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平：不自由，仍可活？

王小平：不自由，仍可活？

　　一. 国家与自由

　　“相信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想象的自由。”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它来自熊培云先生所著《自由在高处》（新星出版社，2011年1月），是该书后记的标题。据编辑推荐说，《自由在高处》是作者对《思想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重新发现社会》这两本书的重要补充，并已在新浪中国好书榜2011年上半年“十大好书”评选中获奖。全书包含作者近年来的时评集，其中也有他的一些随笔文字。分别由“面包与玫瑰”、“自由与自救”、“演讲与独白”三个部分组成。旨在从个体角度探讨身处转型期的人们如何超越逆境，盘活自由，拓展生存，积极生活。自由与自救，是本书的方向与重点。可是从上面引用的那句话看来，作者乐观得过了头，帕特里克说：“不自由，毋宁死!”熊培云说：“不自由，仍可活。”

　　要说书，先说人。知人后而论学与论世，本是我国史学的固有传统。如果我们能扬弃其泛道德化倾向，以人品定是非的弊病，那么这句话并不错。从社会学中的行为心理学派的分析来看，往往可以由一个人的人生经历，职业身份，判别其所属阶层和价值取向。既然如此，在讨论“不自由，仍可活”这个熊氏命题是否成立之前，让我们先来拜访一下老母鸡。

　　若就熊培云与一五一十的关系来说，恐怕还要数在四月份的时候。他在药家鑫一案上主张废除死刑的那篇文章，经转介而在部落里引起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几位我素来尊敬的朋友，都曾参与其中。但要说到自己对熊先生的最初印象，却要更早几年，来自他在《南方都市报》每个周末《评论周刊》上的专栏。其时读南都网上的各类新闻时评是我每日的必修课，而只要有熊文，几乎是每篇必评。那时的南都，因为刚搞电子化，需要聚集人气，比起腾讯天涯网易们来尚还相对自由，至少没有强制只有注册会员才有资格发评论。同样的文字，在别处照例发不了，在南都倒是可以见光。既有传统媒体的内容资源优势，又兼具网络媒体的及时性和开放性，所以我曾像牛皮兄之于1510一样，长期的，热心的在南都网写自己读完各种文章之后的评论。只求自抒己见，对于很多犯禁的评论又被网管的朋友很快的，大量的退回，倒是不以为意。直到有一天嚼着口香糖，突然醒过来，发现自己不过在做无用功，无端增加网管的工作量而已。从此以后，废然作罢，就连对自己向来欣赏的熊培云先生的专栏文章，也只限于看而不评了。

　　顺便感叹一下：南都网本身的运营，始终摆脱不了官媒或曰国有事业单位那种僵化习气，在宣传部门的钳制下，只不过是把当日报纸简单复制到网站，背靠报社这棵大树吃老本而已。由于各种有形与无形的压力，外部与内部的体制羁绊，它始终束手束脚，一些敏感新闻或是评论，往往在网站上露个面就无端失踪。比起实体报纸来，反而缺少一种大胆的，敏锐的用户导向的理念。比如其首页版面中推荐鲜橙网友的那块，将近两年从无变动，还是那几个名字，连内容也是两年之前的，更谈不到滚动更新。既无法像其报纸以时评为根基一样，依靠培养所谓的“网络意见领袖”而独树一帜，实在是犯了吸引活跃用户的大忌。而其最近推出的“说新闻”视频，也不过是就近找自己报社里的同事摇着纸扇，说上几分钟不痛不痒的插科打诨，比起民间自发制作的说新闻视频“龙颜大悦”来,其差别如同浴缸和天体海滩。

　　由于整个网站，基本是围绕原来的报纸内容而架构起来的，缺少一种自觉的，差异化的独立品质。积弊日久，和同样是从官媒背景的凤凰卫视延伸出来的凤凰网，在内容开拓和影响力上都逐渐的不可同日而语。鉴于南方系在国内官媒中的鹤立鸡群，所谓矮子里面拔高子，别无选择之下而喜爱南都的读者，想必不少。但无论是其近年来的人事清洗（尤其是将自2005年以来，为南都社论时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培育起来做了很大贡献的原社论部主任李文凯先生驱逐），或是南都网本身日渐平庸化的运营困境，都让我们这些老读者，老订户对其感到又失望，又难过。更对这种僵局背后，整个国内新闻自由的大环境感到绝望。

　　二. 知人而论世

　　回到熊培云。我在前文曾谈到过苦孩子出身，靠天赋，苦读及机遇而留学国外，披上了金缕玉衣，并最终向我党投怀送抱的郑永年先生，其实熊先生虽比郑晚生十一年，其经历倒是大同小异。从另一个侧面，见证着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奇异人生。他1973年生于江西农村，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既是“思想国”网站创始人，又是教育体制中人，南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更和传统媒体关系莫大：过去或现在与熊培云写作相关的媒体主要有：《南风窗》杂志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沦员；《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亚洲周刊》、《凤凰周刊》等知名媒体专栏作家、社论作者及特约撰稿人。

　　身为《新周刊》2010年度图书大奖唯一得主、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获得者的熊培云，按照权威人士的评价，其文字“沟通理性与心灵，自由、明辨、宽容、温暖。”近年来在海内外华文媒体发表评论、随笔干余篇，致力于建设一个“人道的、人本的、宽容的、人人皆可自由思想的中国与世界。”而据我看，由于其身份的多重性，由于其思想资源的复杂性，在与郑永年先生相似的“农村-大学-留学-回国-体制内”这份履历背后，与利用西方学术资源构造一个“政治正确”的话语体系，在表面的“中立，理性”下完全为我党唱赞歌的郑不同，熊先生更多体现出一个徘徊在体制边缘的知识分子，那种矛盾的身份认同和内心的精神焦虑。

　　他来自农村，经历过贫困，所以对农村有特别的温情和敬意，并对如今的农村绝境感同身受，但他又只能在城市里塑造自己的思想，并最终依靠城市而获得成功；由于与生俱来的，低人一等的农民身份，他本来被抛弃在体制外，但又最终进入了体制内，并由此获得这个社会的承认，拥有了自己的名利地位。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在学者和媒体人之间，熊就这样成为一种中间人而尴尬存在。他背负着多重致命的，制度与身份的冲突，并试图作出某种调和，以便达到自己和世界的统一，以便获得内心的平静。

　　就这样，在制度内外，这条深刻对立的巨大沟壑里；在城乡身份，这道深层冲突的巨大伤疤面前；在体制内，象牙塔里的学术研究与批判性公共知识分子，这片无法逾越的界线两边，熊培云的身影渐渐的模糊起来。这一点，和过去挣扎在皇权与民权，在朝与在野之间的士大夫们，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过去的儒家士人，纠结于忠君与民本之间，制度与理想之间的两难，在当时半封闭的世界里又别无出路，结果只能回到道德本体，反身而诚的内圣路子上去，始终无法开出外王来。最多像黄宗羲那样，在国破家亡，异族肆虐下批判皇权，而要求在家天下体制不动的前提下，限制君主权力，同时相应增加读书人集团和地方精英的权力。

　　在今天这个被生生撕裂，甚至断裂开来的中国社会，当代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在头脑中拥有了更现代的思想学术资源，亲眼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美好而自由的世界。只不过，比中国历朝历代王朝更残酷的现代专制，通过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杀一儆百，从组织，思想，经济上彻底俘获了他们。一代接一代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并非不懂得专制之害，但已经失去反抗的勇气。甚至和其老祖宗一样，邀宠不绝，主动而自觉的维护之。即便他们有更自觉而清醒的自我意识，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看得更透，但这种先天性的不足，只能使他们对无法弥合自己却不能不去弥合的裂痕更感到无力。

　　一方面，今天功成名就，至少也衣食无忧的他们选择了从属于，依附于这个体制，这个政权，依靠它获得世俗的成功，并且食髓知味，再也不能须臾离之；另一方面，他们自小所经受的，这个体制所制造的种种苦难，他们在国外求学过程中所接受的现代教育和思想熏陶，所亲身体会过的民主社会与私人生活，又不可能就此被磨灭掉，总要在思想上，良知上要发出自己倔强的呼喊。所以体现在这个体制内或体制边缘的知识分子群体身上的最大特点，就是他们既满足于自己的生存现状，又不满于社会整体的苦闷现实；既享受着专制的好处，又要批判专制的不堪。在这种无法调和的，身份与思想，言语与行为，自利与利他之间的根本矛盾里，他们多数都本能的选择了软弱的调适，以冠冕堂皇，无伤大雅的“改良”来掩饰自己的自私怯懦。希望在保护自己，并保证自己拥有的一切不被剥夺的同时，说一点“自由、明辨、宽容、温暖”的话。

　　三. 从改良到自救

　　在这种严重的焦虑感，无力感的驱策下（《自由在高处》的自序，标题正是《因为无力，所以执着——我为什么要写作? 》，看来熊先生对此有很痛切的体会）；在上面谈到的那个绝不可更改的“大前提”下，其选择不外乎如下两种，或曰两条千古不易的救世良方：就是改良与自救，或曰独善其身。

　　先说改良，让我们看看体制内改良派的诞生。

　　改良主义者明知其不可能而为之，以蝙蝠的身份两面讨好，希望他们都把自己当自己人。所以，他们一边一厢情愿的，乐此不疲的呼吁当局从威权主义向改良主义转型，在转型中脱离原罪，实现普遍正义；同时又自踞于道德高地，居高临下的，傲慢的要求早已活不下去的体制外尤其是底层民众们，要“宽容”，要继续“忍耐”，要“和平理性非暴力”。他们这些双面胶，试图在专制与反抗专制的对立营垒中间搭一座桥梁，让双方互相理解，实现和解，收获一个皆大欢喜的大结局。可是他们就是不愿承认，在中东，东南亚等地区的开明专制与中国大陆的黑暗专制，在其独立后兴起的狭隘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试问那些活不下去的人们，有谁愿意自残自焚，自轻自贱的下跪乞求？如果有更好的，代价更小的路径选择，谁愿意彻底绝望，作出任何伤害自己的非理性选择？可惜历史无法抹杀，现实同样惨痛。事实正在于：随着国内现实的日益惨淡，稳定压倒一切，恰恰是那个他们寄托了最大的，甚至唯一的希望的体制内当局，成为政治革新和社会进步的最大阻碍。

　　正因为连他们自己也无法对此视而不见，再也不可能自欺欺人下去，所以体制内改良派就和古代那些空想的儒家伦理治国主义者一样，在冷冰冰的专制枪口下，在到处碰壁之后，他们这些体制内知识精英既无法得到体制内当权者的信赖和采用，又根本瞧不起普罗大众，对其避之惟恐不及，就只好退而求其次，顺理成章的倒退到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去了。这就是他们的第二条救世良方：他们沦为了现代的隐士和犬儒，无论是诉诸个体救赎的宗教信仰，或是以达观，抽离的姿态成为一个旁观者，他们所要求的不过是从此以后继续一成不变的，过自己平安幸福的小日子。

　　在遇可见兄发表于《南方法治报》的那篇书评里，如此好意的为熊氏辩解：“作者认为的“不自由，仍可活”并不是教人苟且或者没有底线地生活，而是认为人的自由虽然受环境的宰制，但是人仍然可以享有一些不可剥夺的自由。人必须承认逆境是无所不在的，看透一切，在这种逆境中保持一种积极生活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也并非一定是激烈与决绝的。他还认为，大环境可以决定一个人的自由度，但是个体的内心也有一个小环境，它有你对美好生活的自由裁量权。改变不了大环境，就要改变小环境。小环境改变了，大环境也会随之改变。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能决定自己几点起床。这些引起共鸣的话语正是熊培云用独特的眼光领悟生命，细心洞察世界的成果。”

　　可是真是如此吗？要求人们放弃现实抗争，转而追求各人内心的自由境界，彼此隔离，自求多福，“大环境也会随之改变”吗？不说其背后隐藏的，为当局延续专制而洗脑助阵的可能性，即便这就是熊先生的本意，他本人对此深信不疑，那么这些政治正确的，充满“理性温和”色彩的文字，真的就能产生作者向大众所许愿的那些美妙前景吗？老实说，我很怀疑。

　　遇可见兄进一步谈到：“熊培云帮助读者开拓了一种新思维，即在自救中盘活已有的自由，从而获得更高的自由。书中提到了三部重要的电影，都在支持着作者的这一观点。其中《天使爱美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还有梦想和希望存在；《肖申克的救赎》体现了牢笼关不住自由的内心，追求自由会让你的一生都是自由的；《美丽人生》揭示了，即使是在集中营，你也可以将它变成游乐场。他启示读者要在自由、进步和宽容等价值的指引之下，注重尊重个体的成长与选择，从个体的自由去追求群体的民主。

　　“通过《自由在高处》一书，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造社会与政治是一个负责的系统工程，需要超常的耐心。作者执着于撰写时评专栏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于他觉得，推动社会改革，你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不要去掂量你此前堆积的那根稻草不是最后一根稻草就说它分量过轻，或者没有重量。他认为，时评是启蒙运动的延续，并把它当做一项未完成、需要不断完善和不断更新的事业；一个批评者能否做到生逢其时，就在于他的言说与参与是否适逢其时，恰到好处。写评论，首先是一种思考与表达方式，久而久之甚至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状态。书中引用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写到的一句话来道出自己的时代使命：“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

　　就制度，文化和人的这个三角关系，我已经谈论过很多，并且一再提醒朋友们：制度是第一位的。正如东欧和中东的两波民主浪潮给出的启示：在改变制度，结束专制的明确目标下实现民众联合，结成统一战线，我们才有希望。可是偏偏是那些拥有了思想资源和话语权的体制内专家学者们，一旦自己提倡的改良论调破产，就马上独断论的认定因为此路不通，所有的路也都不通。既然“改变不了大环境”，那么只好乖乖的各自回家，舔着伤口，自哀自怜的去“改变小环境”去了。既然由于其天然的软弱性，依附性而无法有效的改变现实，甚至连写点文章也要自我审查一番，连讲课或讲演座谈也要遮掩一番，那么只有自己委曲求全，靠意淫自己是压垮专制骆驼的其中一根稻草，用完全虚构出来的内心的“强大与自由”来满足那点可怜的理想主义。视“时评是启蒙运动的延续”，这本身并没有错，可是如果就此把无关痛痒，无伤大局的那些官媒上的，经过重重审查的时评当启蒙运动的主体，甚至是启蒙运动的全部，那就是危险而完全不能接受的了。

　　在收于本书第三部分的《自由在高处》这篇同题文章里（最初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上的专栏），熊先生从一道数学智力题谈起，然后抽取《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的三个经典镜头，用来提示人们：

　　“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陷于一种横向的思维，一种左右的思维之中，而很少有一种向上的维度、个体的维度、神性的维度和时间的维度。于社会而言，你会发现，许多人在国家没有向上筑就底线的情况下，大谈左右之争，其实中国当下最本质的交锋是国家与社会的上下之争；当刀客在幼儿园里杀小孩，竟被解释成底层社会的维权表达，在这里，生命同样被淹灭了神性。于个人而言，有些人困于单位文化，人为物役，直至彻底被体制化。他们很少超拔于单位之上，为谋理想选择出走。所谓成功，也不过是落得个左右逢源，而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却遭流放。

　　“世界就像是一个广场，如果你只知道左右，而忘了更要站在高处张望，你是很难找到自己的方向的。什么时候，当你能超拔于时代的苦难之上、人群之上，你能从自己出发，以内心的尺度衡量自己的人生，你才可能是自由的。

　　“回到安迪，他之所以能够从肖申克监狱里逃出，正是因为空间禁锢了他，而时间又拯救了他。一天挖不完的隧道，他用十九年来挖；一天做不完的事，他用一生来做。我说人是时间单位而非空间单位的意义亦在于此——我们都是时间的孩子，如果你的一生都像安迪一样追求自由，知道自由在高处，那么你的一生就是自由的。”

　　在我看来，上面的描述虽然很动人，但却和作者谈死刑存废问题一样，在有意无意中用一种理想主义的人生境界消解掉了严峻的现实问题。他号称要超越左右，甚至“超拔于时代的苦难之上、人群之上”，试问这和刘先生从基督徒的信仰出发，虚伪的宣告“我没有敌人”有什么不同？很明显这是用一种神秘主义的，宗教性的道德视野来俯视人间。当然在熊先生这里，“神性的维度”更多倾向于理性的维度。用观念的自由取代现实的不自由，并且他坚信内心的自由比现实的自由更高一等，更重要，至于作为“他者”的安迪是能否最终逃出那个冤狱，倒还在其次。哪怕人们得不到现实中的自由，哪怕你像他一样继续呆在这个专制社会里，“困于单位文化”——同时心安理得的享受“单位”带来的庇护和种种好处——没有关系，你只要像这样漫无目的的等下去，耗下去就是了：因为“我们都是时间的孩子”，所以只要在头脑中悬想着自己是自由的，“那么你的一生就是自由的”！——无论你是否真正的争取过自由，无论你是否真心实意的反抗过暴政。

　　既然对现实无能为力，于是干脆来一番自我美化，既享受着体制带来的好处，又要适时的摆出一副“非暴力不合作”的高调姿态。既不满现实，又害怕变化，更害怕那些自己瞧不起的人们起来推动这个变化。身份与思想的分裂，现实功利与价值追求的分裂，最终导致了人格的分裂。可怕的是，他们非但自己甘愿爬行在体制内，甘于做一个人上人与人下人并存的杂合体，成为专制等级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而且还要貌似智慧的，理性的向与自己处境完全不同的体制外民众宣扬这种顺民思想与生活哲学。所以熊先生才要貌似崇高的主张“废除死刑”，所以他才要自我安慰“相信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想象的自由”，所以他才要规劝人们：“不自由，仍可活”！

　　需要说明的是，对熊先生本人并无任何不敬之意。相反，当初能读到他的文章于我是一种幸运。那种深厚的忧患意识，那份拳拳赤子之心，读来让人动容，肃然起敬。我写这篇文字，只不过希望借他的书，来分析在一党专政下那种长久的，广泛的弥漫在国内的改良思潮，其基本成因及严重后果。这只是一种泛论，决不针对具体的某一个人。如果因此让那些喜爱熊先生的朋友感到被冒犯，则实非我原意。改良自八十年代末之后开始甚嚣尘上，成为思想界主旋律，结果又如何呢？我想也不待我来多说。真正的高贵首先来自谦卑，真正的自由最终需要制度的保障。该说的话终究要说，该走的路终究要走，知我罪我，都已在所不计。

　　四． 基层选举，名存实亡

　　说了那么多，却还未直接谈到《自由在高处》这本书。下面我们就从熊培云先生的一篇文章，来讨论“不自由，是否仍可活？”这个问题。

　　《从村治到县政》刊于去年的《南方评论》（《南方都市报 2010-03-21》） ，在我看来是很重要，很有分量的一篇佳作。因为国家权力的来源，在专制和民主政体下是截然相反的。前者是自上而下，内部授予；后者则是自下而上，权力制衡。若要实现制度转型，在保障言论，新闻，信仰自由等基本公民权利之外，这就牵涉到基层选举的实施和公民社会的自我组织，建立起地方自治等问题。在这篇文章里，正是谈到了基层选举，和熊先生很多作品一样，作者先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他有很浓厚的原乡意识，这又是其它知识分子精英身上少见的），以及近期的田野考察出发，从事件和细节谈起，一点一点牵扯到那些更为宏大的主题。不知为何，此文却未被收入书中。如果又是出于题材或观点敏感而被出版社枪毙，导致作者割爱舍弃，那么我只好为他多叹上一口气了。
 

文章一开始描述了一个很有趣的选举场景：

　　“从形式上说，我的父母在老家的确参加过几次选举，而且选举的地点并不一样，有时是在小学操场上公开选举，有时是村干部提着票箱挨家挨户收票，就像是当年收公余粮。只是在这荒芜偏远的乡村，这些选票也并不值钱，不像北京周边的村庄，一张能在电线杆上标到六百元甚至更多。整体而言，如果没有特别有力的推动，当地农民参与相关选举的热情远不如一桌行云流水的麻将。那些选举办得好的村子，通常都得到了乡镇及县里的重点督导。本县有个叫坪塘的村子，因选举做得不错，而被省里定为“中国—欧盟村务管理项目”观测点。中欧村务管理培训项目是中国政府与欧盟委员会开展的政府间合作项目，为期五年(2001年5月—2006年5月)，主要由欧洲提供资金和经验上的支持，协助中国政府培育基层民主，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到现场观摩村委会的民主选举。”

　　“有意思的是，当欧盟专家在省、市、县、乡各级政府官员的陪同下赶到现场观摩时，村民一时兴奋无比。由于在乡下从未见到这些金发碧眼的洋人，而且是女洋人，又有若干官员煞有介事地围护，村民们难免会对她们围观。最后的情形自然是，一边是欧盟观摩中国农民选举，一边是中国农民观摩欧洲女郎的异国风情了。倘使当年我没有考上大学，并且一直留守乡下直到参加这样一场选举，于恍惚之间，我或许还会异想天开，以为这是中国农民在联合国的一个分舵投票了。

　　显然，这样的场景百不一见，举国稀有，不过是当局拿来糊弄外国人，自证与时俱进，顺便骗取赞助金的方便法门而已。所以作者很快就谈到了行之多年的农村选举中，一种更普遍的现象：“至于参选者是否有热情，则视环境而定。有时竞争会很激烈，有时会无人问津，这主要和村委会有多少可以支配的资源有关。在有些人看来，如果当干部又不能够主持变卖点东西，捞取点好处，还不如各打各的麻将。据本县一位负责基层选举的民政干部说，现在村支书辞职不干是常有的事。有个地方，镇党委有意让某位较有头脑与威信的人当主要领导，这人竟然死活不肯领情。究其原因，村干部很难当。一是担子重，农村很多任务最终都压在村干部身上，村干部确实难以承受；二是报酬少，每人一年不过两三千元工资，还常常拖欠数年不能兑现；三是地位低，在上级领导面前，村干部都是听吆喝的“牲口”，而在村民面前，村干部又像是讨要钱粮的叫化子。”

　　对此，作者进一步揭示出背后的原因：“问题在于，即使不拿政府薪水，村委会的工作也难免受到来自乡镇的干预——后者视管理村委会为天经地义。一个最普遍的现象是，一些乡镇会给村委会下发并非分内的任务，比如社会治安、计划生育、农业生产、报刊征订、新农村建设等等，如果工作未能完成，即在此基础上追究村委会的责任。显然，这是一种强加的责任。法律规定村委会只是协助乡镇开展工作，除了村民自治之内的事情，其他都是强加的。乡镇更无权据此免去村民选举出来的村委会主任的职务。毫无疑问，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村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自己的管理者与服务者，都是时代的进步。毕竟，这是在给农民的权利做加法。但是，如果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农村的基层自治，即使是对于现代政治并不很了解的人，也能依稀地感觉到将乡民圈定在村子里的自治选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选举。毕竟，村委会只是村民自治组织，而不是基层政权。”

　　作为体制内改良主义者，熊先生大概很愿意相信党和政府的红头文件上的白纸黑字，愿意接受那些官方媒体所灌输给他的“社会主义民主”形象，但恐怕这种虚幻的“进步”印象，连其制造者本人也难以相信吧？所以他才在文章里感叹：

　　“这种选举，和我所在小区里的几位热心女人提着票箱让我选举业委会主任不相上下。大家只顾自己感动自己，看见别人错了也不以为意。严格说，这种提着票箱走家串户的选举并不合法。因为按照选举流程，所有的村都要召开选举大会，在家选民原则上都必须到选举大会场投票，凡是拎着票箱挨家投票选举的村，选举一律无效。只是透过这个细节，更让我清楚城里人与乡下人在选举方面的素质并无不同。大凡不能认真实践的东西，到哪都会走样。这与其说是素质的问题，不如说是态度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理论界对村级自治曾经寄予厚望，如今已经热情不再，意兴阑珊？不言而喻，个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村级自治并不真正涉及政权运行。本地某个乡的人大主任与我直言，“这种羞羞答答的民主，也就是做做样子。对此我们也无法真正热心”。更别说从乡镇到县里的选举，也难免被“组织意图”越俎代庖。”

　　对于基层选举多年来总是被“越俎代庖”，“到哪都会走样”的症结，熊培云先生似乎先验的认定不是程序问题，也不是制度问题，素质问题，而只是一个简单的“态度的问题”。既然什么都归结为看不见，摸不着的“态度问题”，那么我们就此陷入绝境，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也就是不出奇的了。所以他只好自我安慰道：

　　“然而，人，这神奇的动物，万物之灵长，自以为能辨别善恶美丑，总难免有一种冲动，希望能在自己的努力下使一些不乐见的事物由坏变好，并视此为良心与责任。近年来，越来越多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人开始诘问：既然村级自治无法担当起中国宪政试验的重任，倘使政府有足够诚意，何不重新开出一个时间表，从县级政权开始试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

　　五． 应然与实然

　　大概就连瞎子，聋子和哑子也能明白：对于“开出一个时间表，从县级政权开始试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政府何尝有过哪怕一丁点的“足够诚意”呢？在这种严厉的禁锢下，即便你如何的“视此为良心与责任”，又怎么可能“使一些不乐见的事物由坏变好”？

　　其实又何止于一个连基层政权机构都谈不到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在所有的政治领域里，我们何尝有过一点点选择的自由？可以说，这正是我和熊先生们最大的分歧所在。我们都看到了现实的不堪——试问在真正的和伪装的傻子之外，又有谁会看不到呢？——《自由在高处》的价值正在于作者委婉而坚决的指出了这个国家和制度的种种不堪。在现象学的世界里，朝向事情本身正是最重要的。在国门打开，信息时代来临之前的蒙启时代，人们因为一无所知而相信一切，惟有事实真相本身才足以让更多的人惊醒。可是真相并不能改变已发生的事情，也无法直接推动未来的转变。

　　在事实之上，还有价值判断，通过价值判断，我们才能选择道路，追求自己的理想。在我看来，当大多数人都能挣脱宣传和教育机器的蒙蔽，那么后者就更显得重要和紧迫起来。正是从关于事实的那个共同原点出发，我们却用不同的眼光审视，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并选择了不同的方向。

　　在前面的文章里我曾提到：参选人大代表或公职，非自今日始，但结局无一例外。民间自发参选者的意义不在于成功，而在于不成功，以便让更多人及早看清此路不通。体制内改良派们，可以休矣！湖北姚立法先生的失踪，江西刘萍女士的处境，河南曹天宣布公开竞选郑州市长后的奇异遭遇且不提，也不谈广州梁树新，叶瑞立等人的被迫放弃，如果你有幸被选上了，甚至成为两千多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一，或是某个级别的政府部门的一把手，事情是否就会如毛在准备反右之前说的，“正在起变化”呢？

　　要读懂转型期的中国，就得学会在应然和实然中来回跳跃。相信实然者，仰视应然则必生惊诧莫名。相信应然者，以应然观照实然，困惑总在所难免。在被尊称为至高无上的《宪法》文本中，第二条明文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代表，就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人。在法律上，全国人大代表可是有职有权的。“代表法”依据宪法为代表设置了一整套权力体系，这其中，既有提出议案权、建议权、质询权，也有选举权、监督权、审议权等等，当然也包括对各项报告投出反对票，或提出罢免案等刚性权力。中国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却曾对《广州日报》透露：回顾两年的代表履历，一是忙，始终在为农民工问题努力着；二是无奈，“有职无权”，很多问题，甚至连为过去一起打工的兄弟姐妹讨点血汗钱，也不是自己可以解决的。

　　其实无论是两会，或是民主党派，“养老院”，“花瓶会”和“权力交易市场”的缢号，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如果你甘于做一个木偶，那么自然皆大欢喜。如果是像胡小燕那样尚未开窍，想做点实事，或是别有用心而不听话的代表，那么根本没有机会留在这个小圈子里，第二年就被"选"下去了。又或者通过台面下的恐吓威胁与利益收买，让你呆在上面也得老老实实的，变成千篇一律的花瓶，变成他们的一分子，变成彻底的鼓掌和举手机器。

　　说白了，这样的制度，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宪法本身只是书面的文字，没有任何强制力，它也不会说话，不会谴责，它自己并不能保护公民权利，束缚到处乱伸的，贪婪和罪恶的权力之手。因为当它的制定，解释，执行，监督都是同一伙人，或同一个组织的时候；换句话说，当笔杆子和枪杆子，和印把子，和钱袋子都被权力集中于一身时，多位一体即是神格。无论什么希奇古怪的事都有可能在它的名义下，冠冕堂皇的做出来，而且你连任何信息都无从知晓，以至在莫名其妙中被交换，被出卖，被决定一生的命运，甚至连质疑的资格和渠道都没有。可是在目前的制度下，我们又只能通过对那些虚无缥缈的宪法条文和宪法精神的主张，来维护自己脆弱的权利。这就是这个时代里面，宪法和我们都不得不面对的，共同的尴尬与不幸。

　　正如海南大学法学院的王琳副教授所言：“法治之下的代表与政府关系，政府“无奈”于代表才是正常。现实却是：代表明明“无奈”于政府，在表达时却还不得不委屈自己，大叹“有职无权”。这背后的可能，或是胡代表没有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力，或是胡代表的权力也“被行使”了，因此才有“无奈”之痛。有此“无奈”之感的全国人大代表，当不在少数。谁敢动全国人大代表的权力？这样的质问和前面的分析一样，均源于法治的应然状态而发——在当下中国，陈述应然状态却显得格外书生意气，颇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

　　这正是当今体制内改良派的真实写照。除了少部分照猫画虎的僵化的意识形态打手，他们中很多人都已不认同共产主义乌托邦那一套，但却始终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精英意识，迷信大政府和国家主义。从极端左倾的马列主义，到西方左派文人的追随者，看似转换了立场，却始终有一条绳子前后贯通：那就是大一统的集权主义。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左派提倡美国民主党或欧洲福利国家那样的社会主义固然无可厚非，尽可以在多党竞争的格局中尝试。大不了像奥巴马一样，人民因对你的执政理念不认同，对你的政策效果不满意，到时候自然在宪政民主的法治框架下把你选下去。真正可怕的是国内那些自认最纯粹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们，却寄望在一个史无前例的专制国家里，通过那个极权魔鬼来搞西方左派的那一套。想依靠专制者本身来结束专制，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实在不切实际，如尾生抱柱，太超过了。

　　六． 外科还是肿瘤科？

　　曾有朋友苦口婆心的劝我：你长得这么丑，连猪八戒和石榴姐也要退避三舍，其实错本不在你。要怪也只能怪你的父母没选好房事的日子。可是你要是明知自己长得丑，却还在大白天出门影响市容，破坏“创文”，或七月半晚上十二点出门，吓坏了路边的孤魂野鬼，花花草草，那就是你的不对了。我对此深以为然，所以平常没事都不怎么出门，出门也要打的，吓死一个总比吓死一群要好。同理：有的体制内朋友，老是把自己封闭在书斋里，闹自我感觉良好的“书生意气”，或总是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半仙姿态，那么这是他们的自由，我们无法也没有必要去干涉。要是他们明知其非，却偏偏把这种思想毒素传播到体制外，散播到民间来，那就不能不出面斥责，甚至阻止了。

　　请注意，D并不是一个超利益超现实的理想的道德本体，它是一个由不同的人为了共同的权力和利益而聚集起来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这就说明了它并不是先天无私和公正的，更不是上天或上帝，正义或道德的天然化身。相反，在没有任何实质监督和内外部的制约下，它总是要遵循着权力的本性不断膨胀和堕落下去，变成一个在现代社会里吞噬一切的远古怪物。

　　从台湾到大陆，历经三十年或成功或失败的改革早已证明，单单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的，限于某个级别或领域或区域的局部改革，最后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不是不了了之，就是逐渐变形走样，成为应付内部检查的幌子，堵塞外部质疑的遮羞布，或干脆沦为局内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因为改革面对的是从上到下，整个已经合纵连横，连成一气的利益集团的共同体。 正如金陵四家，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看似条理分明，职权责各司其职的党务和政务系统之外，实际上是一个盘根错结的，靠同乡同学战友同一系统等编织出来的人际关系网络在支撑着权力集团的运转，在主导着内部各种政治经济资源的划分与争夺。也正是这种虚有其表的宪法和台面上的组织思想体系之外的，潜系统和潜规则的庞大势力，使得现行体制如502胶水，牢牢粘附在社会机体里面，成为既得利益者纂取和维持自己优势地位的保护罩。

　　所以任何微小的，局部的，看似无关紧要的改革，一旦被认为可能触动到部分局内人的切身利益，那么由于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组织结构特征，由于这种从地方到中央紧密结合的利益关系，这个彼此勾结的官僚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就会不遗余力的进行打击和钳制。这几十年的大大小小的制度改革，概括起来不外乎是两种模式：其一，是作为被统治者因为生存需要而绝望的反抗，在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同之后，上面的统治者被迫接受之，并纳入制度内部进行改造和消化。比如从小岗村开始的半调子的农村土地改革，虽然短期内激活了农村生产力，最后却变成了地方政府以“集体所有”和“公共利益”的名义掠夺农民命根子——土地——的制度保证。

　　另一种模式，是在人治传统下，靠某个得到上级保护支持的能人的权力集中，强制推行其辖区内的局部行政改革和社会整治。如仇和在昆明，薄在重庆，一方面这种不择手段的，运动式的短期政治行为本身就不具有示范意义，往往是人亡政息，人走茶凉，很容易受到继任和其他地区官僚的整体抵制，一方面这也很容易使其推动的改革变成官员捞取政治资本，培植个人势力范围，进行权钱交易的工具。这在关于重庆的纷纷扬扬的新闻和争论里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单纯要求体制内顺应民意，开展此类空洞无物的改革，或者退而求其次的乞求一个改革时间表，或者不管是基层的村民自治委员会选举，还是高层的胡温新政，往往让人无比失望。这是目前中国大陆的政治结构和利益格局所决定了的。我们看看和今日情形差不多的当年东欧各国，其制度转型也从来不是单单指望或依靠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集团自废武功就能实现得了的。

　　是外科手术还是恶性肿瘤？是挖肉补疮还是器官移植？是一切照旧还是破茧重生？这是一个问题。而现实已不容许我们再对这个问题左右摇摆，拖延时间，以至最终顾此失彼了。没有真正的，自我组织起来的群体自救，何谈救人？更勿论救国了。所以在中国现代史上，从来只有被不由分说的代表，然后被不由分说的奴役的人民，他们至今还是沉默的大多数，却没有真正能自己代表自己，争取自己权利的现代公民。

　　自救先要从自醒开始，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自身的不幸处境，需要找到有着与自己相同或类似悲惨遭遇的人们，我们需要共同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要求。可是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专制，加上近几十年变本加厉的现代专制，却铸造了一种只顾自己得失利益，看不到或不愿看到别人瓦上霜的国民性格。更可怕的是，偏偏有那些舌灿莲花的帮凶们，在一旁摇唇鼓舌，推波助澜。这种内在的，被统治者思想上的禁锢，自我奴役，比来自外部的组织上的禁锢更可怕。

　　需知我们的不幸，本来有着共同的根源，我们的幸福，需要共同的解放。而在现阶段，各地多数零散的维权和群体事件却是始于自己，终于自己。同时，许多试图超越自身利益，为无辜的牺牲品们站出来说公道话，主动维权支持的公益组织和律师，异议人士，却面临着愈演愈烈的，严厉的压制和迫害......正是在这个尚未实现的关于现代民主的意义上，团结起来，不懈追问，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努力方向。

　　七． 神话破灭，正当其时

　　看透真相的，不只柯南一个。越来越多的朋友正在这个黑色的铁屋里，从半睡半醒中彻底的清醒过来。只不过我们除了自己的良知和理性，别无依靠，比起空前团结，庞大，严密的整个专制机器来，自然显得弱小和孤独。但这并非我们就此放弃的借口，在最黑暗的黎明，群星才更显得灿烂，不是吗？

　　就在上个星期六，体制内几十位改革派人物聚集一堂，呼吁我党解放思想、加强党内民主。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领头批党内民主不如30年前，还有学者称中共的执政地位到了最危险时刻。在论者看来，这次批判性很强的座谈会，就如此前的西山宾馆会议一样，对推动党内民主具有重要意义，但正如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所见：实行多党制是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的关键，但也是最敏感的话题，这次的座谈会一如既往，回避了这个问题，体现了座谈会的局限性。同时也再次证明在当今的中国，政治思想遭到严厉禁锢。

　　仅仅是“回避”吗？恐怕与会者们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可能性吧？他们自称改革派，不过是作为被权贵集团边缘化的代言人。他们号称以“党和人民”——其实这两者对立而不相容——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要求掌权者适可而止，不要做得那么过分，通过在党内实行权力和利益的均等化，同时给体制外民众一点残羹冷炙，一点渺茫希望，以便维持党内团结稳定，以便延续政权的政统，勉强维持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局面罢了。即便这是是出于权斗，我们可以说，目前这一批有代表性的，著名的党内改良派，虽然大批党内民主倒退，但其自身和二十多年前比起来，也没有多少变化。若有不同，或许还不如。

　　比如国内对胡赵二人，对李慎之，对刘宾雁等党内标志性人物的认识，就始终是往造神上推。如此的一成不变，固守旧辙，其实反而是矮化，甚至贬低了自己的思想水平与身份定位。和他们小心翼翼的批评的党内当权者一样，同样谈不到真正的与时俱进。既然始终飘在半空，顽固不化，那么所谓的“小骂大帮忙”，也就理所当然。既然永远也无法摆脱与专制当局穿同一条裤子的现实身份，也就谈不到真正去“突破一党统治禁区”。

　　在当今中国，比起“政治思想遭到严厉禁锢”来，我想更可怕的是掌握了社会资源，或是垄断了话语权之后，人们自己主动的自我设限，在有意无意中，反而配合专制毒素的散播。这种深入骨髓的专制基因，这种深刻的党化烙印，可就不是朝夕之间，能轻易去之的了。

　　而来自君子终日乾乾兄的评论，就更是直指要害：

　　“我认为他们是在 “ 小骂”“大 帮” 专制 “ 忙”：看问题嘛，简单点就好：6搞了，3不代表了就不是，其余都是 愚弄忽悠，做着 延长独裁，祸害民族，贻害人类的勾当。他们这样是在忽悠 中国大量的犬儒分子 以及大量的愚民 那些中间摇摆群，尤其是面对那些还对这个政权抱有幻想的大量人。用烟雾弹迷惑分化海外的中间立场的民运人士，如果这些开会的人没有，那也是被执政者们需要可以利用的目的所在点。

“统治者们喜欢讲特色中国国情，我们也必须认清我们百姓的所处特色国情：

　　1，这个国家权力过份的渗透；

　　2，财富的大量被垄断；

　　3，思想道德的极度败坏<自古至今这方土地的权贵都是没有经过哪怕是西方资本主义贵族文化熏陶的，只有长久的残暴封建专制熏陶，造成极度的人性扭曲残暴和反人类化统治，他们只会无穷的杀戮和破坏，现今这帮反人类更加穷凶极恶，谎言加阴谋，隐蔽栽赃，以往暴政还没有掩盖，是与非还能让老百姓还能一目了然呀，同时 前面两个 权力和财富的极度分化，也是更加造就 统治阶层的道德的极度败坏，形成一定的前因后果>；

　　4，民间力量的分散化，菜刀实名制21世纪的中华民间居然被打回到元朝…大量的打压管制，造就老百姓与武装到牙齿统治阶层力量的极大差距，这用物理学解释就是力不平衡的问题，为什么米国能拥有枪支，力平衡得非常好也，自古 这方土地的 百姓人民 就是从来被 统治阶级所藐视的“屁”，到如今也是未从改变过的事实，偶尔有几个开国皇帝 还能重视 水船之说，也只是昙花一现呀。

　　“个人认为这几个根本原因造就了这方大地的用变革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现实。如果让我来谈理性和理智的民族的话：那些到了如今还不放弃幻想者，才是真正的不理智呀。”

　　八． 不幸之中的万幸

　　改良派是否正因其标榜的“道德”和“理性”而沦落到不道德，不理性的境地？甚至误入歧途，南辕北辙？在对体制内改良倾注了一腔报国的热血之后，他们是否终将被独裁者和人民双双抛弃？以至最后如丧家之犬？对此我们都暂且不论。太阳底下，本无新事，各人拭目以待就是。我们不妨说一点更切近，更实在的事情。

　　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陈涛安先生：他是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信息科科长，军人出身，曾当过侦察兵，是全国第一套儿童免疫接种信息管理软件的开发者。2007年5月份起，他向太原市检察院、省纪委、省检察院等部门实名举报“问题疫苗”，后向社会披露。作为疫苗事件的主要举报人，陈涛安揭露了很多内幕：田建国控制的私营股份制企业华卫公司冒充“卫生部企业”，官商合谋垄断了山西省疫苗，制造高温暴露疫苗。数年来他向有关部门举报、复议、信访山西疫苗问题30余次，将多篇揭露山西高温暴露疫苗问题的举报材料发布在人民监督网等网站上，直至《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的介入。2010年的春天， 山西疫苗事件因王克勤的报道持续升温，可是专制的阴影也随之而来，他很快收到恐吓威胁的手机短信。此外，数名曾在网络公布联系方式的病患儿童家长，也收到了类似的信息。

　　短信原文如下：“不要猜测我是谁，我们老板叫我联系你跟你讲清楚，役(应为“疫”)苗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如果你不管这事了，我们老板会事后给你五万块感谢费”。另一条短信，接收时间为13时04分：“如果你执意要管我们老板花钱找人砍你一条腿还是很容易的，不要以为现在是名人就有用，事情一过你还是普通人一个，希望你好好考虑，另外不要试图知道我是谁我也是受人之托＂。

　　请问我们谁不愿意延续自己的血脉？而哪一个孩子出生后不打疫苗？开警车和开坦克，难道就能幸免？建立公共防疫体系，维护公共卫生安全，本来是政府天然的，最基本的法定责任。可是当因问题疫苗而患病的孩子家长来到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欲起诉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时，就如此前在奶粉和地震人祸中死难的儿童家长一样，他们的立案请求被冰冷的拒绝。此外，有病患家属到中央某新闻单位门口抗议。有家长称，该单位及下辖网站在未采访当事者的情况下，虚构了相关采访内容。

　　绝望的病患家属曾去到省会太原市，向山西省卫生厅提请公开相关信息；曾聚集到首都上访。可是一次次碰壁让他们明白过来：山西本省卫生系统及相关专家根本不值得不信任，他们只希望由中央政府成立权威且中立的调查组彻查此事。而疫苗事件经媒体报道后，虽然卫生部曾表示高度关注，但到今天，这个发生在一年半以前的案子早已无声无息的被吞噬，家长们欲哭无泪，因为他们的眼泪早已流干了。

　　在去年春天，事情刚起来的时候， 陈涛安曾和《南方都市报》记者有过如下一番对话：

　　陈涛安：“医疗事故”是铁定的。至于疫苗质量与病患之间的联系，有相关性，是否有必然性，需要卫生部门进行“倒置举证”—— 他们必须证明，违反规定储存运输的“高温暴露”疫苗，不会对接种者造成不良反应；必须拿出科学依据的是他们，不是老百姓。既然老百姓接种了这样的疫苗产生了问题，当然就有权利去质疑。

　　南都：你的意思还是说，这种因果联系，还需要更权威的科学解释。

　　陈涛安：这需要权威的科学解释。需要一个中立的专业化的专家小组来“倒置举证”。

　　南都：现在病患家长，甚至你，都说不太信任卫生系统的人了。但这个问题公众都很关注，你觉得下一步该怎么办？

　　陈涛安：(大笑)还能怎么办？我希望卫生行政部门，听党的话，为人民服务！

　　陈先生最后在大笑中，说出的那句祈使句，我们不妨看做是他在任何依照现有体制下合法的，正常的途经——实名检举，举报已经失效，在非正式的渠道——网络——都陷入绝路的境况下，在整个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都对他仇视和嫉恨的危机下，在他自己和家人也面临司法栽赃，报复，及有深厚背景的黑社会的人身威胁的情况下，最后一声绝望的呐喊，一种深刻的反讽！

　　陈涛安先生曾撰有博文《陈涛安：我与山西疫苗腐败高官斗争的经过》，直指官员如何涉案，讲述其本人经历的事情。包括经历人事的奇怪变动，发现疫苗腐败，收集证据，署名举报，举报被搁浅，网上举报，以及对一些人和事情的看法等。这篇文章以及它所揭露的触目惊心的事实，今天已如死水微澜，再也泛不起一点浪花。而当初将这件案子捅到全国皆知的王克勤，如今已被报社解职。据局内人透露，其主要肇因便是去年的问题疫苗报道。在与黑暗搏斗数年，坚持挖掘冰山一角的黑幕后，如今他身无长物，被抛出了体制外，基本上所有官媒都已经不可能收留他了。

　　在离职的当天，王克勤在自己的微博里感叹：“【集中营，禁言，灭口！】在德国达豪集中营入口处，刻着17世纪一位诗人的警世名言：“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烧人！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灭口！””他和他的团队，本是近年来国内最有能力，最有勇气的深度新闻记者——不幸的是，这也正是他们因言获罪，被迫解散，失去一切的根源所在。他连北京市里的一套小单元房也无法留下来，只好选择悲愤而黯然的离开。

　　看来所有那些曾轰动一时的报道，采访，博客都如一阵微风，在党的威风面前略等于无。在今天，死于动车事故的意大利女孩的索赔案件，已经成了网络世界里一条可有可无的花边新闻，在官媒上更是封杀得一干二净。问题疫苗并不止于山西一地，在辽宁，在广东也曾制造不幸，为孩子申冤的家长却被逮捕（余同安、梁永立被信访部门非法关押，杨玉奎昨天刚在北京二审被判五个月有期徒刑）。它和动车等杀人工具，依旧遍布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人人自危，又能如何？不知不觉，卑鄙已经成了高尚者的墓志铭，在随时降临的无妄之灾面前，人们一个接一个带着耻辱死去。值得庆幸的是，当初靠着莫大勇气站出来揭露真相的陈涛安，至少比赵连海们幸运，至今还没有听到他入狱的消息。不管他之后遭到多大的暗中打击报复，就像冉匪或诗人之子一样，从此再也不敢或不能公开发声，至少在表面上他还拥有自由。

　　九． 结束语：不自由，毋宁死!

　　《自由在高处》的后记宣布：“相信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想象的自由。”而我要说的是：这个国家比我们经历的，看到的，想象的更不自由。与熊培云先生一心梦想的恰好相反，恐怕这才是真实，残酷的真实。一本书和一管毒针，一罐毒奶粉，看似全无相干，实则紧密相连。虽然他满怀悲悯的宣告说“自由在高处”，但在我看来，自由一直在酱缸里，在死水的深处。她快要死了，她已经死了。在比挪亚时代更恐怖的红色洪水中，始终留在高处不肯下来的，倒是熊先生自己——尽管他已经比体制内绝大多数的改良派都要走得更远，离我们更近。

　　无论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还是近代以来各古老东方文明曲折的现代化进程，都昭示着我们：随着经济发展，民主启蒙而来的，当然就是社会运动的成形与成熟。通过民众的自我启蒙与自我组织，推动国家迈向真正的现代制度文明。在这个过程里，改良本身并无所谓好坏，很多时候还是美好的。但靠散乱，孤独的个体来做无止境的等候，卑微的乞求，这可不是改良，不过是屈从讨好专制，逆历史潮流和民心民意而行的停滞与倒退而已。

　　不自由，仍可活？当然可活，苟活而已。自救都做不到，又如何自由？更谈不到恩赐，施舍给别人自由了。何况这样的自由，你相信吗？你敢要吗？民主自由的鲜花，需要两种鲜血的浇灌才能盛开。一种自专制独裁者的脑满肠肥中淌出来，而另一种从自由斗士的心灵深处迸发：不自由，毋宁死!——这就是我要说的。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1-8-31 |    作者:王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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