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兰：西方仍立于不败之地？

库兰：西方仍立于不败之地？

蒂穆尔•库兰 文 郭承斌 译

作者：蒂穆尔•库兰

来源：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11年1/2月号

　　早在1940年代，一位名叫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英国学者就开始对中国在科学和技术上取得的成就进行登记，试图找出这两方面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在李约瑟长达四十多年的研究当中，他发现虽然中国当时在科技方面的成果似乎不如西方，但是一千年前，她却在科学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李约瑟得出结论认为，儒家思想和道家学说使得中国不大可能产生科学革命，因为它们倡导的是缓慢、渐进式的创新，而非一夜之间的突破。尽管如此，他还是意识到这不过是其中一种解释。宗教也不是确定的因素，但如果说中国丧失科学领先优势是由于她对宗教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类态度的形成和延续？（点击这里查看文章的英文简介；延伸阅读：马丁·雅克：乔桥：马丁•雅克的“中国”；解读马丁·雅克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

　　尽管李约瑟没能解答这一重大谜题，但是他让其他历史学家开始在研究中重视社会盛衰的原由。在一个大多数西方学者乃至很多非西方的学者都坚信西方具有内在优势的时代里，李约瑟表示中国存在显著弊端以及西方拥有广泛优势都需要得到历史方面的解释。他的这一研究计划被称之为“李约瑟难题”（the Needham question）。

　　全世界存在着众多类似于“李约瑟难题”的疑问。在中世纪，中东地区是光学、冶金和数学最发达的地域。那里拥有的巨大规模的城市、图书馆和集贸市场让欧洲相形见绌。随后，在接下来的五百年里，中东地区在许多领域被欧洲甩在身后，其中包括科学和医学，金融和商贸以及读写能力和生活水平。不过，正如儒家思想和道家学说无法解释中国的衰败一样，常因中东存在的弊端而备受指责的伊斯兰教也让人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如果假设伊斯兰教落后的信仰体系可以解释中东地区近代以来所经历的失败，那又是什么使其获得了早期的成功？

　　偶然得到的优势

　　研究文明发展史的学生倾向于采用两种方式来解释地区发展的差异。第一种被称之为“长期锁定”（long-term lock-in），它主张具备一些必要的优势，例如一个拥有充足自然资源、有效治理或有益于创新的价值观的地方就必定能衍生出优秀的文明。比方说，在解释欧洲崛起这一问题时，一些学者提出是由于罗马帝国政治管控下的基督教的兴起为西方走向现代化以及后来实现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并且通过工业革命巩固了西方的优势。

　　第二种方式是将一些短期偶发事件视为造成暂时差距或命运逆转的原因所在。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启航打算前往印度，而后发现一块大陆挡住了去路，由此一项广为流传的短期偶发式学说便应运而生，哥伦布发起的一系列远航加速了西方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西方主导世界的进程。另一种该类学说则认为，中东地区的发展为何停滞不前是因为在十四世纪遭遇黑死病肆虐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

　　在《为何西方仍在统治世界》（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一书中，古典学者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将这两种方式混合其中。他认为是历史偶发事件影响了东西方的相对表现，有时候影响长达上千年之久。同时，莫里斯一直将地理位置视作是发展趋势的首要决定因素。他主张，对自然的驯化起源于西方是因为西方拥有更多适合驯养的动植物。之所以由西方人发起旨在扩大已知世界的全球性探索是因为对他们来说横渡大西洋要比东方人跨越太平洋容易得多。然而地理方面的优势并不能让西方长盛不衰。莫里斯指出，每一个居主导地位的文明迟早都会达到自身能力的极限。当它前进的步伐放缓之时，其他文明就会迎头赶上并且一跃领先。

　　莫里斯给“西方”这个术语赋予了灵活而广泛的内涵。他写道，西方首先包括的是那些发源于“侧翼丘陵地区”（Hilly Flanks）的社群，这一圆弧形区域如今将以色列、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分隔开来，对动植物的驯服大约始于公元前9500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地区扩大到地中海盆地、欧洲、美洲以及澳洲。“东方”最初由发源于中国黄河与长江之间地域内的社群构成，这个区域的驯化过程大概开始于公元前7500年；此后，逐渐扩展到日本和印度支那之间的国家。对于莫里斯来说，现在被称为中东的地方一直以来都属于西方的一部分。当然，中东地区最后落在了后面，她的大部分地区被欧洲开拓为殖民地，使得自身发展轨迹与东方相差无几。如果这本书的目的是想探究“为什么西方统治着世界”，那么这无疑又提出了一个主要问题--一个它忽略了要去面对的问题。

　　虽然就“东方”和“西方”给出了定义，但是莫里斯在对比两种文明跨越多个世纪的相对发展方面还存在着问题。他用自己设计的社会发展指标来量化社会进步程度。该指数将个人每日标准摄取的能量或消耗的热量也考虑其中；还包括由最大城市规模决定能体现出组织能力的城市化，以武器系统的品质和数量为标准的武器制造能力，以及能让通讯变得更为方便的信息技术。按照他的这套指标，莫里斯认为，西方自公元前14000年（目前所知最早的陶器就出自这一时期）开始到大约公元541年（东方在这一时期超越了西方）一直领先于东方。到1100年，东方指标的分值比西方大约高出四十个百分点。从那以后，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西方在约1773年的时候重新获得了领先地位，而这一领先优势一直保持到现在。可能有人会评论莫里斯的指标过于简单化，而且他有关前现代化时期的数据大部分都是凭借猜测得出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尽力获取了一些关于东西方在相对表现方面具有实际意义的进展。

　　那些个美好新时代

　　在这本书的开头，莫里斯提到只有最近一次逆转（西方开始领先）才使得一方具备了开拓殖民地和征服对方的能力。当他转而阐释一些历史事件时，这一点则从观点中给抹掉了，但这并非小事一桩。在1700年代之前，东西方在政治上都还保持着相互独立，也谈不上哪一方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双方都尚不具备无可匹敌的军事优势。此外，最近这次逆转还有另外一个独有特质：自我强化增长。在东西方两个区域，由于受农业生活存在的局限性的影响，发展水平遭遇长达千年之久的束缚。从1700年世界贸易落入欧洲掌控之中开始，西方就以强劲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按照莫里斯的测算，西方在今天的发展水平已经比1700年时的水平高出了20倍以上。尽管东方显得有些步履蹒跚，但它的发展也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莫里斯算出东方的发展水平大概比它在1700年之前的最高水平高出了大约13倍。

　　当今的发展并不是往昔情形的重演或是缩影。驱动现代发展的组织创新和技术革新在不断地演进，促使整个社会以及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处于持久变化之中。反过来，社会也必须不断地调整它们的经济期望、关系以及常规。在莫里斯的叙述中，古代生活和现代生活之间的差异已经消失。某些出生在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时代的人也能够理解1700年时的日常生活。一个生于1700年的人同样会发现2011年的日常生活（拥有摩天大楼、航空旅行、电脑、银行、汽车）让人感到无所适从。

　　针对当今出现的急剧增长为何如此不同，缺乏一套统一理论来作为解释是这本书的致命缺陷。按照莫里斯的说法，鉴于地理位置界定了机会的存在与否，社会学与人类动机也就决定了这些机会如何才能得到利用。不过，本书在叙述社会学内容方面显得相对单薄。莫里斯将历史描述为王朝的创立和衰亡，政治的集权化与分散化，由惯性推动的创造力迸发以及信仰的演化。然而，他并没有将这些内容结合到历史总体理论中进行考虑。一旦地理因素决定了机会大小，用句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形容论据不充分的历史叙述的话来说，历史不过就是“一件接一件的烦心事”（one damned thing after another）。

　　当然，单单依靠西方幸运的地理位置以及它通过全球探索创造出的财富是无法解释在现代的爆炸性增长的。莫里斯的指标显示至工业革命之前，东方都还是领先于西方。然而，数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在构建一种新型经济基础设施，而这种设施是以客观转换和由规模庞大、历久弥新、结构繁复的盈利性企业所左右的商业生活为基础的。这些发展首先为欧洲的全球探索起到了助推作用，然后为工业革命做好了准备。它们还为西方建立殖民帝国创造了条件。实际上，西方经济现代化的根源应该回溯到第二个千年的开始阶段，按照莫里斯的发展指标，当时处于宋朝的中国正引领着世界。也就在那时，西方里的意大利家族开始组建私人所有的中世纪“超级公司”（supercompanies）或是创立为一代代投资者进行金融贸易操作以积累财富的公司。这些企业使得私人资本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积聚在一起。

　　这些超级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协调、交流和执行方面的问题，这激发起它们对更为复杂的组织架构和商业技巧进行尝试。到十六世纪的时候，欧洲的盈利性企业已经开始采用公司制组织形式。相较而言，其他地方却并未出现复杂的私有企业，甚至在莫里斯定义为西方的其余地区也没产生。因此，当欧洲开始从其殖民地具有的自然资源以及自身易于开采的煤炭储量中获取利益之时，它就已经拥有了大规模生产、工业化和大众运输等方面经济基础建设的必备条件。地理优势还不足以驱动欧洲朝前发展，西方发明的这套体系才是开发这些优势的必要性所在。

　　只开花不结果的东方

　　那些不能跟上欧洲步伐的地区自然也就无法和西方拥有的经济基础设施相提并论。最重要的是，它们不能为集聚的劳力和大量的资金创建出一套体系，也不能发展出具备有效再分配资源能力的组织。在中东地区，宗教和文化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但这并非是出于李约瑟所设想的宇宙哲学方面的原因。伊斯兰教具有的守旧性不是它落后的主因，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不强或缺乏向外国人学习的意愿构成了伊斯兰教世代相传的宗法，而正是由于这样的宗法和婚姻规则成为了它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这些规则无法让资金集聚，并且阻碍了大规模可持久经营的私人企业的建立。与此同时，南亚地区的印度教也因其教义鼓励家庭在家族企业的范围内持有资本而阻碍了大范围非个人间协作的生成。

　　一些人认为，如果西方没有获得高速发展和对外开拓殖民地，中国、印度以及中东也会最终依靠自身力量来实现工业化。莫里斯对此表示怀疑：“尽管东西方的发展直到1800年之前都还是并驾齐驱，但没有多少迹象表明东方（假设其未受到外界干扰）正在朝着工业化的方向快速迈进，并且会在十九世纪开始它的腾飞。”这话说得一点没错。然而，忽略了经济制度的因素，莫里斯就不能自圆其说，这一点则暴露出他以各项指数作为发展标准是不恰当的。如果到1800年，欧洲已经发展出现代经济所具备的一切关键要素，而中国依旧在原地踏步，那么这两个地区就不会在各个方面拥有相同之处。问题在于莫里斯用城市的规模来作为组织能力的一个标志。拉各斯（注：尼日利亚首都）现今的规模和纽约差不了多少，但尼日利亚具备的组织能力与美国相比却明显是大相径庭。举个例子，尼日利亚还没有为将人送上月球做好准备。这项有关组织能力方面更为精妙的举措（对私营商业企业尤为有效的组织选项）原本还可以让欧洲早几个世纪取得领先优势。

　　当这项举措在西方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现代经济制度却没有在东方有组织地形成。在经历了殖民地化后，东方的领导者们试图采用西方的制度来弥补缺陷，以便能在短时期内获得欧洲经历了整整一千年才实现的转型。然而直至今时今日，改革仍未最终完成。为了让现代经济性组织能够运转良好，国家需要建立起众多互补的制度，例如秉持公义的法院，非人格化交换的规范以及对组织机构的信赖。以上这些都难以移植。在东方大部分地区，这类制度的发展和散播速度依旧迟缓。

　　西方仍具统治优势？

　　正如这本书的书名所表达的那样，莫里斯的意图不仅仅在于解读过去，而且也是为了确定东西方存在的发展差距在未来将会是怎样的情形。按照对现今趋势以及自身得出的指数进行推断，莫里斯预测东方可能会在2103年的时候超越西方，重新获得领先地位。如果中国的经济产量、作战能力、通信能力以及人均能源消费等方面的增速能够一直高于西方，那么莫里斯的指数中有关东方的数据则将会在区区几代人的时间里超过西方。

　　尽管中国、印度和中东地区可能会在经济方面迎头赶上，但这一结论并非是由这本书的主旨推导得来。当使欧洲成为领头羊的经济制度真正落地生根之时，这些地区便将追赶上来。不过，还是存在一些让人对此深感怀疑的原因：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组织性不强的私营机构让整个东方的公民社会显得势单力薄，使得民主制度脆弱不堪。由于缺乏一套以制约和平衡为基础的稳固的民主制度，从而使在新业务上进行长期投资和对自主创新方面的激励受到了约束限制。中国和中东要在近期打造出健康的民主政治是没有任何保障的，而且它们还可能会面临长期的政治动荡的危险。虽然现在遭遇着各项挑战，但西方还是会在二十二世纪里继续占据主导地位。

　　作者简介：蒂穆尔·库兰（Timur Kuran）是美国杜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以及从事伊斯兰教研究的Gorter Family讲座教授。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社会变迁方面，包括选择偏好和制度的演变；他也是经济史和中东问题方面的权威专家。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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