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标识”的国家：撤侨话语中的国家认同与家国想象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国国家形象在西方主流媒体的百年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9ZDA322）阶段性研究成果。

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roof），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是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鲍曼，2001/2003：2）。

一 引言

自十七世纪中叶欧洲民族国家出现后，国家逐渐成为拥有最高权力的政治单位。如所周知，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民族国家界定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安德森，1983/2003：6）一方面，这个概念跳脱了现代民族国家受到诸如语言、种族、宗教、疆域等客观因素的限制，转而关注集体认同的主观/认知面向。另一方面，这个概念也确立了论述国家的话语形式。作为重构社会“同一性”（identity）最为重要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场所，大众传媒通过“有关书写的增补运动”（a supplementary movement of writing）（Bhabha，1994：154），引导、界定、修改个人对外在环境的认知与判断、价值与行为，成为补充国家本源性“匮乏”的一种中介性力量（李普曼，1922/2006：3-23；Bhabha，1990：1）。因此，书写（论述）国家的行动本身，就是通过想象（叙事）来弥补在多元复杂的社会力量中所遗失的国家“同一性”，从而将宏大的民族国家叙事和细碎而弥散的日常生活建立起勾连，国家的概念也在反复的论述中得以凝聚、并清晰地呈现（卞冬磊，2017）。

纵观当下世界格局，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越来越多，政治沟通、经贸往来、联合军演、人口流动正不断地重构国家间关系，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已经突破国境的限制，不断向海外延伸（张昆，王创业，2017；苏原，2011）。在发生海外骚乱、战乱或自然灾害等重大突发事件时，一国政府有权通过外交等手段，及时将本国公民和侨民撤回本国政府管辖的行政区域（卢文刚，2014；任正红，2015）。从新世纪初至2017年的18年间，中国驻外使领馆依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外双边领事条约（协定）和中国国内法律规章，代表中国政府成功地实施了25次规模不一的撤侨行动，保护了海外中国公民和华人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与国家实力，有报道称这是“国家意识的觉醒”（金水，2011；许育红，2017）。

实际上，共同体的想象直指民族国家凝聚人民并表达国家意志的核心力量。按照当代国家理论的代表学者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的观点，国家是一个被赋予权力概念的场域。 在观念层面，它是一个领土内具有凝聚力和控制力、经过整合的自主的实体。但在实践层面，这种整体性被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予以解构，由此呈现出权力的争夺、行为的冲突与公私界限的瓦解（米格代尔，2001/2013：16-23）。国家隐没在日常的行为活动中，并非时时得以凸显，只有当其内部的矛盾和缝隙被暂时搁置和封堵时，才有可能被唤醒，而主权的运作，是标识这种“可见性”的途径（钟智锦，王友，2018）。撤侨作为一种由国家主导的领事保护行动，“合乎逻辑地包含在理性之中并且被认为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意志”（鲍桑葵，1899/2009：233）；更以一种“拟战争”的紧迫感与动员性，迅速蓄积、发酵与传递民族情感并建构认同。因此，可被视为政治权力通过运作建构合法性的努力，而围绕着撤侨的媒介话语，则展现出更多权力意义的施行、表达与凝聚。基于此，本文以官方媒体的海外撤侨报道作为研究对象，便是关注在这种特殊的国家行动中，“国家”的概念如何被激活、被可见、被凸显；媒介如何在公众的想象与政治话语中参与国家想象的书写、作用于国家观念层与实践层的缝合并建构国家认同。

二 认同的凝聚：国家想象与家国叙事

在以“国家”为引领的概念丛中，肇始于19世纪初的共同体理论可谓枝叶扶疏、蔚然深秀。这里并无意对“共同体”概念丛的枝蔓进行系统性的整理，而是尝试从中抽出能为本研究所撷取的理论资源。更确切地说，在民族国家为主体的背景下，考察政治权力如何以撤侨为契机，作用于国家的可见与认同的凝聚。

（一）想象国家的两种范式：“可见性”的日常与“幽灵的想象”

在有关民族国家的讨论中，现代主义范式（modernism）作为一种主流和正统，强调民族、民族国家、民族认同等一系列政治样式与秩序的现代性特征（史密斯，2001/2011：51-53）。如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被发明的传统”、盖尔纳（Ernest Gellner）“高级文化的展现体”和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均指向民族国家的发明与建构的特征。其中，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最广为所知。“这个名称指涉的不是什么‘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从而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安德森，1983/2003：7）。

另一方面，想象的共同体确立了论述国家的话语形式，“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安德森，2003：6）。二十世纪以前，国家通过大量繁复而庄严的符号与象征仪式得以表达，如民族的节日、国旗和国歌、雕像狂热、体育比赛等，霍布斯鲍姆将他们称之为“被发明的传统”（史密斯，2001/2011：88-89）。在这个过程中，“想象国家”虽然通过符号的“创造”得以可能，但并未成为日常的“可见之物”。报纸通过创造同时性的经验和市场化发行，持续的渗透读者的日常生活，成为补充国家本源性“匮乏”的一种中介（Bhabha，1990：1）。也正因如此，“想象的共同体”作为一种有限的、拥有主权的和平行地跨阶级的叙事类型，设定了在文学、传媒领域讨论民族国家问题的整体范式，国家的概念也经由论述变得清晰可见（卞冬磊，2017）。

然而，论述是联结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唯一力量吗？抑或说，这种话语的书写是补充国家本源性“匮乏”的唯一驱动因素吗？既然国家是被书写与想象的“文化的人造物”，那么它可以被发明，亦可以被消融。安德森也意识到，在不断流动的认同场域中，存在着某些支撑民族的永存的因素，即“依赖于全球语言千变万化的宿命”以及人类对不朽名声的普遍追求。 “这就是所有那些无名战士墓所提供的‘幽灵的想象’给予的一切”（史密斯，2001/2011：87）。显然，与现代主义范式关注工业资本主义下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不同，这个观点将对民族国家的关注由当下拉长至整个历史时间轴，从而寻找对国家建构能持续发力的支点或归属。

这里，我们回到“认同”的概念来探索建构“想象”的另一种路径。社会心理学认为，认同是人所固有的为了获得心理安全感的无意识行为驱动力，是个人或者群体自认为属于某一个特定个人或群体（国家或民族）的心理现象。这种力量依靠着情感“力比多”来驱动，并通过力比多的组织化（libidinal organization）来实现集体认同（Stavrakakis & Chrysoloras，2006）。由此以“情感”为主导的原生主义（primordialism）成为“想象”国家的另一代表性范式。

在原生主义看来，对所属族群或民族的原始依恋与信任是凝聚“共同体”的天然且强大的粘着剂。Vanden Berghe（1978）认为，民族、族群和种族都源于人类的“基因再生产”冲动，群体成员通过“袒护亲属”（nepotism）和“包容适应”（inclusive）的策略来扩展他们的基因组合，使之超越直接的亲缘从而形成文化上更为广泛的“血缘网络系统”，而共享文化的象征符号被用来作为生物亲和力的标记。Geertz将它称之为“文化施与”，即由血缘、言语、习惯的和谐性所带来的不可抗拒的强制力与吸引力（Geertz，1973：259）。如果说现代主义代表了政治精英至上而下的建构，那么，原生主义范式则代表了一种日常与情感化的转向，由此改变了思考民族国家问题的研究对象与思维模式，强调了大众的建构性力量（史密斯，2001/2011：90-92）。

（二）国家之“爱”：想象国家的标识项

沿着想象国家的情感脉络继续探索，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安德森的“幽灵的想象”，还是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原始依恋”，论述都指向了“国家之爱”，即对国家的特殊的情感体验和关怀（Primoratz，2008）。其实，早在古希腊宗教的语境中，已能寻踪到与忠诚、热爱和自我牺牲等训诫有关的范例，但将这种情感上升为至高无上的卓越地位则源于民族国家的产生。在民族寻根的过程中，“热爱自己的民族”成为最高的政治美德，“政治的‘爱’给予了民族这样的抽象体以可触及的表现”，政治成为了没有“家（爱）”的家庭的屋顶（史密斯，2001/2011：33-34）。由此在大众的想象中，“家”与“国”建立起关联，民族国家成为“共享这一信念的最大的群体”（Connor，1994：102+197）。虽然这个观点在从个人行为到集体与政治行为的逻辑推演上被广泛质疑，但无法否认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家国想象的情感动因。

回到现代社会的情境中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互联网革命所带来的现代性价值多元与离散，原本依附于共同体而存在的个体，在现代性的进程中经历了一个“脱域”的过程，变得不安全、不确定、不可靠，认同危机也由此产生（王亚婷，孔繁斌，2019）。对此，鲍曼（Zygmunt Bauman）在探讨了现代化进程所触发的传统式微与个体“脱域”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后，将共同体描绘为人们想重回的温暖之地的理想。在多元而游离的现代社会，国民何时最需要家？当家受到威胁时。在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下，即国家的主权受到挑战。因此，主权的运作成为“标识”国家的手段。

这里的“标识”用语参考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讨论摄影的一组二分概念“展面”（Studium）与“刺点”（Punctum），亦有学者用它来解释“像化”国家形象的视觉识别框架。展面是一种平常所在，代表着和谐、稳定、条理与分寸；而刺点则代表着反常、偶然、炸裂与敏感，同时也聚集着丰富情感，亦是启动国家形象识别的“标识项”（the marked）（赵毅衡，2016：164、74；刘丹凌，2018）。海外撤侨行动即是想象国家的“标识项”。标识的过程通过运作国家的“优先性”来实现，即国家在主权框架下优于任何其他共同体，或者国家在绝对价值上超越生存于其中的所有个体（王海洲，2018）。与弥散于日常的平稳而常规化运作的国家程序不同，撤侨行动触及中国公民的生死与权益，突破国家惯常的“刺点”所在，从而聚集了巨大的情感能量。网络流行语亦对此赋予了一个生动的描绘：“燃”。虽然这种“标识”的运作与爱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概念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无法否认，其启动的出发点仍聚焦于国家之“爱”——在现代社会下，更多的表现为个体寻求安全与庇护的情感需求。这也似乎暗合了“想象的共同体”概念中的吊诡之处，即个体既追求自由，也深埋着对集体所赋予的安全感的渴望，因此，安德森强调共同体享有主权却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

综上所述，想象国家有着多重进路，阅读小说和报纸“提供了一种最根本的联结”（安德森，1983/2003：30），从而将具有虚构性质的“想象的共同体”变成了“清晰可见的共同体”。而日常与情感的转向将国家融入到时间与历史之维，成为以道德群体的集体意志和拥有假想的同一祖先群体的共享情感为基础的“公民的神圣的群体政治形式”和凝聚原始依恋的“情感共同体”（史密斯，2001/2011：90+56-59；Geertz，1973）。现代风险社会下个体的“脱域”触发了对群体安全的渴望，由此家与国的概念更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使得个体对国家的想象不仅清晰可见，而且深入骨髓、愈久弥新。

三 研究设计与方法

在样本来源上，本研究以《人民日报》2000-2017年间由我国政府主导的所有海外撤侨行动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并对2011年的利比亚撤侨与2015年的也门撤侨报道进行重点分析。

在媒体来源上，本研究通过在中国报纸资源全文数据库和人民日报数据库（1946-2018）查找收录的撤侨行动关键词获得相关文章，剔除与撤侨行动不直接相关以及仅作为背景提到的文本外，研究共获得有效文本198篇（不包括独立的图片报道）。

为回应研究主旨，本研究将借助批判性话语分析法对撤侨报道的文本进行分析。在批判性话语分析看来，话语不仅是一种权力关系，还构成和改变一个社会的行为方式（袁光锋，2013）。话语一旦产生，就受到权力关系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话语本身也转化为一种权力（福柯，1969/1998：98）。因此，批判性话语不仅关注话语的文本语言形式特征，也在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层面，揭示话语对于既有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关系的建构作用（费尔克拉夫，1992/2003：66-69、84）。本研究通过分析新闻文本在描述撤侨事件中所呈现的语言学特征，阐释国家认同话语以及话语的生产过程，解释话语背后的社会文化与权力关系，由此揭示国家的概念如何在文本中得以凸显，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

    基于想象国家的理论脉络，本研究所关心并聚焦的问题在于：

1.想象国家的建构主义范式与原生主义范式如何通过媒介话语的书写进行铺陈与展现。或者说，论述与情感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通过操纵与联合，共同作用于想象的彰显与表达？

2.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如何通过撤侨的话语文本被“看见”？想象的“同一性”如何通过话语实践得以凸显？

3.“家国”同构的叙事逻辑如何在撤侨的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中得以实现？

四 “看见”国家：被书写的“同一性”

如前所述，话语是权力的产物，可以建立、维持和改变权力关系和由权力关系所构成的集合性实体（费尔克拉夫，1992/2003：62）。因此，对新闻话语的研究，就是探讨权力与意识形态如何在文本与话语实践中予以施行、表达、示意、掩盖与认可。这里通过分析话语的及物性、原型叙事方式与互文策略，来分析新闻话语对撤侨行动的事实呈现与建构，并探讨由此所呈现的国家认同逻辑。

（一）凸显救援主体的事实建构

及物性（transitivity）是通过语义再现世界的一种方式，将人们在主观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见闻与行为分成包括物质、心理、关系、行为、言语等若干种“过程”，从而激活受众头脑中的施动-受动认知图式，将事件归因导向特定群体。研究发现，在新闻标题中，对撤侨行动者——中国/祖国，采用物质过程和主动语态进行描述，明确国家领导人和党员干部、救援部队、驻外使馆工作人员等在撤侨行动中的中心力量。通过这样的标题设置，海外撤侨被建构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跨国援救，在认知程式上凸显了国家的优先地位。

除了标题的及物性，新闻文本中的词语选择也是显现隐含观点和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手法（梵·迪克，1988/2003：182）。研究发现，报道通过不同的词语选择来描述撤侨行动者主体与被救援者对象，从而确立了认同对象的中心性与报道立场，如表1所示。

对于撤侨行动主体——我国政府及救援部队官兵，被描述为表现高效的撤离行动者，以心系海外侨民的保护者形象出现，为了维护我国海外公民权益“全力保障”“即刻赶赴”并采取“迅速撤离”行动。对于撤离行动的主要对象——被困海外的本国侨民，多以“人民”指称，其次如“同胞”“亲人”等具有家庭色彩的概念表达。同时，海外公民在报道中被以“好兄弟”指涉，对中国的援救行动“表示敬意”“于患难中见真情”。通过话语秩序的编排，确认了认同对象的中心性——从政府、救援部队，到海外侨民、外国公民、国际社会，由此建构了“万众一心”修辞氛围与集体凝聚力。

（二）英雄原型的话语叙事

按照结构功能理论的观点，社会结构的协调与平衡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前提，一旦功能失调，则会产生社会结构失衡，引发集体焦虑。由于撤侨行动往往与发生地的危机事件相伴而生，因此，英雄作为秩序的恢复者、生命的拯救者与安全的守护者，在报道中反复出现。而英雄恢复平衡的过程，就是减少社会焦虑的过程，从而应对文化中不能解决的矛盾并提供与矛盾共存的想象方式（Fiske，1987：131-132）。

研究发现，与西方个人主义英雄不同的是，撤侨报道中的英雄都是以集体主义下“共生”的状态出现，摈弃了英雄原型叙事中可能会有的傲慢自大的陷阱，进而表现为“照顾者”的神话原型。“这是一个利他主义者，受到热情、慷慨和助人的欲望所推动......生命的意义来自于施与”（马克，皮尔森，2001/2003：231）。

在这样情感浓郁、修辞绚丽的话语中，国家意志经由集体主义下的“共生英雄”原型出场，并经由“拯救者”“照顾者”的神话叙事得以不断巩固。有学者认为，能够强化主导意识形态的实践才会在党报中以神话的方式呈现。英雄话语的生产与再生产，契合并维护了社会现有的价值观或主导意识形态，从而提供毫无疑义的认知与行动框架并催生社会共识（邱鸿峰，2010；汤景泰，2015）。

（三）建构集体记忆的话语互文

互文（intertextuality）是通过符号确定一种符号的边界与言说的边界，将“其他的、特定的文本明确地纳入到一个文本之中”，从而组建一条话语链或话语的秩序（Fairclough，1992：104；韩素梅，2011）。巴库廷（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区分了互文性的垂直向度（vertical）和水平向度（horizontal），前者是指文本与构成当下或历史背景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联，即历时性向度；后者是指文本的共时性向度（费尔克拉夫，1992/2003：95）。这里采用巴库廷的分类法，从文本与关联性文本的时空维度，对撤侨报道的话语实践进行分析。

1.垂直向度：自信叙事与耻化叙事

研究发现，撤侨报道的垂直互文性由文本与背景文本链之间的关联所体现。报道将历史事件插入当下事件中，经由垂直性互文在国家叙事中并置于同一时空，由此呈现出两种“中国”：一个是近现代的中国，饱经战乱、历经屈辱；一个是当代中国，稳定富强、具有大国担当。

尼尔曾解释国族创伤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当国族中发生不寻常事件时，国族成员以集体性共享情绪如悲伤、愤怒等形成一个以“道德社群”为主的社会，通过情感凝聚形塑对国族的认同（Neal，2005）。过去的国族创伤陈述既是作为记忆的话语在场，又与时效性的撤侨新闻文本构成新的话语共存。因此，通过这种文本的内在历时性，完成了读者对自我过去与当下身份的确认。遥远的历史与现实的断裂经由国家叙事得以缝合，个人经历被收编进国家苦难，而撤侨不再仅仅是领事行为，成为国家和人民共同缔造的集体记忆。

2.水平向度：叠加视角和延续视角

新闻报道的水平向度体现在文本与同类文本，或者落在前后时间轴的同一文本链之间的关联。利比亚撤侨事件正逢中国“十二五”开局之年的两会时期，因此，在两会报道中多次出现了利比亚撤侨事件，形成“国家与人民共生、发展与安全相连”的意义交叠。在也门撤侨报道中，亦将“中巴友好主题”关联进文本链，从两国“患难与共”到“建设命运共同体”，展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实践。除此之外，不同主题的撤侨报道之间还会互呈文本链。 在“生命至上，祖国是坚强后盾”（2016年1月6日）一文里，2015年也门撤侨行动与2011年利比亚撤侨、2012年中非撤侨、2015年尼泊尔撤侨行动连接起来。通过这种水平向度的话语互文，历史与当下、中国与世界的多维时空被层层嵌套，扩展了国家认同的话语空间和共享意义体系。

五 “家国”同构：民族原生主义的自然化表达

如前文所述，报纸媒介对国家的“同一性”书写让国家被看见，而国家的“同一性”在象征层和想象层之间存在匮乏，情感是弥合国家想象断层的重要途径。研究发现，报道通过“家国同构”的话语来弥补国家想象的完整性，这种原生主义范式的自然化表达，主要通过“家国一体”的概念隐喻与不同舆论场的话语互动产生。

（一）塑造“家国一体”的概念隐喻

Lakoff和Johnson（1980）认为，隐喻作为一种概念化世界的方式，通过在人们常识性或者熟悉的领域组织认知以重构经验，并建立起以话语为中介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认同。一个完整的隐喻修辞包含源域（source domain）与目标域（target domain），通过在已知喻体的典型特征或相关属性与相对陌生的本体之间搭建映射关系，从而凸显话语本体，弱化或遮蔽源域的其他可能性（Lakoff，1993：202-251）。研究发现，报道通过大量的概念隐喻，对以祖国、救援部队、侨民等为代表的目标域进行认知上的抽象，如表2所示。

具体来看，在保护类的概念隐喻上，报道将“靠山”“后盾”的概念特征赋予到“祖国”的目标域上；用“安全网”“长城”等具有代表性的民族符号指涉国家的外交领事保护；用“安全卫士”“诺亚方舟”等神话故事里的文化图腾表达对救援部队的肯定与信赖。通过这样的概念映射，一方面展示了保护者——国家、外交领事和救援部队的强大实力，另一方面也聚焦于被保护者——拥有了“靠山”“后盾”和“安全卫士”保护的海外侨民，从而建构出被保护者与保护者之间紧密共生的关系，为政治认同的合理性提供确证。

报道除了采用保护者隐喻，也多次采用了“母亲”“亲人”“好兄弟”等家庭隐喻。“祖国-母亲”是民族国家建构中最为常见的话语象征，将人伦伦理转化为政治伦理，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潘祥辉，2018）。同时，报道采用“同胞骨肉”“血浓于水”等概念指涉本国与海外侨民，通过强调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缘背景，将日常对“家”的体验投射到对“国”的想象中，将海外撤侨事件清晰地定位于“我们国家”和“我们（成员）”之中。这种“家国一体”的话语表征，高度契合了中华传统文化语境。许纪霖（2017：6-16）认为，在传统的家国格局下，自我、家族、国家和天下形成一个至下而上的连续体，这个共同体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为哲学根据，以忠孝一体、经邦济世为主要内容，以天下太平为终极理想。虽然近代以后，连续体在中国的“大脱嵌”革命下自我断裂并解体，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迅速崛起，但无法否认，“家国天下”作为一种基础性建制，在中国社会起到了凝聚共同体的重要作用。对于海内外华人来说，眼前的“家”是情感依恋，遥远的“国”是精神寄托。在这样的话语建构中，国家既是宏观可想象的共同体，又成为微观可体验的情感标记，而国家与国民之间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身份共同体，由此实现民族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双重强化。

（二）话语的“并置性互动”与“反馈性互动”

研究发现，在国家叙事的社会实践里，存在着三重主体：撤侨行动的传播主体、行动/意志主体、接受主体。在传统书写国家的官方话语体系中，行动/意志主体、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是单向度的线性关系，即国家意志经由媒介的象征符号，自上而下地渗透入接受主体，由此影响并形塑大众对国家的认知（刘煜，张红军，2018）。但原生主义进路作为一种日常与情感的转向，通过官方话语对民间话语的邀约与吸纳，实现了来自大众的建构性力量。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只有当精英们用大众广为接受并振奋人心的形象来‘既代又表’（re-present）人民大众，有效的国家叙事才成为可能”（史密斯，2001/2011：90）。当然，这种“既代又表”是被精心挑选过的。

例如，《人民日报》在迎接党的十九大特别报道“不辱使命、不负重托”（2017年10月16日）中专设了“声音”板块，摘选了撤侨亲历者和网友的留言，如“时间已经过了两年多了，总也忘不了登上航班后那种全身心放松的感觉：‘我们安全了，我们有救了。’”（2015年尼泊尔地震亲历者、网友“鱼夭夭”留言，2016年1月6日）网友的留言“危难时刻展现祖国母亲的身影，祖国才是我们的坚强后盾”也被作为2015年也门撤侨的新闻报道标题。除此以外，诸如“中国护照含金量不在于免签多少个国家，还在于碰到麻烦与危险的时候，祖国带你回家”等流行的网络语言在撤侨报道中被多次引用，从而通过这种并置性互动，形成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之间的相互佐证与补充。

除了关怀话语和感恩话语的并置性互动，撤侨报道还采用了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反馈性互动。与前者的温情与感性基调所不同的是，反馈性互动则由矛盾性、冲突性与更为戏剧化的想象空间来填充。例如在2015年也门撤侨行动报道中，就网友针对“侨民吃九菜一汤、士兵吃咸菜馒头”所提出的“作秀”质疑，报道以提问的方式直接呈现，并记录了护航部队发言人的详尽回应——“像护航编队在亚丁湾巡航，一个月靠港补给一次......事件紧急，舰上绿色蔬菜和水果十分珍贵。”并进一步回应：“如果能为这些侨民提供安全保障，吃咸菜，我们海军官兵光荣、骄傲!”（也门撤侨报道，2015年4月10日）由此将具有冲突性的“作秀”“质疑”等意涵置换为“光荣”“骄傲”等积极意义。与并置性互动一样，反馈性互动中的民间话语也是被精心挑选的，不在于呈现多元的声音，而是通过情感回应淡化了官方话语“规训”的色彩，也以更为隐蔽的方式激活了国家的框架。

六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新世纪以来《人民日报》对海外撤侨行动的报道为研究对象，对报道中所呈现的“国家”话语进行文本分析。研究发现，想象国家的建构主义范式与原生主义范式话语共同作用于国家概念的激活、可见与凸显。报道通过撤侨行动对象和关键词的选择、英雄原型叙事与缝合时间与空间的话语互文策略，来确立国家想象的“同一性”；通过“家国一体”的概念隐喻、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并置性互动与反馈性互动，实现国家情感自然化的表达和权力关系的施行。

本研究对于想象国家的理论范式的主要意义在于：

首先，撤侨作为一种由国家为主体施行的领事保护行动，体现了从观念层对国家内聚力、社会控制力与整体性的认知、强化与证实。按照米格代尔国家-社会互动理论，它既不属于隐没于细碎日常的民间活动，但也不同于诸如阅兵仪式、就职演说、体育赛事等具有独立的象征系统的“政治仪式”（米格代尔，2001/2013：18-19），而是一种想象国家的“标识项”，体现了国家观念层与实践层的糅杂。围绕着海外撤侨及其一系列国家行动体系，可被视为国家争夺政治资源的重要场域。在这个过程中，媒介话语参与了家国想象的书写，一方面被吸纳为日益强大的中国国家实力的说服性旁证，另一方面也成为国家形象的外在表征。由此，在观念层，国家行动作为一种蕴含着丰富意义的政治资源，被抽象为一种同时聚集了真实的领事行为与丰富情感的仪式化的在场；在实践层，“国家”经由这种特殊的行动被书写、被强化、被可见，从而实现了撤侨行动及其象征体系的“实用性”与“实在性”的黏合。

其次，想象国家有着多重进路，撤侨报道体现了想象国家的建构主义范式与原生主义范式的互补与调适。尤其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语境下，国家叙事经由英雄话语、互文话语和家国隐喻得以实践，而作为基础性建制的家国情怀亦指向了民族国家认同的双重逻辑——归属性认同和赞同性认同（肖滨，2010）。由此完成了官媒在国家“同一性”层面的社会控制与价值规训，也从中国本土适切性的角度，丰富了想象国家的叙事逻辑。

事实上，民族国家的建构与身份认同所触及的是现代性转型与现代化实践的问题。卡尔霍恩（2011）指出，“不管前现代的共同体是何本质，现代想象的共同体尽管承诺安全，却没能为人们提供安全。结果，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取而代之。”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与西方不同，所指向的认同逻辑也不同。“这个不同表现在，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建构的身份认同、政治认同的任务没有完成。因此，传播承担了很重要的任务。”例如，官方媒介在事故报道中通过建构“共同体”的意向来构建政治认同，从而传递和强化当前主导意识形态所构建的人与个体命运和人与群体组织的想象性关系（闫岩，王冠宇，2018）。在这个过程中，话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既作用于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设，也有助于建构社会身份和认同，体现了维持或重建权力关系的意义（费尔克拉夫，1992/2003：84）。由此，撤侨话语超越了围绕国家行动的表征与动员，而是一种展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力量与国家意识的权力书写。这种话语经由中国传统政治架构中的“家国同构”动员情感，成为精英建构的有力补充，甚至是同盟。

由此，再回到本文开头的那段引用，我们发现，“家”的温暖成了国家级媒体着力打造的美丽田园，来自“屋檐”外的风雨则为保“家”护“国”的合法性提供了施展的场域甚至是“政治资源”。既然标识的过程通过运作国家的“优先性”来实现。那么，在“不优先”或者“次优先”的场景中，国家的概念如何被体现？或许正如电影《战狼2》的开头“冷锋”一记绝杀的暗喻那般，当个体让渡了部分权利组成政府，契约社会下政府多大程度能保证个体的权利，或许是在撤侨这一宏大的国家叙事下更值得关注的议题。然这一领域本文尚未涉及，此为研究局限之一。其二，本文的媒体来源为典型的“国家主义抒情媒体”《人民日报》（黄月琴，2016），党报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情感动员”基底也影响了本研究的多样性，这为另一研究局限。Hall（1992）指出，在全球化、技术与资本流动等现代情境的冲击下，国家认同趋向于一种流动且多元的状态，而处于此在与世界二元张力中的有关中国的想象亦是一个动态且多元的过程。因此，在这种动态性演进中，思考想象与再现国家的媒介话语，以及这种话语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生长与流转的形式及其所投射的权力关系，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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