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继武：非暴力，甘地的精神起源

尹继武：非暴力，甘地的精神起源

时间:2011-01-02 19:45  作者:尹继武

　　美国著名精神病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名著《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一书对甘地的非暴力精神起源做了分析。埃里克森师从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是当代最为著名的精神分析理论家之一，他的著述也成为心理历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诚然，与一部完整的政治人物传记相比，此书又“有失偏颇”，因为他主要阐述甘地童年、赴英国和南非居住时期，随后在阿赫梅达巴为纺织工人加薪35%而进行的非暴力抗争。应该说，这些都是甘地声名鹊起之前的故事，一九一九年甘地才发动第一次全国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而一九一八年的阿赫梅达巴抗争只是小试牛刀而已。但是，埃里克森的敏锐之处在于，他抛开了传统的热点所在，即几乎作者所见的所有关于甘地的材料都忽视了阿赫梅达巴这一事件，而都是关注甘地后来如何叱咤风云，又是如何带领印度人民奔向独立的过程；埃里克森的关注点在于圣雄的精神领导风格与特点是如何形成的，他又是通过何种手段进行精神和政治动员的。而这正是心理传记学与一般传记的区别所在。

　　精神分析学说主张分析政治人物的童年和成长经历，以此通过一种“创伤论”剖析行为的潜意识层面。甘地出生于一个“拥挤的”大家庭，这种大家庭的生活揭示了甘地矛盾的根源。那就是，一家之长要保持家庭的和睦与健康，就必须具备超强的外交手腕。而对于家庭成员来说，就必须培养相互帮助、相互尊重的态度，以及礼尚往来的气量和适应他人怪癖的能力。如此看来，甘地从小生活在这种家庭之中，自然有助于塑造其后来所创设的真理学院的生活方式，即外人难以忍受，也不可理解的纪律鲜明的生活。当然，或许在这种家庭氛围中，甘地也从小锻炼出较强的维系家庭关系的能力。而甘地的好动不安和精力充沛也让人印象深刻，他从不积极组织游戏，但是十分善于从中扮演和事老的角色，所以无形之中甘地的居中调停的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和发展。

　　家庭关系在逻辑事实上也是与社会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相同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处于家庭关系之中的甘地的行为、心理和特性，管窥他的非暴力理念的形成。尤其令人感到惊奇的是，甘地小小年纪居然就具备了说服父母的能力。这方面，甘地表现出了他自己的技巧和能力。首先就是保持好作为小孩所具有的特权，其次就是开始假装，后来真的在某些情境之中成为父母的对手，但是通过较量最终战胜了父母。这一点，在甘地往后的政治运动，即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也是屡试不爽。在一次面对哥哥的欺负过程中，他就给母亲上了一堂非暴力的课。在他受到哥哥欺负时，他不是寻求让母亲赋予他还手的权利，而是让母亲自己直接阻止哥哥的行为。从此我们可以看出，甘地从小表现出了非暴力抗争的天赋。当然，在母性力量受到崇拜的国度，印度的原始崇拜中母性占据主导。这一点在甘地身上也显露无遗。比如，在他年龄尚小之时，他就经常照顾父亲，即他又转而顺当地承担起了“母亲”的角色：他居然承担了照顾父亲的护士的角色。在这种从小就培养起的母性力量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内在的驱动力量，这种力量后来赋予了甘地对于整个印度各阶层承担一种母性的角色，即“照顾不可接触者、麻风病人，照顾真理学院的学员以及整个人类”。

　　从甘地与父亲的关系中，可以看到他小时候就得到了一堂“非暴力”的实物课。在甘地看来，由于他的坦白悔过的缘故，平时脾气欠佳的父亲居然流下了珍珠般的眼泪，而甘地得到了“高尚的宽恕”。这不仅仅是一种父爱，甘地从中看到了自己“坦白的忏悔”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意志净化了父亲，从而让父亲进入了超常的心态。在后来的政治和社会抗争中，甘地所代表的下层劳动人民与工厂主、宗主国英国，实则是一种父子关系。童年通过自己非暴力的忏悔，换来了“父亲”的宽恕和问题的解决，使得甘地看到了在对待工厂主和宗主国时，非暴力抗争的功效。而面对英国，甘地所表现出的矛盾心理，即曾经号召印度人民为之无条件奉献，后来又呼吁印度人民非暴力抗争，也是来源于童年时期父子关系的矛盾。甘地在走向精神领袖的道路中，是以一个素食者、禁欲主义者的形象而出现，对此他有自己严格的自律要求，同时也要求其追随者做到意志坚定。比如，他坚持绝对贞洁是担任非暴力领导者的必要条件，对不能控制自己欲望的男性进行“惩罚”：将被男性窥视的女性的头发全部剪掉，从而逼迫男性控制自己的欲望。对于禁欲的“祸根”，则在于他既埋怨父亲过早让他成婚，以至于他过早沉浸于欲望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陷于欲望之时，父亲的去世这一“藉口记忆”，把童年时的普遍冲突投射到戏剧性的场景之中。

　　童年的冲突和创伤，成为外来诸多场景中不适与矛盾的根源。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在他关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经典精神分析之中，指出威尔逊总统与其父亲的关系，是威尔逊固执性格的来源。其父亲是一位清教徒式、刻板的和冷淡的父亲，这造就了威尔逊后来在国联条约问题上的固执，缺乏灵活性，从而使得威尔逊的国联理想付之东流。在心理文化学看来，比如美籍华人许烺光曾指出，家庭关系成为人类社会关系的潜在缘由。比如，中国小孩从小就生活在家庭关系的社会关系之中，而美国小孩却从小在家庭中生活于一种理想的美好蓝图之中，所以美国人较之于中国人，适应社会的时间更长，而且更具理想主义情结。当然，考虑到文化对人格的影响，埃里克森关于甘地的精神分析无疑具有重要的突破。

　　传统上，人格形成的分析大都集中于儿童时期，而埃里克森对甘地人格的追溯，则提供了成年人格形成的典范。此外，正如埃里克森另一名著《青年路德》的分析所指出的，他对政治人格的探讨仍局限于西方文化情境。而甘地所代表的东方文化，无疑丰富了人格的文化维度。就如前文所述的甘地身上的“母性”表征，在西方文化情境中是为人所不齿的。换言之，只有在佛教与东方文化的国度即印度，才可能塑造甘地所尊奉的非暴力的理念。就如在基督教文明的语境之下，抗争的艺术更多地倾向于暴力手段，或者是强调族群认同的同化作用。我们所看到的，列宁的暴力革命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普世论所代表的归化异族的学说，都不可避免地倾向于肯定暴力手段的有效性。

　　而作为非暴力抗争的伟大精神导师，甘地的非暴力人格的形成，无疑凸显了文化要素的重要性；反过来，他的非暴力精神和实践，又进一步加强和影响了印度特有的抗争文化。诚然，非暴力不合作的抗争，在精神分析者那里看来，更多是强调甘地所代表的一种“受虐狂”的心态。但在甘地看来，自我克制成为真理的工具，而不是报复。甘地也从法律、法理、种族和学校等方面，试图重建印度的民族自我认同，因为只有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自治。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当他早期身处英国和南非时，经常是身着英式服饰，以此显示自身的认同和优越，但后来我们所见的，就是一个“传统”的印度瘦小老头，大部分时间腰缠印度土布，与印度土著无异。

　　甘地的阿赫梅达巴非暴力抗争只是小试牛刀，但可以管窥出他的精神和动员策略。将运动宗教化，这或许是甘地获取力量的源泉，只有他逐步成为一种仪式和精神，非暴力才能在多重险境之中大步向前。同时，甘地是在家庭框架之中摆弄起非暴力抗争。在十六份传单中，他的动员策略包括宣誓、道德告诫和保证——其效果得归功于对“不杀生”的尊敬和对领袖的信任。面对雇主针锋相对的诱惑和阻挠，甘地以强大的“观众成本”，以羞耻和荣誉作为精神动力引导，同时打破劳动的贵贱之别，解决工人闲置时的安排。随后，他强调顾问们以身作则，点出雇主的弱点与害怕之处；消除地域、社会阶级和年龄的差别，解决工人的燃眉之急，特别是生活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身体力行，在最危急的关头力挽狂澜，进行绝食，誓为工人争取利益，以此感化工人。甘地这种自我受难是他成为全国性的精神领袖的必经之路，尽管他也经常感到自我矛盾。

　　较之于《青年路德》，《甘地的真理》更为成熟和精湛，为此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它表明埃里克森从“青年”到“中年”的成熟，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它所具有的文化意义。正是在厚实的文化基础上，好战的非暴力才与众不同，全球独此一家。这种对于暴力的另一种哲学，为西方式的暴力抗争艺术提供了另一种路径。当然，对于如今这个仍然是杂乱无章、狼烟四起的国际社会，甘地的非暴力理念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知识贡献，我们对此应该具有信心。但是，同样也是受制于文化的非普适性，非暴力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当今国际秩序的治乱无力的尴尬，这仍是不确定的，毕竟如果非暴力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只能说明这个世界只由受虐狂组成，而施虐狂早已无影无踪。然而，自甘地之后，印度本身也并未在非暴力的理念与实践上走多远。但无论如何，埃里克森的这本精神分析著作仍然成为心理传记学的经典之作。
 

来源:《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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