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1946～1949年边区土改往事

胡平：1946～1949年边区土改往事

 作者:胡平 来源: 《同舟共进》2009年第3期 

　　彭真的担忧与黎玉的坚决

　　1946年夏天，中国各个解放区里地主富农大面积地不安、惊恐，或者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这源于是年3、4月间，几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次赴延安的工作汇报。他们是来自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薄一波、来自华中解放区的邓子恢、来自山东解放区的黎玉等。向中央汇报的中心意思是，如果还在农村实行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广大农民是不会满意的。

　　1944年11月，在晋察冀边区的一次报告中，彭真坦言边区的“减租减息”已开始走样：当减租减息斗争充分发动起来后，左倾现象往往立马抬头。他所列举的主要表现是，干部们对地主能否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日本侵略者多持怀疑态度；每当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边区部分地主产生动摇，即有部分干部担心他们将与国民党里应外合，主张将地主阶级彻底消灭；许多干部认为统一战线土地政策的温和条文是错误的，他们在行动上拒绝接受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这一政策，或者还按苏维埃时期的做法，没收地主财产，允许农民不遵守佃租和抵押合同上的规定，不交租缴息，甚至一笔勾销旧债，或是抵金未能归还便索回押地……（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至1949年的政治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显然，彭真是将此视为必须加以制止与纠正的左倾错误，而山东省解放区主席黎玉则“理解与支持”农民群众的革命行动。

　　山东的许多村庄都实行了一种“七折八”的赔偿方法：“七”，指过去七年中地主多收的租费或少付的工钱，算出总数后再乘以“八”，即日本鬼子打进中国的年数。如此算下来，有地主因多收20元租费而遭罚8000元，有农民因某年少给4元工钱而获赔偿1000元，甚至被打过一个耳光，也折换成了赔偿100元……

　　地主想守住自己的地不是那么容易的。较典型的是莒南县涝坡区，经过清算后，全区63户地主在退出1221701斤粮食、7头牲畜和537267元钱外，还交出4197亩地。不过几天工夫，原来的黄世仁变成了“杨白劳”，“杨白劳”们若还钱不上，便只能靠卖地凑数了。到减租减息斗争结束时，莒南县许多村庄里已不再有地主，全县至少有6000户农民分到了土地。

　　山东境内，让地主眉悸心惊的还有批斗和雇工要价狮子大开口，这在某种程度上令生产难以为继。即使八路军军属中的地主和富农家庭，也没有享受经济上的优惠待遇，由于害怕斗争进一步升级，1944至1945年间，沿海地区有2000多名地主、富农取道海上逃离山东，另外有些人投奔了日本人或国民党政权及其武装团伙。多数地主虽留了下来，但一些人的思想并不稳定……

　　黎玉曾概括这些地主的破坏活动：

　　利用部分农民认为国民党不久就会卷土重来的心理，散布谣言；夺回以前卖出或分出的土地；对于农民施以小恩小惠（如借点钱、种子、肥料等），以小利骗取农民的同情，暗中与农民商定不减租或少减租，表面上却说按政府的规定减了；让自己的儿子参军，谋求军属的优惠待遇；贿赂村干部，给共产党员施以“糖衣炮弹”……

　　对于地主富农惶惶如丧家之犬逃离山东，黎玉并不以为这是农民的过火行为所致。他将“过火行为”分为干部发动的与群众要求的两类，认为前一类要注意避免，后一类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十分必要。在一次报告里，他说：

　　如果你害怕群众的左倾，想要控制他们，不敢发动群众或给群众的行动泼冷水，那你就是在向右倾机会主义靠拢。（转引自胡素珊《中国的内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减租减息的成功，引发了包括山东在内的一些解放区农民变更土地所有关系的普遍要求。

　　以华北的晋冀鲁豫区为例，据太岳区长子县6个村的调查，减租减息斗争结束后，已开始普遍没收地主土地，“经济上消灭地主富农”，而且进一步发展到“重重地打击了中农，他们主张中农不分斗争果实，只能亦在被推平之列”。（《晋冀鲁豫局关于五个月来发动群众的经验向中央的报告》，1946年3月26日）

　　1946年3、4月间，薄一波、邓子恢和黎玉等人向中央汇报后，由刘少奇执笔起草一个文件，中央又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形成了正式文件。同年5月4日，中共中央以此作为党内指示下达各解放区，这便是著名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

　　指示的第一条开宗明义：“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在一场可以预见的大风暴来临时，不能心口发虚、脚板作软——

　　不要害怕普遍地变更解放区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骂和污蔑，也不要害怕中间派暂时的不满和动摇；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土地。对于汉奸、豪绅、地主的叫骂，应当予以驳斥，对于中间派的怀疑应当给予解释，对于党内的不正确的观点，应当给以教育……

　　抗战时期及胜利初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已开始转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或者说，由削弱、限制地主制经济的政策，变为消灭地主制经济的政策。

　　始料不及的土地政策转捩

　　即便是在党内也有部分同志对这一转捩始料不及，包括自由知识分子在内的同盟者更被蒙在鼓里。一年以前的1945年4月，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

　　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

　　半年后，周恩来在重庆公开重申：减租减息仍将是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土地政策的主要内容，“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国有化留待将来解决。（见《新华日报》1945年10月25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军事、经济上占绝对优势：国统区约占全国面积的76%，有近3.4亿人口，控制着几乎所有大城市和全国绝大部分铁路，拥有几乎全部的近代工业，而且有美国的全面援助；共产党控制下的解放区，约占全国面积的24%，人口只有1.36亿，近代工业几近空白，基本上位于社会发展全面落后的农村，而且没有外援。

　　双方力量至为悬殊外，更重要的还有，饱受战争涂炭的中国，在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共伤亡2100多万人，占二战各参战国伤亡总数的2/5，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折合1000亿美金以上。寻求和平维护和平，对休养山河抚慰苍生有利，对壮大共产党的力量有利，对赢得国统区广大的百姓和知识分子的人心有利。

　　1945年8月底，毛泽东带着化干戈为玉帛的美好愿望，登上了赴重庆谈判的飞机。在重庆冠盖如云、酬酢纷纶的那些日子里，他通过记者告诉世界，未来的中国将是“自由民主的中国”，在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外，还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场的《新民报》记者浦熙修注意到，重庆的气候使他不如来时那样容光焕发，但“他告别词的声音由缓而昂，最后使用了浑身力量在高喊”，大约传达了他眺望中国未来前景的坚定力，宴会在一片“新中国万岁！”“蒋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山城昨夜绮筵开，毛泽东辞别重庆》，《新民报》1945年10月9日）

　　周恩来半年之后于重庆发言：“孙中山之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必须顺序而进，非可倒置者”，“中国目前为发展资本主义阶段，要保护私有财产，十年二十年内绝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因此，共产党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不会改变。

　　然而，1945年冬天，蒋介石开始践踏《双十协定》。1946年上半年，毛泽东已经明白，蒋介石是他同时也是中国革命终生的敌人。和平只是一纸空文，虽“英雄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首先将和平投入到血泊中去的是蒋介石。

　　许多历史研究者认为，对中共土地政策的突然转捩的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炮火如闷雷一样已经隐隐响起在地平线上的内战本身。“共产党人从未正式宣布战争是他们改变土地政策的原因，但他们在1946年开始表明态度，只有土改才能动员农民拥护他们反对国民党。这一因果关系看起来十分清楚”。（胡素珊《中国的内战》）

　　其实，早在1945年底，毛泽东本人已在一篇文章中道破了这一关系——

　　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否则，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势。（《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五四指示》是这一因果关系的逻辑结果。在这一指示作为党内指示下达各解放区的第九天，《中共中央关于暂不在报纸上宣传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指示》便下达了。该指示规定：

　　在各地的报纸上，除公开宣传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斗争外，暂时不要宣传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改革的行动，以及解放区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暂时不要宣传中央一九四二年土地政策的某些改变，以免过早刺激反动派的警惕性，以便继续麻痹反动派一个时期，以免反动派借口我们政策的某些改变，发动对于群众的进攻。

　　地主的命运，仿佛成了风向标……

　　自由知识分子对国共的“圈点”

　　内战打响之后，1946年7月19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向民盟人士说明我党土地政策给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大意是“向他们说明我党中央正在研究和制定土地政策，除敌伪大汉奸的土地及霸占土地与黑地外，对一般地主土地，不采取没收办法。拟根据孙中山照价收买的精神，采取适当办法解决之，而且允许地主保留一定数额的土地。对抗战民主运动有功者，给以优待，保留比一般地主更多的土地”。

　　不久，中共中央制订出了一种拟予公布的土地政策，这便是《为实现耕者有其田向各解放区政府的提议》。提议为草案稿，供各解放区讨论提出意见。草案稿里，与地主直接有关的政策非常具体，比如：

　　凡属地主的土地超过一定数额者，其超额土地，由政府发行土地债券，并以法令征购之……

　　由地主保留免于征购之土地之定额，由各解放区政府根据各区情况规定之，大概以等于当地中农每人所有平均土地的两倍上下为适宜……并应注意地主保留之土地的质量，不能全保留好地，亦不能全保留坏地……

　　凡因实行土地改革而使生活困难之地主家庭，有适宜作公教人员者，政府应酌情录用之……

　　今天，将已经下达党内的《五四指示》与这份拟公布的土地政策对照起来看，后人会有这样的印象：一边是以斗争为猛药，攻农村之沉疴；一边是以疏导为文火，消社会之积弊。一边深文周纳，决不掉以轻心；一边示予外人，详而备之……

　　从上述对内对外两种文件来看，这些暂时还不想让其知道的人，主要仍是知识分子——准确点说，是投奔了国民党的右派知识分子与投奔了共产党的左派知识分子之间的中间派，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当时的“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可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本营。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满并敢于公开抨击国民党的专制、腐败与黑箱政治。从章伯钧、罗隆基、梁漱溟、章乃器、张东荪、储安平、王造时等民盟代表人物身上，后人可以发现，他们身上既有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忧国忧民情怀，又多有人文主义与民主宪政的学养背景。由于他们的存在，蒋介石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战场——一个战场上，他被枪林弹雨愈来愈掏空了体力；另一个战场上，他被越来越沉重的舆论拖垮了心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就“不圈不点”。1947年3月8日的《观察》上，发表了该刊总编辑储安平的《中国的政局》一文，他像是政治上的风水先生，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民盟在未来的“风水”，均不看好。

　　抗战胜利后的这一年来，解放区里斗争、清算地主阶级的绘声绘色的报道和各种传言广为流布，其势日渐汹汹，不少知识分子开始思虑。

　　持续两个月的和平土改

　　1946年上半年，数千名地主，其中多是中小地主携妇将雏，灰头垢面，从苏北解放区逃到了上海、南京，一时间被各媒体称之为“难民潮”，使得沪宁两地的许多知识分子日渐相信那些传言。他们惕惧不安，并作了强烈反应，主要是担心解放区的农村情形只是庞大冰山之一角。

　　1946年8月1日，以自由知识分子为智库的《大公报》发表社论，强调现在全国人民想要两样东西，一是想让共产党保证履行它在抗战期间许下的不进行激烈土改的诺言；二是想要国民党政府贯彻限制私人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民生原则。

　　此时，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共产党是尊重的。这固然因为两党对垒中，在共产党的日益壮大的精神后方，由周恩来联系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始终是一支独步风云的方面军。此外，在英雄未立、天下失序时期，诚如钱宾四先生所言：

　　在百万大军作国运存亡的大战争中，一布衣学者发表一番意见，可以影响整个国际向背，如鲁仲连之义不帝秦。（《国史新论》）

　　如祝勇先生所说：

　　战乱与动荡，几乎可以使文人与政治家平起平坐，他们身处体制之外，可凭个人意气干预政治，亦可蔑视政治权力，却不必受制于体制内的运作。（《英雄何为气短》）

　　这年12月，《五四指示》下达党内大半年之后，陕甘宁边区公布了《政府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依该条例，地主家庭可拥有的人均土地是中农家庭人均土地的1.5倍，超过这一数量的土地都要卖给政府。那些在抗战期间有贡献的地主，可以保留两倍于一般中农人均土地的土地。富农的土地不属征购范围。由乡政府、乡农会与地主共同商定土地征购价格……

　　12月24日，新华社延安电讯：在延安以北约160公里处的绥德县贺家川村，通过政府征购的方式，首次成功地实行了和平土改。从11月25日开始的9天时间里，政府不但结束了征购土地，全村61户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还在边区银行的资助下，用7200斤粮食，买到了近1500亩土地，平均一亩地还不到5斤粮食，这远低于边区政府自己规定的土地价格，等于白送。那么先前地主卖给政府的，也就等于白送。两轮白送的土改，自然是和平土改。

　　充溢着和平空气的，并不仅仅是贺家川村。据有关资料，在《五四指示》下达初期，各解放区的地主献田达到了33200余亩。（见《大众日报》1946年8月24日）献田的地主中，大抵是三种情况：出身于地主家庭的革命军人、干部，以力促家里人向农民献田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开明绅士，如走进了《毛泽东选集》的李鼎铭先生。一些地主说蠢也蠢，大浪滔滔已卷去了裤衩，还站在水里捉上衣的虱子——他们只献出少部分土地，其中多是差地、远地，保留的土地又以好地、近地居多，或者献田给关系不错的个人，期待风头过后再将地收回来……

　　新华社电讯里不会再提到的是，这种几近于两头白送的和平土改，大约只开展了两个月，便在许多地方被批判为右的倾向，1946年10月后就偃旗息鼓了。

　　从地主家庭走出来的康生让地富阶层丧魂失魄

　　拙著《禅机：1957》（广东旅游出版社1998年版）里，康生给我的印象如下——

　　他像是这样一个人：党内太平时，他病病歪歪，只有闭门摩挲古玩，或者吟风弄月；党内一有风吹草动，他便精神硬朗得能在结结实实的水门汀上扎个窟窿。

　　这次，康生是在1946年12月中旬结束他自延安整风后的沉寂。他带着7个人，去了离延安以西约160公里的陇东，了解这里的土改情况。在陇东呆了5个星期后，他回到延安，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中央党校。他发表了一篇措辞激昂的演讲，批判在整个陇东弥漫着一股对地主妥协与温和的气氛，主张唤起民众，无须划定任何框框，一切由着农民处理，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

　　次年3月，康生奉命考察山西土改。

　　康生在晋西北临县郝家坡村住了近四个月。他带来的土改新标准是：第一看历史，不但要看一个人现在有多少土地、财产，而且要查他家历史上起码三代以内的土地、财产及有无剥削的情况；第二看政治，农民的政治表现，集中反映在群众对其态度里；第三看生活，即要看一个人的家中生活状况怎样。

　　在康生的精心指导下，侥幸没有被拔高为“地主”、“富农”成分的中农，其地契拿在手里，也随时可能变成一只飞掉的鸟儿。在晋绥老区，据河曲、保德、兴县三个县的统计，在土改没收征收的总土地中，抽动中农的土地一般要占到45%以上，在河曲、保德的部分村子，甚至达到了80%以上。在属于半老区的五寨、神池、方山、中阳、崞县、静乐、朔县、山阴等8个县，这个数字平均统计下来，是36.1%。（见《土改整党中几个基本数字的估计》，晋绥分局秘书处1948年）

　　工商业者也受到严重侵犯。康生有一个提法：在向地主作斗争的同时，决不能放过“化形地主”。在他眼里，如同穿破衣服装穷，地主亦会披挂起一副商人打扮，企图金蝉脱壳。据晋绥5个分区10个城镇的事后统计，在原有2603家商号中，“因土改、征收营业税、惩治经济反革命扩大了范围而停业者756家，占总户数29%”。“最严重者，如朔县农民进城大闹三天，全市被没收的500多家中，有240家是正当的工商业”。（《关于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基本总结提纲》，1949年1月30日由晋绥党代表会议通过）

　　蒋介石的最后一线机会被彻底冲垮

　　1947年春，胡宗南部进犯陕北。3月18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并分为两拨：一拨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位书记，率党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驻陕甘宁边区，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另一拨由刘少奇、朱德两位书记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刘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经晋绥解放区进入晋察冀解放区，7月初抵达西柏坡，并于同月17日，受中央委托，在此召开了规模空前的土地会议，后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工作会议。

　　在日趋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召开这次中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讨论土地问题的会议，突出地显示了土地改革在中国革命中举足轻重的位置。

　　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其中较能体现其特征的内容有——

　　“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第一条）

　　“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第二条）即无论大、中、小地主，一般地主与恶霸地主，顽固地主与开明地主……一律没收私有土地。

　　“乡村农会接受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第八条）所谓“其他财产”，指来自“砍挖”运动中的地主、富农的浮财和底财。
 

“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第四条）一风吹了的，不仅有地主、富农、高利贷者放出去的贷款，还有农民之间的债务，农民与工商业者之间的债务。一般地说，总是贫雇农向中农借贷的多。

　　“为贯彻土地改革的实施，对于一切违抗或破坏本法的罪犯，应组织人民法庭予以审判及处分。人民法庭由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大会所选举，及由政府所委派的人员组成之”。（第十三条）在土改运动中，贫雇农不但拥有行政权，而且很大程度上还握有司法权。

　　……

　　蒋家王朝在大陆生存的最后一个机会，仔细想想，是被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给哗哗地冲进了马桶的。

　　这次会议后，一些口号响彻大江南北：“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那里！”“前方需要什么，我们就送什么！”

　　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至少有260万以上分到土地的农民参加了解放军，保证了我军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此外，协助野战军和地方武装作战的民兵，也达到了220多万人次。

　　日后，高级将领们这样赞叹农民对于解放战争的贡献：“我军胜利的主要因素，在于我军士气日盛。这是因为我们是正义自卫的战争，士兵都是翻了身的人民，他们为保卫他们的翻身果实而战，因此在战斗中莫不奋勇向前，以一当十。”（刘伯承语）“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陈毅语）……

　　毛泽东认定：左倾思潮已成为土改的主要危险

　　这次会议闭幕前，刘少奇作了结论报告。其中一个非同小可的意见是，在分析以往土地革命未能彻底的诸种原因中，“党内不纯”被视为首要的、“带基本性质的原因”。报告称：

　　县以上干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者占很大百分比；区村干部及支部委员里，中农是主要成分；中农、贫农出身的区村干部，完全不受党内党外地主、富农影响者不多；老根据地地主、富农，完全与我干部无亲朋联系者，几乎没有；本地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在土改中多少不一对地主有些包庇……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好的也有，毛病不多一般还好者也不少，但在土改中他们大多同情地主……（刘少奇《关于土地会议各地汇报情形及今后意见的报告》，1947年8月4日）

　　作者系文史学者、南昌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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