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埃及真的“自由”了吗?

方绍伟：埃及真的“自由”了吗?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2011年2月11日，埃及副总统苏莱曼通过国家电视台宣布，穆巴拉克已经辞去总统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军方，埃及执政党民族民主党总书记巴德拉维也已辞职。至此，同日前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一样，埃及的“尼罗河革命”也已经在“推翻”部分取得了胜利。

　　1，还记得20年前的苏联和8年前的伊拉克吗?

　　胜利的狂欢还在继续，但是，之所以说“尼罗河革命”只是在“推翻”部分取得胜利，是因为民主化的难点不是“推翻专制”，甚至也不是“民主建设”，而是“民主运行”。在理所当然的兴高采烈之余，人们大概已经忘记了20年前苏联也有过类似激动人心的“胜利”，忘记了8年前的伊拉克也有过类似欢欣鼓舞的“胜利”。可今天的俄罗斯和伊拉克，有谁认为它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事实当然是相反，俄罗斯和伊拉克依然被致力于民主自由的国际组织“自由之家”打入了“不自由”的政体之列。

　　反对派拒绝妥协取得了成功，未来的问题便是如何取得更大的成功。目前，埃及有24个政党，其中7个在本届议会中占有席位，“穆斯林兄弟会”本身非法，个人只以独立身份参选。政党合法化和自由化的斗争马上就会展开，当下的团结很快就会被随后的分化和整合所取代。

　　2，穆巴拉克为什么选择了“妥协”?

　　穆巴拉克一退再退，事情自然是环环相扣给逼出来的。如果穆巴拉克早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之前宣布，他和儿子都不参加今年的总统竞选，那当时的埃及人民也许会欣喜若狂。可如今事情已大不相同，现在早就不是连任和“父业子承”的问题了，“尼罗河革命”造成数百人丧生，如果穆巴拉克还不下台，“心头之恨”如何消解?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血不能白流理论”，它只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集体成本收益分析”，就如同一个“无法回头的滑坡”，即便反对派中有人想把穆巴拉克的下台当成了进一步谈判的筹码，运动的极端情绪也已经由于数百人丧生而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控制了整个运动的方向，以至于不完成它的全部逻辑过程就无法中止。

　　民主在可以不妥协时从来不会妥协，民众在可以不接受安抚时从来不接受安抚。事情明摆着，军队不行动，民众就可以不妥协。所以，有意思的问题是：穆巴拉克为什么会从“有限妥协”走向“完全妥协”?

　　早在2月3日，穆巴拉克在埃及总统府接受美国广播公司女记者克里斯蒂安·阿曼普尔的采访时，已向世人袒露了自己的心声：“我为公众服务了62年，已经感到厌倦。我想退休”。不过，“如果我现在辞职，埃及将发生混乱”。“我不在乎人们怎么谈论我。我现在关心我的国家，关心埃及”。“我不愿意看到埃及人相互打斗”。奥巴马总统“不了解埃及文化，不知道如果我现在辞职，埃及将发生什么”。“我永远不会逃离。我要死在埃及这片土地上”。

　　穆巴拉克表示，他从未打算让采访时在场的儿子贾迈勒接任总统。可现在谁信?恐怕是穆巴拉克有心传位，却无力改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现实罢了。把穆巴拉克的“心里话”再“翻译”出来，实际上就是：“别以为我想干，我早就烦死了，可问题是现在没有我还真不行，天下非大乱不可”。

　　人们决不会认为穆巴拉克的“心里话”是“真心的”，更大的可能是一种“赖着不走”的借口。也就是说，埃及人民现在要的是“权利”，穆巴拉克却还在谈“责任”。“我赖，故我在”到穆巴拉克那里变成了“我义，故我在”。可“我们”都不要你了，你还“死皮赖脸”地谈什么责任?还存在责任问题吗?“我们”都“关心埃及”，但“关心埃及”已经与你无关。

　　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穆巴拉克在说谎，他顾及的完全是自己的荣誉和体面，根本不是埃及的利益，因为“没有我，天下将大乱”完全可能是一个错误判断，毕竟穆巴拉克的政治判断刚刚出问题――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和儿子会被迫不参加今年的总统选举。更可能的现实是，“有没有我，天下将一样大乱”，只是乱得不一样罢了。

　　穆巴拉克为什么没敢开枪镇压?主要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埃及的政治传统，二是对民主选举的认同，三是美国政府的压力。

　　埃及在1952年确立共和国，从纳吉布、纳赛尔、萨达特到穆巴拉克，国家一直是“军人当政”，从1974年萨达特恢复多党议会选举、2005年穆巴拉克开启多候选人的总统选举以来，埃及表面上实行“多党民主制”，实际上依然是“现代独裁制”。但是，它的“军政府”却从来不是“世袭共和国”，政权继承的方式一直是“亲信接班”，不是“家族继承”，政党的“核心力”也一直较弱(执政的“双民党”1978年才成立)。所以，埃及的“现代独裁制”是“军人独裁制”，不是“家族独裁制”。穆巴拉克82岁了还一直没让儿子接任，恐怕就有传统和现实的压力。

　　“绝对君主制”和“家族独裁制”的“政权私有性质”比“军人独裁制”的要浓得多，“军人独裁制”的独裁者关注的更多的是“此时”而不是“此后”，“政权归属感”相比较弱，“私有心”较小。这就是穆巴拉克的“我赖，故我在”的“产权心理”。说成大白话就是：政权早晚不是我家的，所以能不用强就尽量不用强。“基因悲剧”既然没有发生在“亲信接班”和“家族继承”上，就必然发生在独裁者自己身上――穆巴拉克终于落了一个“晚节不保”。

　　到目前为止，埃及政府对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持认同的态度，穆巴拉克也一直强调人民的要求合法合理，只是要按法律办事，和平地进行改革和过渡。虽然“现代独裁制”是实质，“多党民主制”是表面，但毕竟“脸没有完全撕破”，开枪镇压多少还是说不过去。

　　当然，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不用强”的心理在危急情况下也可能很脆弱。美国政府扮演的正是这个“强大外力”的角色。自从1976年摆脱苏联对埃及的控制以来，埃及政府坚定不移地采用了“联美制以(以色列)”的外交策略，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战略上都依附于美国，每年15亿美元的援助更使埃及政府“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

　　3，“大妥协”会随后出现吗?

　　当下，掌握权力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将解散内阁，中止议会，各方的注意力将转向宪法修改、总统选举何议会选举。“最高军事委员会”现在由国防部长坦塔维领导，坦塔维已76岁，即便参加总统竞选也是“老矣”。但副总统苏莱曼74岁，总理沙菲克70岁，年轻10来岁的还有埃及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萨米·安南和开罗警备区司令哈桑·阿尔罗埃尼。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军政府”和“亲信接班”的格局能够改变吗?独裁者走了，独裁走得了吗?

　　独裁垮台之后只有三条路：一是新独裁，二是民主动荡，三是民主确立和巩固。从人们的愿望看，“埃及不是前苏联”(走向新独裁)，“埃及更不是伊拉克”(走向民主动荡)，“这回真的不一样了”(走向民主确立和巩固)。

　　如果埃及真要走向民主的确立和巩固，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军方出现“大妥协”。也就是说，穆巴拉克的辞职只是“小妥协”，真正的“大妥协”是埃及军方完全从“军政府”的传统走出来，不仅在接下来的7个月里完成公正的修宪，而且从此完全中立化，并坚决捍卫新宪法的执行。

　　可这越说越象是在说书，而且象是在说“天书”。军方保证公正修宪、完全中立、捍卫宪法执行又需要什么呢?需要埃及军民从信仰“暴力权威”和“人格权威”完全转向信仰“制度权威”。18天能赶走一个“外在的暴君”，18天能赶走每个埃及人自己心中那个“暴力的、人格化的、反制度规则”的“内在的暴君”吗?18个月呢?18年呢?

　　“制度信仰”也许没那么玄，但基本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妥协?什么样的妥协是可持续而不是暂时的?

　　政治妥协的基本原理十分简单：当敌对各方不妥协的预期损失超过妥协的预期损失时，各方的决策者就倾向于妥协(即“两害相权取其轻”)。但是，在这个基本原理背后起作用的，是各方的“实力均衡”和“政治文化”。

　　政治妥协的基本逻辑是：如果敌对各方的势力是不均衡的，任何妥协都是不可持续的暂时妥协。也就是说，妥协不是“美好愿望”的产物，妥协是“权力资源均衡分布”的产物。只要实力分布不对称，强势的一方就没有理由保持妥协。

　　即便“权力资源均衡分布”也仅仅是妥协的必要而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实力均衡时也可以导致“混战”而不是“妥协”，所以，“政治文化”的因素就起作用了。不幸的是，实力分布严重不对称的埃及，“政治文化”的传统偏偏不是“制度权威”和“制度信仰”。

　　如果用“民主巩固”之后的“妥协预期”来分析埃及的“大妥协”，那么盼望着“大家都让一步”当然是可能的。但现在埃及的问题是妥协如何产生，不是妥协自我巩固后如何重复。“文化是制度之母”，真正的政治妥协永远是一种“信仰”，不是一种“策略”;暂时的政治妥协永远是一种“策略”，不是一种“信仰”。阿克顿说“妥协是政治的灵魂”，从可持续的角度讲：“信仰是妥协的灵魂”。

　　“政治文化”的要命之处不是不能变迁，而是变迁太慢、太“路径依赖”了。埃及的民主化出现了曙光，但真正的“民主确立和巩固”可能还遥遥无期，因为问题还不仅仅在军方的“大妥协”，而且在之后的“制度运作”。所以，一个不合时宜而又冷酷的问题是：埃及人“自由”了，但考虑到每个埃及人心中的那个“内在的暴君”，埃及真的“自由”了吗?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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