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希均：观念改变世界

高希均：观念改变世界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它的知识水平落后而社会却能发展；世界上没有一个社会，它的知识分子懦弱而法治却能树立起来

　　最早知道高希均是因为编辑部的《天下》杂志和《远见》杂志，出于职业敏感，我注意到了版权页上的“董事长高希均”。后来得知，他1960年代就在美国获得经济学终身教职，1980年代回台湾创办《天下》和《远见》，风生水起。他提倡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做个高附加值的现代人”、“读一流书、做一流人、建一流社会”、“决策错误比贪污更可怕”、“书柜代替酒柜、书桌代替牌桌”等观念广受引用，有人说他是“台湾经济观念普及化的大功臣”。

　　一个人一生成功做一件事已经很难得了，跨界做两件事，都能成功，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社会的观念。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会是怎样的一个人？

　　2011年6月18日和22日，在台北的办公室里，高希均先生和记者两次见面，相谈甚欢。

　　中国有理由骄傲

　　《南风窗》：您曾经说过，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是最好的，市场是一个裁判，市场是一个中心。但当2008年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到来之际，从西方国家开始，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把政府当作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而各国政府也都毫不犹豫地为“救市”迅速行动起来。您怎样看待这种反差？这是否意味着自由市场理论的失败？世界是否重新开始了一个向“左”走的历程？

　　高希均：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有两种主要的经济思潮和实践：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它的特点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很小，民间的经济活动远远大过政府，经济很有活力。在美国，像航母、导弹这类尖端国防技术，实际上是掌握在一些私人企业手中，这在很多东方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另一种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全面管制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看起来很美，但它的成功有赖于计划者的全知全能，这在实践上不具有可行性。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奉行这种模式，当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的最大功绩是放开了限制，从而解放了10亿人的想象力和企图心，所创造的成就有目共睹。

　　2008年的金融危机，华尔街的一群没有道德的银行家给全世界带来了危害极大的恐慌，这是否说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出了毛病呢？是，也不是。一些人之所以能利用市场的漏洞和人性的贪婪，显然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还不周严；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类的经济活动是越来越复杂了，要彻底消弭风险几乎不可能，而规则太多又会窒息经济的活力，如何平衡是一个大学问。

　　这就意味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需要和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这其实是一个钟摆效应，有时市场多一点，有时调控会有所增加，但市场经济的底色是不会变的。所以，不要以为金融风暴后的政府干预就代表了自由市场的终结。

　　《南风窗》：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那么，中国在金融危机中所受影响较小，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更为优越？

　　高希均：对于自己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中国有理由感到骄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很快投入4万亿去提振经济。这些优势都是美国所不具备的，这些国家要通过一个法案，首先要在国会辩论，还要面对国内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的质疑和游说，效率很低。所以《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就说，最理想的状态是让美国做一天中国，在这一天里把以前所有通不过的法案都通过，第二天再回到美国。

　　所以，效率低是民主的代价，但也能避免全局性的重大错误。对政府干预而言，对的时候正面效果会大于负面，不对的时候就会满盘皆输。就中国的情况看，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是有成效的。

　　《南风窗》：在社会政策领域，新自由主义最受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它导致了整个世界范围内及每一个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您怎么看？

　　高希均：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穷和富都一定会存在，关键不是差距，而是穷的那部分人要生活得有尊严。举个例子，一个人月入1万元，另一个人月入100万，这时他们的差距是99万；10年后前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到3万，后一个增加到150万，他们的差距是147万。我们往往过多关注差距的扩大，而没有注意到前一个人的收入已经增加了两倍。对于他来说，孩子可以接受教育，有房子住，已经很满足了，他不见得会妒忌富人的豪宅和财富。

　　对所得低的人来说，最好的帮助不是给他钱或者救济，而是提供机会，特别是受教育的机会。当然，在一些社会里，利益集团的力量很大，已经垄断了机会，堵塞了社会流动的通道，这时候通过个人的努力已经很难改变命运。这种社会往往孕育着不满。但政府的力量太大，又往往会滋生贪腐。所以到目前为止，制衡对人类社会来说仍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南风窗》：在目前大陆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模式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台湾对大陆的借鉴价值是否在削弱？据我所知，很多台湾人也在担心台湾会越来越边缘化。

　　高希均：15年前，世界在辩论中国何时崩溃；现在，国际媒体纷纷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几时会超过美国，是2016年，还是2020年？当然，中国很聪明，拒绝了G2，表达了永不称霸，先解决自身内部问题的决心。这是很明智的，如温家宝总理所说，中国再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是大问题。

　　近年来我曾经指出中国经济社会运作的几项特色：（一）权力分享可以等，开放改革不能等；（二）民主可以等，稳定不能等；（三）法治可以等，亲民不能等；（四）清廉可以等，效率不能等；(五)公平可以等，改善不能等；（六）国力弱时发展硬道理不能等，国力强时发展软实力不能等；（七）国际地位低时重面子，国际地位高时重里子。我相信，这只是中国在特定发展阶段的选择。但到了一定的时候，那些“可以等”的会慢慢变得“不能等”，那时，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压力会很大。

　　台湾的转型比大陆早一些，台湾民主在20年里走过了欧美国家200年才走过的历程，因此是一个“民主暴发户”，民主的外型有了，规范有了，但气质差了很多。今天，台湾对大陆的借鉴作用就在于，台湾转型过程中犯过的错误，大陆在未来的转型中要尽量避免。

　　知识分子要言行一致

　　《南风窗》：您认为，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那么在您看来，两岸知识分子在今天的使命是什么？

　　高希均：在我看来，知识分子的修为包括：无欲则刚，无我则勇，无私则强；知识分子不是圣人，不是宗教家，但要勇敢，有担当，有使命感，面对不公不义要敢于抗争。当然，这种抗争不是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而是和平渐进的改良；要以理服人，理直气和；言行一致，要靠身教感染别人，一些知识分子满嘴仁义道德，私生活却非常不堪，这是令人遗憾的。

　　在公共领域，知识分子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要努力钻研，知无不言，但在专业之外，要约束自己，慎于发言。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可以谈经济方面的问题，但不要谈战争与和平、气候变化等问题，因为他（她）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应该有通识，做到专业领域内是内行，专业以外也不外行。我在美国时经常读《纽约时报》，那上面有一半的内容是我读不懂的：物理、舞蹈、语言、考古、建筑、音乐等。但为什么一个台湾大学生大体上可以读懂台湾的报纸？原因是台湾报纸的水准是在配合读者的程度，而不是在提升读者的水准。为什么《纽约时报》会有那么“高”的水准？实际上也无所谓“高”，它只是配合美国知识分子的阅读程度。

　　大陆和台湾的共同问题是没有通识教育，早已出现专业外孤独的现象而不自觉。我们周边有多少读理工、读财经、读医农的朋友能侃侃而谈哲学、宗教、艺术、文学、音乐等？因此大家就很自然地接受不需要什么知识背景的八卦、暴力、情色、内幕及政治口水战的题材。只要社会上人文素养低落，媒体的素质是难以提升的。

　　科技可以“富国”、“强国”；人文则可以“立国”、“兴国”；两者当然要相辅相成。一个社会拥有现代的厚实科技，又同时拥有无处不在的人文精神，那就变成了令人羡慕的国家，当前的美国、法国与英国，似乎最接近这个境界。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它的知识水平落后而社会却能发展；世界上没有一个社会，它的知识分子懦弱而法治却能树立起来。

　　《南风窗》：知识分子除了知识和人格上的完善，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是对社会事务的关怀。从世界范围看，知识分子大多偏向左翼，对弱势群体有天然的同情和关怀，想保护他们。

　　高希均：在我们的中文字里面，“保护”往往有致命的吸引力。我小时候生活在台湾的眷村，我父亲是军人，收入很低，但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照顾，比如用水不要钱，电费很便宜，上学不交学费等等。按理说我应该一辈子感谢这种照顾，但我一直不喜欢那样的生活，一来因为电费低很多，所以白天都开着灯，造成资源的浪费；二来受保护的人、单位、机构、产品会渐渐失去竞争力，认为得到照顾是应该的。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对国内市场过度保护、让大家用国货，最终会让国货失去竞争力；没有竞争，也很难保持廉洁与高效。

　　不久前，台湾开放大陆人到台湾读书，台湾社会一片哗然，担心台湾学生竞争不过大陆学生，所以当局又附加了很多限制，比如名额，比如不给奖学金，比如毕业后不许留下来找工作。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开放、有气量的社会应该做的事。台湾的父母不应该害怕大陆学生的竞争，而应该用这种竞争来鞭策自己的孩子。

　　《南风窗》：在台湾，不仅政党之间对立严重，知识分子也有蓝绿分化；在大陆，有所谓的“左右之争”。这些现象您怎么看？

　　高希均：一些知识分子因为历史、家庭出身和个人际遇等原因，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往往会固化，很难改变，甚至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得取决于时间。当那一批脑筋转不过来的人逐渐离开历史舞台，新上来的年轻一代，因为背景的不同，和外部世界交往的增多，价值观、世界观自然就有了潜移默化的改变。

　　媒体是内容为王

　　《南风窗》：1980年代，您当时已经在威斯康星大学做了多年经济学终身教授，并当选“美国杰出教育家”，为何又要回台湾创办《天下》杂志和后来的《远见》杂志？

　　高希均：在美国教书，每年暑期会有3个月的假期，从1969年开始，我每年暑假会回台湾，可能是因为当时赴美留学的台湾人很少回去吧，政府开始邀请我做一些顾问工作。因为有在美国工作、生活的经历，我当时的一个感觉就是，台湾社会充斥着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有感于当时台湾社会仍然弥漫着的保护心态——市场要保护、企业要津贴、老百姓要照顾、政府要施舍——1977年5月27日，我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一文，引起了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共鸣，以后我又陆续提出了“做个高附加值的现代人”、“读一流书、做一流人、建一流社会”、“决策错误比贪污更可怕”、“书柜代替酒柜、书桌代替牌桌”等观念，广受引用和关注。

　　1981年，我和王力行等两位朋友一起创办了《天下》杂志，5年后又创办了《远见》杂志。《天下》的主要着眼点是台湾，《远见》则放眼两岸关系和全世界。后来又成立了“天下远见事业群”，有了其他杂志和出版业务。这些业务的终极目的是介绍或者提出一些新观念、新学说，促进台湾社会早日进步与民主。有人以从军来报国，有人以实业来报国，有人以参政来报国，我则希望以传播观念来尽一己的力量。

　　《南风窗》：从世界范围看，纸媒近些年受到了网络和新媒体的巨大冲击，在美国，很多历史悠久的报纸杂志被迫关门或被转手。作为一个纸媒的从业者，不可避免会有一些焦虑感。您怎样看待纸媒特别是杂志的未来？

　　高希均：我仍然相信媒体是“内容为王”。在网络的冲击下，很多纸媒把大量时间花在做网络版、上Ipad，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根本的一点还是要把内容做好。一个杂志没人看是因为内容不好，而不是因为它没有上网。网络、Ipad只是介质，内容才是根本。一家糕饼店，糕饼不好吃，建多少渠道都没有用；反过来糕饼好吃，渠道会来找你的。媒体也是如此，你不断追求卓越，到了让别人非看不可的地步，成了leader’sleader（领先者的领袖），就不怕卖不出去。

　　网络带来的最大冲击在于，一般好是不够的，要好得数一数二才能生存。美国的Newsweek（《新闻周刊》）已经够好了，但和英国的Economist（《经济学人》）比起来还不够好，所以才有了被甩卖的命运。
 
 

来源: 南风窗 | 来源日期：2011-08-17 |   作者:高希均、记者赵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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