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是只在天堂才有

民主不是只在天堂才有

——追思蔡定剑

笑蜀

以这样的姿态走，无疑最勇敢

数月前的一天下午，我跟几个同仁一起，陪着老蔡在薄雾缭绕的麓湖边上散步。和以往一样，这天的话题仍然只是宪政，从违宪审查，谈到宪法法院，谈到中国百年宪政史。其中一位同仁后来回忆说，那时真没想到老蔡已是癌症晚期。但那时我却是明明白白，我想他肯定什么都考虑到了，什么都安排好了，那就是争分夺秒，尽可能多留下一些思考，多推动一些事情。那次见面，他分明比原来憔悴。但以我的性格，总不忍从最坏角度去推测，总幻想不至于那么快吧，老蔡怎么着也还有个两三年吧？

但是，当我11月20日出差北京，即猝然接获老蔡病故的噩耗。很快又有朋友急急来信澄清，称老蔡尚在。吓坏了的一颗心，至此稍稍安定。随即邀约也是老蔡好友的于建嵘先生，次日一同去305医院探视。因这时我已不敢确信，老蔡真有那么多日子了，还是能看一次看一次吧。但或许是探视影响紧急抢救，老蔡家人婉拒。当噩耗再度传来时，再没有被证明为误传的幸运，一切都来不及了。

跟老蔡交往数年，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宪政的执着。只要在一起，他谈到的一定都只是宪政，不会有任何私人话题。他不会谈自己的私事，也貌似对朋友的私事没兴趣。最近心情如何、孩子怎么样之类的话，别的朋友聚会时一般都要问到，他不，他就只说宪政。说他对宪政怀有宗教般的热情，可说一点都不夸张。

无从得知，当确认自己已到癌症晚期，老蔡精神上是否有过强烈的幻灭。反正我印象中，他一直是镇定如常。所以当我后来从秋风的文章中读到，就在10月26日，即他去世前的仅仅28天，他居然还从305医院跑出来，参加北京一个拆迁条例废旧立新研讨会，而且做了郑重发言，我是一点也不惊讶。风雨不倒，至死方休，他从来没把这话挂在嘴边，但事实上他就是这么做的。

翻翻老蔡最后三个月中的部分著述目录，这点就更清楚了：

《城管与小贩战争如何终结——谈政府过度管理症的治理》，2010-11-21

《被误读的新加坡》，2009-09-15

《民主才能真正创造奇迹》，2010-08-31

《公众参与和政府决策》(北京三味书屋演讲)，2010年8月28日

最后三个月著述仍如此密集，不输平时。但最重要的不是作品数量，而是所有那些话题，所有那些观点，无不切中当下命脉，而这当然需要系统、深入和持久的思考。这有力地印证，在生命中的最后时刻，萦绕在老蔡心头的第一是宪政，第二是宪政，第三还是宪政。他是以战士的姿态倒下的，以冲锋的姿态倒下的。

人都是要走的。但以这样的姿态走，无疑最勇敢也最优雅，注定了他要走进历史。

不勇于争取自由的民族不配拥有自由

勇敢，是老蔡区别于一般体制内学者的鲜明特点。

不客气地说，一般体制内学者，颇不乏学得文武艺，渴望售于帝王家的名利徒。而如果仕途之路竟终于敞开，他们必定受宠若惊。无论原来怎样调皮捣蛋，此后都不敢再逾雷池半步，每根汗毛都长得端端正正。岂止体制内，甚至体制外个别学者，也频频秋波流转，恨不能马上投怀送抱。原因很简单，毕竟庙堂集中太多资源，只要能挤进去，哪怕分到手的不过九牛一毛，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来已占先机，在庙堂挣到了一个显赫位置的老蔡，却在2003年主动辞职，到自己的母校中国政法大学做一介普通教授。这样的选择，会导致怎样的个人利益损失，老蔡心里大概明镜儿似的。但他并不犹豫，这可以说是他的勇敢的第一次公开证明。

少了庙堂羁绊的老蔡，不仅更才气纵横，也更远离恐惧。能写出上列著述目录中的《被误读的新加坡》，主要就是靠远离恐惧。因为，不自由照样可以持续发展，不民主照样可以实现现代化，新加坡似乎是这方面的范例，这似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而不容置疑。本来，作为典型城邦国家的新加坡，跟我们这个体量巨大的内陆国家，几乎没有可比性。而且，新加坡的强人政治，未必就能逃脱人亡政息的规律，其发展方向并非确定不易。这在圈内几乎无人不知，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只有蔡定剑，傻乎乎地说破了新加坡经验的真相，让世人凛然一惊：哦，皇帝的新装原来是这样子啊。

对新加坡经验的还原，从更大范围来说，从属于为民主所作的辩护。这种辩护，是老蔡晚年生涯的第一主题。跟现代物理学一样，民主理论也几乎被前人发展到极致，即便穷经皓首，现在也很难有什么突破。但是，利用发达国家知识界对民主理论的反思，妖魔化民主和民主理论，则属于当下中国政治市场的紧缺品。谁能提供这种紧缺品，政治上的高附加值显而易见。趋之若鹜者因此不绝于途。要对抗他们，似乎太不自量，太不识趣。

这时我们看到，依然还是老蔡。就像电影《勇敢的心》的主人公威廉·华莱士单骑入围那样，他一个人拍马出战了。民主一定是危害社会稳定的制度吗？老蔡回答说：把民主转型国家的不稳定和中国近代的动乱归结于民主之祸，这完全是无视历史和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民主恰恰最有利于社会稳定，专制制度才是人类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对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对威权政府更容易治理腐败，而民主不能治理腐败；对中国国民素质低，特别9亿农民素质低，所以不宜扩大直选、发展民主等论调，老蔡都没有放过，条分缕析，逐一驳回。在中国特定语境下，对常识的颠覆往往可以堂而皇之，肆无忌惮；重申常识、坚守常识则往往要冒巨大风险，二者的话语平台极不对等。这不免令人沮丧，知难而退者代不乏人。老蔡却是明知艰险也上前，以一个人的战斗，来狙击几乎潮水般汹涌的论敌。

历史上早有名言，叫做自由不是免费的。这即是说，自由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一个不勇于争取自由的民族，一个不愿为自由付出代价的民族，不配拥有自由，享受自由。电影《勇敢的心》可谓这一名言的经典诠释。苏格兰民族争取自由之路，就是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以他那颗勇敢的心，用他的生命做代价换来的。Freedom！华莱士的这一惊天狮吼正跨越千古；不自由毋宁死的理念，正在世界东方找到传人。老蔡就是这样的传人。

用体制内外都听得懂的语言喊话

但是，老蔡决不是只有血勇，同时也是一个智者。他的新书，也是他最后的一本书：《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则是作为智者的证明。他在这本书中不仅呼吁中国必须宪政，而且侧重研究宪政从何入手，怎样具体推进宪政。他主张全国人大作为最高代议机关，最重要的职责是“看紧老百姓的钱袋子”；主张预算民主；主张公共参与。由此可见，他不仅是把宪政当作信仰，更把宪政当作一门政治技艺，力求精进。

为了具体推进宪政，他既致力理论建构，更积极投身现实，投身公共政策设计，投身地方政改试验。无论四川罗江县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四川雅安党代表直选试验、上海闵行区委全委会改革、温岭民主恳谈会，都有他的心血在内。

勇且智，言且行，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下中国实不多见。老蔡能成为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则跟他的阅历有关。他既出身官员，又属于最前沿的学者；既有坚实理论，又有丰富实践。所以他能既因为信仰保持激情，勇敢执着，又能基于对社会的复杂体验，而尽可能做到平衡理性。

这正是当下中国最需要的人。我一直坚信，中国社会最缺的是共识。要有共识，就需要老蔡那样平衡理性的人；需要老蔡那样刚巧处在体制内外结合部，既有体制内经验又有强大民间资源的人，来用体制内外都听得懂的语言，同时对体制内外喊话，沟通体制内外，以扩大我们社会的中间地带，发现和凝聚我们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可惜天妒英才，正当关键时刻，老蔡却以55岁之身，驾鹤西去。

去世前的11月19日，《财经》记者与老蔡告别，他最后的一句话是：“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拳拳之心，令人动容。百年宪政之所以颇多蹉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明日复明日，总把不断累积的问题和悲剧留给下一代，以致越来越积重难返。现在，问题和悲剧的累积已到极限，该在我们这代人手上解决的问题，不能再推诿给下一代了，需要我们拿出老蔡所说的一代人的使命感。Freedom！但愿华莱士这一惊天狮吼能激励我们，让我们坚韧前行。但愿我们能够在我们手上证明给九泉之下的老蔡看，民主，不是只在天堂才有。

这是一代人的救赎，我们别无选择。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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