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鸿兵：融合两种思维模式，实现东方文艺复兴，创造更高层次文明

　　从历史上看，凡经济的大繁荣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大振兴。12世纪中国儒家思想的复兴正是建立在宋代经济高度繁荣的基础之上，15世纪西方的文艺复兴同样也是意大利商业革命的伟大成果，17世纪兴起的欧洲启蒙运动背后是地理大发现带来的世界市场扩张，19世纪成为国际主流的自由主义思想，其驱动力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当今的全球化思潮也是由产业链的全球大分工所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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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70年来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就，必然也将带来思想和文化方面的空前繁荣，在这里，我称之为东方的文艺复兴。

　　为什么叫复兴？因为所有新的思想和理念都源于系统梳理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新的外来文明的优秀成分，进行文明基因的重组和再造，从而创造出更高层次的全新文明。我们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为例，来分析一下这场奠定西方现代文明的伟大运动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首先是海洋贸易的崛起，带来了财富和全新的商业理念。意大利商业的第一桶金就是源于与拜占庭与穆斯林的贸易，威尼斯主攻拜占庭市场，而热那亚占有与黎凡特和埃及贸易的优势。东方贸易带来了丝绸、瓷器、香料和宝石，非洲贸易带来了黄金和象牙，穆斯林贸易带来了黎凡特和埃及的谷物、玻璃、陶器和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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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要的是新的商业工具和商业理念。欧洲当时还远远落后于东方，比如阿拉伯数字和复式记账法是来自印度，没有这两项重大引进，西方商业连记账都很困难。汇票、支票、合伙制公司则是来源于穆斯林，在欧洲还在封建庄园制的小农经济时代，穆斯林就已经建立起庞大的海洋和陆地的远程贸易网络，东起中国、东南亚、印度，中间连接中东，西到非洲大西洋岸边的摩洛哥。组织一个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巨大贸易网络需要相当先进和复杂的商业体系，意大利正是从穆斯林那里学会了远程贸易的组织方法。

　　其次是商业扩张的外部动力要求内部机制的优化。由于商人阶层的财富优势不断壮大，他们对封建贵族落后的治理方式日益不满，双方斗争的焦点就是法律制度。统治意大利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属于日耳曼的习惯法体系，日耳曼地区的经济贸易一直相当落后，甚至没有成文的法律，一切都基于古老的习惯，比如判一个人有罪无罪时，使用的是“神喻取证”（比武、烙铁等）。

　　古老的日耳曼习惯法越来越不适应新兴城市的商业生活，意大利经济贸易的大繁荣迫切需要一种高度条理化和标准化的法律体系，以支撑日益复杂的商业和贸易。这就导致了罗马法的重新引进，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成为中世纪欧洲法律的研究中心。伟大的法学家们系统阐述了法学体系的内在结构，人们突然能够欣赏古典法学的内在逻辑之美，极大地震撼了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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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罗马法的热潮在中世纪第一次引入了国家的观念，政府成为拥有立法权的公共权威。而在日耳曼封建国家中，政府功能是王权的私有特权，国土如同财产可以被国王私自赐给子孙而导致国家分裂，如法兰克帝国一分为三。

　　国家概念的建立，政府拥有立法权的公共权威，法律存在内在的逻辑合理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在法下等现代观念，都源于罗马法引发的一场空前的法律革命，从而奠定了城市共和国的思想基础。

　　第三阶段就是思想界掀起复兴罗马文明的热潮。在研究罗马法的热潮中，意大利人突然发现自己的老祖宗十分伟大，1000多年前就搞出了如此先进的法律体系，远比日耳曼人文明得多，虽然日耳曼人用武力征服了意大利，但意大利人始终存在着一种文明上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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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各领域的学者开始纷纷投入复兴希腊罗马伟大传统的研究热潮。其中，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学成为所有知识分子智力崇拜的巅峰。但丁的《神曲》也好，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也罢，这两位大师都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忠实信徒，他们的作品都以严密的逻辑结构来解决13世纪神学与哲学的最大困扰。14世纪的人文主义大师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更加关注自我的灵魂，追求世俗的美好，回归罗马的文明，极大地削弱了宗教的社会影响力。为解放思想，全面创新奠定了基础。

　　第四阶段才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全面创新巅峰。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出现了七大创新：1、技术创新突破了印染技术的“芯片”瓶颈；2、贸易创新解决了英国优质羊毛的原材料制约；3、产品创新打开了高端市场；4、记账创新赢得了商业效率；5、金融创新加速了资金的周转；6、组织创新激活了经济细胞的微观活力；7、人才创新快速积累了人力资本。这七大创新使意大利成为欧洲最具活力的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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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上，意大利北方涌现出大量的城邦共和国，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米兰等等，商人阶层采取了集权统治，打击对手，镇压叛乱，高压与公平并存，专制与开明同在，使权贵不敢违法，商人自由发财，平民享受稳定。

　　在文化艺术上，意大利堪称是天才辈出，革命性的首创比比皆是，在建筑、绘画、雕刻、音乐、文学、诗歌等方面领袖群伦，成为文艺复兴运动当之无愧的发祥地。

　　如果提炼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核心要素，我们可以发现非常类似“中体西用”的哲学。它的传统主体文化是希腊罗马传统，希腊的演绎逻辑是其精神核心，在政治上的应用就是罗马法，在文化上体现为七艺：逻辑学、语法学、修辞学，还有数学、几何、音乐和天文，在建筑上的表现形式就是和谐完美的万神殿。

　　外来文明主要包括发源于地中海东岸的基督教文化、日耳曼文化、拜占庭文化和穆斯林文化。基督教带来了精神上的统一性，日耳曼文化引进了个体自由、非奴隶的平民完全平等、习惯法，拜占庭文化则具有中央集权、高度秩序等特点，而穆斯林文化则提供了大量商业的工具，文艺复兴运动以财富增长为驱动力，以演绎逻辑为中心，将各种外来的文化基因进行重组，终于创造出全新的文明基因，奠定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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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道理，现在中国要实现文化复兴，首先必须回归历史，重新挖掘传统文化的宝藏，探寻中华文明之根。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100年里，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几乎完全被打垮，3000年未有之变局使全民族陷入了严重的文化焦虑，失去自我，否定传统，全盘西化，甚至提出废除汉字，表现出当时中国社会精英普遍存在的歇斯底里情绪。

　　建国70年以来的经济巨大发展使中国变得更加富裕，同时在文化上也开始显露出自信，不过，这种自信主要还是依托财富的实力，并不是源于骨子里的文化自信。一个自强型的人具有骨子里的自信，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与生俱来的天赋，拥有自己内在的价值罗盘，还有独立而完备的思想体系，因而具有强大的人生定力。

　　什么是中国文化最独特的精神禀赋？这就是中国在四大古老文明中是唯一不依靠神灵保佑的国家，从来没有祭司阶层，在文化上漠视怪力乱神，可以说中国文化是骨子里真正的人文主义文化，以人为自然万物之尊，以人为治国安家之本，这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才兴起的人文主义，在传统上更深厚更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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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对比了东西方文明的早期神话故事，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看出两者本质的差异。比如，希腊神话中的火是神拥有的，是普罗米修斯偷来带给人类的，而中国古老的神话中，是燧人氏通过钻木取火而获得的，即火是人类艰苦努力和聪明才智的产物。面对大洪水的天灾，西方相信是神的惩罚，唯一的办法是躲进诺亚方舟，而中国的神话是大禹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降服了大洪水，即天命不足畏，人定胜天。还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后羿射日，这些东方神话展现的都是人自身的精神力量和勇气，而西方神话却是服从神的意愿。

　　有神论的人民骨子里是安乐的，因为所有苦难、悲伤、烦恼、迷茫都可以“委托”神去解读。无神论的人民内心是坚毅的，因为一切问题只能自己解决，从而历练出更强大的生存本能。

　　在文化价值观方面，西方崇尚自由、平等、博爱，而中国强调仁义礼智信。在我看来，这两者都是世界的普世价值体系。西方商业文明的自由是建立在严密法律秩序中的自由，它存在于巨大的社会齿轮精确运转的体系之内，并非是想干啥就干啥的自由。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也存在自由，朝廷的统治只能到达镇乡级别，而士大夫和乡绅阶层实际上直接管理着地方事务，他们就拥有极大的自治空间，这就是农业文明的基层自由，朝廷只能靠道德和伦理来约束乡绅阶层。所以，西方的自由是以刚性的法律来限制，中国的自由则是以柔性的道德来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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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的平等是社会分层的平等。在神之下众生平等，但在众生之中，国王与国王平等，贵族与贵族平等，平民与平民平等，跨阶层通婚是非常少见的，而通婚是平等的主要标志。在欧洲封建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农民起义改朝换代，除掉所有前朝贵族的革命。所以欧洲直到今天，仍然看重贵族血统。

　　而中国文化中的平等却是骨子里的平等，每个人都相信个人奋斗可以改变命运，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皇帝招驸马可以是平民，贵族娶平民更是平常事，中国有阶级属性的贵族，却没有永久的血缘贵族。

　　西方的博爱是一种类似于神对世人的爱，抽象而有距离感，很难在日常生活中细腻地表现出来。比如慈善事业，可以搞捐助，帮助穷人，但无法全方位影响社会，更难以渗透到家庭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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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国的仁文化，则是一种全渠道的仁爱，在朝廷上是君仁臣忠；在社会上是礼师信友、尊老爱幼、克己奉人；在家族内部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德。西方的博爱是无条件的，但对全社会的渗透力有限，而中国的仁爱是有条件的，但却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所有空间。

　　中国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禀赋和内在的价值罗盘，要实现东方的文艺复兴，最重要的就是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度，广泛吸取外来文化的精髓，来重新构造一种更高层次的文明体系。

　　这就是跨文化、跨学科、跨思维的方法论。所谓跨文化，就是我们必须用大历史观来系统研究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深刻理解不同文明的进化轨迹，提炼出它们的最重要的文化基因，分析其优点和缺点，研究它们的适用条件，判断哪些基因可以在中国进行成功移植。

　　这就需要跨学科的本领，打穿一切学科的壁垒，综合应用各种专业的知识，提出不同类型的解释模式，构筑多维和多层次的理论框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吃透其它文明的精华。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思维模式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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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思维长于演绎逻辑，而中国思维长于归纳逻辑。形象地说，西方的演绎逻辑就像是一套思维的齿轮系统，命题代表这个系统的功能，概念就是大大小小的齿轮，推理就是齿轮咬合以驱动思维的过程。最经典的演绎逻辑体系就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它以五大公理为齿轮，以严格的三段论、假言推理、选言推理、关系推理作为驱动齿轮的四大规则，进而推导出几何学中的全部定理。亚里士多德就是从几何学中提炼出演绎逻辑的体系，这是整个西方文明中最核心的精华，也是理性思想最有效的思维工具。

　　中国文化最擅长的是归纳逻辑。我们常说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就是归纳逻辑的典型。位列群经之首的易经，把万事万物高度抽象为阴阳和八卦，古人们意识到事物的状态并非绝对静止，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变化的，故称之为“易”。

　　西方的演绎逻辑是一部精密的齿轮系统，通过推理驱动大小齿轮转动，然后逐渐得出一个必然结论。而在易经的归纳逻辑体系中，状态变化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它得出的是一种概率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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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要想真正创造出一种更高层次的文明，最艰巨的挑战就是实现两种思维模式的彻底融合，即严密推理之上的直觉和顿悟。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繁荣的前夜，在四大古代文明之中，只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而且在汉唐和两宋时期，两次居于世界最领先的地位，现在又第三次具备了登上世界文明顶峰的潜力。我们相信，在彻底融会贯通了各国优秀文化之后，中国必将在更高的层次上爆发出东方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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