的“心”本体，没有出现真正的“心性自由”，但是却一直在追求之，接近之。在都向往和仰慕“心性自由”这一点上，都向往和仰慕自由这一点上，中西文明是一致的，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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