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坤：人民在上政府在下——西柏坡构想

周志坤：人民在上政府在下——西柏坡构想

作者:周志坤    来源:炎黄春秋网刊外稿2011年1月

　　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纪伯伦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1948年12月30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亲笔撰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10个月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面对此情此景，诗人胡风以激动人心地笔触写道：“时间开始了！”

　　时间，时间，属于人民的时间开始了！在推翻了“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后，一轮新的历史进程已然打开，“人民”二字第一次立于“政府”之上。

　　政府摆在人民之后，这是13个月前的西柏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这次决定新中国蓝图的会议上，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议上做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对解放后中国政权的性质作了阐释。他说：

　　“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它们，就要打倒它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报告还解释了“人民政府”的法理来源：“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

　　最后，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他说：

　　“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问题，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孙中山遗嘱还写着要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天天念遗嘱，他们是不能反对的。外国资产阶级也不能反对，蒋介石开过两次‘国大’他们也没有反对。”

　　建立一个属于人民的而不是权贵的、军阀的、资本家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在早期的光辉著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就敏锐地指出：

　　“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大会。……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

　　对产生这种专断情况的原因，毛泽东进行了分析：

　　“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与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群众路线是中共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就是党的命根子。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官僚体制可能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决。”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很有远见地提出党政分开：

　　“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

　　如何避免个人独裁？中央在西柏坡制定了《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三个文献，要求加强党内民主，克服个人独断专行。《关于健全党委制》中，中央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决定列举了一些领导机关党委制不健全的问题：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的意见分歧长期得不到解决，党委委员间不能保持实质上的一致。

　　“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关于健全党委制》规定，党政军及其它各级党委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为了避免党委会议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的现象，决定针对一些党委缺乏对会议的规划、准备和领导，或者滥用会议方式，把许多不需要讨论的问题提到会上，提出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事先有思想准备。最后决定重申，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

　　关于这个文件的意义，毛泽东说，“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的经验，促使那些把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扩大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作了明确阐述：“中央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而在饱经个人专断独裁之苦的十年文革内乱后，亲手启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于1980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划时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至今仍为人民感念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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