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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古德曼：邓小平，共产主义与革命

时间：2010-12-01 15:46:25 作者：admin来源：中国治理网阅读：13219

大卫·古德曼：邓小平，共产主义与革命

时间:2010-12-01 09:26 作者:大卫·古德曼来源:《邓小平政治评传》节选

　　在中国，通常把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时期认作是改革时代或邓小平的时代。然而，在这段时期，邓小平既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尽管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曾担任过书记处的总书记，并两次担任过国务院代总理的职务，但在70年代和80年代，他就不再担任这些职务了。1989年11月，邓小平的退休要求被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正式批准之后，他就不再担任任何的正式职务了。人们认为1980年华国锋辞掉共产党的主席之后，邓小平就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对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开式了领导。然而实际上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①

　　在国内外，邓小平要比那些曾经正式担任过高级职务的那些人影响要更大。人们几乎都认为整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到90年代，邓小平是中国唯一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人物，与毛泽东和周恩来齐名。邓小平完全有理由被认作是中国共产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位主要人物之一。邓小平取得了比其他任何人都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他领导了对毛泽东晚年在政治和经济上所犯的错误进行的拨乱反正；领导了把中国带入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

　　在西方，邓小平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形象是资本主义世界完全可接受的共产主义的维新派。

　　这种形象，首次出现在西方人的眼中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之前的那些年中，邓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抛弃了“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那种政治枷锁，制定了现代化的蓝图和政治改革方向。中国急需在国外和对外关系中改变它的形象。邓小平在这种努力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联合国发表演讲，以政府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访美国、日本、西欧和东南亚各国，在休斯敦，邓小平戴着宽边高顶的牛仔帽在电视上露面，使人们觉得他的中国不再具有危险了。邓小平，一个圆脸的矮个子，就像一个和霭可亲的大叔一样受到了大家的喜欢。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在对苏联的战略中，邓领导下的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同盟，美国政府随时可以打中国牌。1979年邓甚至被提名为美国《时代》杂志本年底的世界风云人物，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首次获得此项殊荣②。邓的第二个形象，西方一些人不大喜欢，就是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所留给西方人的复杂印象。

　　这本传记对邓小平这两种形象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解释。与实际情况相比，这两种形象可能是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任何矛盾的表面现象大都超越了其真实性。在西方，有一种倾向，认为经济现代化运动一般与民主政治的出现是形影相随的，这种情况可能最终在中国发生，但并不一定说那些在毛后的时代倡导经济现代化的人肯定就是政治上的开明人士，只是这些人更愿搞经济发展而不愿搞阶级斗争。

　　邓小平的青年和中年时代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这种理想的追求可能同样也是他的一种组织活动和他的社会责任。他16岁在法国时与那些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团体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没多久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从那时起，党不仅支配了邓的生活，而且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中国共产党派他去莫斯科，把他培养成为一名政治组织者，然后又返回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在共产党1949年取得政权之前，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战斗的足迹遍布了全中国。尽管共产党可能在形式上没有决定他应该与谁结婚，但是肯定对他婚姻的选择和离婚有关，在他女儿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说：邓的所有三次婚姻都是由共产党的同事作媒，就是明显的证明。③

　　在1949年后，邓不仅有荣升为高级官员的资格——特别是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50年代中期担任了党的总书记，而且也有受迫害和诽谤的资格。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邓被撤了职，作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仅次于刘少奇之后）受到了严厉批判，在1976年毛的最后的那些日子里，邓又遭到了“四人帮”的迫害，又一次遭到批判并被撤了职务。由于叶剑英和广州军区的暗地保护和支持，邓的这次离职没有遭到太大不幸，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可没有这么幸运。然而，就像在1933年邓受到纪律处分时所表现的那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这两次，邓也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尽管这种批评绝对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接受了党的纪律处分，他是以近乎禁欲者的方式接受处分的，等待有机会对他的案子重新申诉。

　　邓小平也是一位热心的现代化的制定者和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决心使中国在世界上成为经济和政治上的强国。他对马列主义绝不盲从，显然他认为社会主义发展成功的道路，并不总是在马克思、列宁或毛泽东的著作中。甚至到了90年代，邓始终还是号召中国人民紧跟毛泽东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④但他并不是毛式共产主义政治模式的翻版。邓认为在毛泽东思想中重要的是精神实质和毛所期望的中国的发展方向，而不是那些书面上的文字。

　　在毛逝世后和粉碎“四人帮”之后，准确地讲，如果不是邓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解释，那么毛泽东思想将是邓复职的主要障碍。因为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一段时期曾以“两个凡是”为口号发动了一场攻势。这“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邓在其政治流放中，就强调指出这种论调太僵化了。这是对毛泽东思想错误的解释。1977年7月，邓复职后不久，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三中全会上所做的讲话，以他自己的观点阐述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解释。⑤

　　事实上，邓在他的讲话和著作中也反复强调具体时间、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邓有句蜚声中外的比喻：“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尽管这句话直截了当，简明易懂，但是人们对它更深层的含义并不太清楚，某些人还认为这种话是邓的实用主义的具体体现，甚至在中国有人把这句话还作为课题研究。然而当资深的党的领导人薄一波问邓对“黄猫黑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邓回答：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1962年）的情况说的。⑥后来一些评论家说邓从来就没有什么原则和政治见解。照此推论，邓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一个“遵章守纪勤奋的职员”，他把自己的责任只看作是为党和党的领导服务并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邓对如何进行中国的现代化，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共产党应起什么作用，肯定有一种独到的见解，正因为如此，使他党内的对手有了罢免他职务的机会和借口。邓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认识起源于30年代初在江西他和毛第一次共事的那些日子里。后来就是在延安制定和执行的那些政策，抗日战争期间，邓结合具体情况成功地把延安经验应用于他所领导的太行区时，他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认识得到了首次全面的具体体现。

　　30年代在江西，毛从中国的最低层展开了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那时的毛对革命事业既不是教条的墨守成规，也不是急于求成，他知道改造中国需要时间，这场革命的每一阶段所需要的是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同样也需要一个合理而又坚固的经济基础。比如在土改过程中并不是所有农民的土地都被剥夺了，土改的目标仅仅是剥夺那些大富翁的土地，然而在当时甚至这些大富翁也允许从土改中获得某种好处。绝大多数人，其中包括那些相对来说相当富有的中农，绝对不会感到共产党运动的威胁。以这种方式毛和后来的邓都希望既可最大限度地获得民众的支持又可极大地提高经济的增长。这些能够导致缓慢而又稳定发展的原则正是毛后来在四十年代开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共产党在战争条件下接管全国政权的政策雏形。实际上这些原则在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期也还行得通，直到毛的个人权威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时才结束。

　　总之，邓是一个注重实效的人而并非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为确保共产党夺取政权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一直在不懈地奋斗。在邓小平看来，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而且也是解决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临问题的最明智的办法。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统一的中国，强有力的领导和人民的力量，邓认为，所有这一切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获得，这种观点虽然不一定对，然而这正是邓小平的观点。

　　中国写人物传记的传统方式不同于在西方已经通用的那种方式，其目的不是进行有分寸的客观评估而是在进行大量说教，由此写成的人物传记往往是偶像化的传记，并且缺乏属于西方传记精华的那种科学的分析方法。趣闻轶事、甚至还有马路新闻传统上讲一直是中国传记的主题。西方的传记是靠个人的回忆录，靠采访亲戚、朋友和有关人士；靠个人或公开的文件写成的。一般通用的办法是等到被写的人物死后再写。

　　正如本书的文献书目显示的那样，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在中国出版的资料和文件为传记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出版了大量有关邓小平个人的回忆录（尽管这些回忆录并不完全可信），甚至还能对有关的人进行采访，尽管不可能采访邓小平本人。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1993年8月也出版了《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上卷。实际上在邓小平1989年退休之后，出版有关邓小平书籍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熟悉西方政治家的那些人往往把这种情况联想为一场夺取政治权力的运动，而不是邓的退休。然而正如派伊等人所说的那样，这种解释是对文化差异的一种误解：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真正的权力往往处于幕后，而位置显赫的权力往往有名无实。⑧

　　从实际的和学术的高度来看，这是一部政治传记。尽管在中国国内和国外开展了对邓的研究，然而目前能够获得有关邓个人情况的材料还很少。特别是缺乏有关主人翁政治经历和历史背景的资料，这是撰写政治评传的一大障碍。比如：

　　很难搞清楚邓在参与某项政治活动或某一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他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种情况在改革时代成了更突出的问题，因为这时中国国内有一种一切功劳都应归功于邓小平的倾向。据认为，人们曾试图弄清邓到底亲自参与了哪些事情并在这些事情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但如果没有充足的资料就无法作出合理的推论。关于邓个性方面的资料，由文件和新闻报导提供的极其有限，所提供的都是邓的政治活动和邓的讲话，关于他的情感和态度方面几乎没有。因此，邓个性的大部分资料只能从公开报导的他的那些活动中推断。甚至邓的女儿在她的书中也说邓本人曾明确地表示不同意写他的传记……不管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因此他女儿的这本书无疑成了目前获得关于邓小平个人轶事的一个重要来源。

　　然而，本书也是一本政治传记，因为人们对邓的生活感兴趣，是由于他的生活能揭示中国的政治特别是中共内部政治的发展变化。尽管邓到了40年代才成为中共领导层的一名主要人物，但他却参加了共产党初建时期的活动。1949年以后他的生活经历实际上也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缩影。此外，邓小平在政治命运上戏剧性的大起大落不仅需要解释，而且显而易见对中国的政治进程具有更普遍的启示。几乎没有一个政治制度——尤其是共产党统治的政治制度——会允许在三个不同时期被指控犯有政治“罪行”的人，不仅能够幸存下来，而且还能够连续地重新掌权，最终竟会成为“至高无上的领导人。”

　　本书之所以是一本政治传记，就是因为这本书用了大部分的篇幅记叙了邓在1937年之后，也就是当他成为中共和中国政界的一名重要有影响人物的那段时期的生活。本书几乎没有涉及邓在十六岁之前的早期生活，在十六岁之前他在四川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学生时代，但是本书却记载了1920年邓到了法国和1937年之间的那段时期，这段时期为他后来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在这些年里他是党的一名官员和政治组织者，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兴衰一样，邓在这些年中也有沉有浮，他的失宠包括在1933年被降职，正是在这些年月邓与决定他后来命运的两个关键人物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事实上这种关系保证了他今后的政治命运：首先邓在法国结识了周恩来，然后是1931年结识了毛泽东。

　　还有一个重要关系，也许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关系网，这种关系是在1937年邓担任了太行根据地军政主要领导人之后形成的。在太行根据地他和另一个四川人刘伯承合作领导八路军的一二九师，该师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三个主要军事力量之一。刘领导的一二九师一开始在太行山区开辟了根据地，随后进一步发展扩大了根据地的范围，最后建立了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即、晋、冀、鲁、豫）边区，这个边区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成了共产党政府的一个行政区。同时，邓和刘还在一起创建了人民解放军最强大的军队之一——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作为政委的邓小平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需要做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因为这是一个贫困地区，新兵的体质都很虚弱，当时军队装备也很落后。

　　1937年到1952年间，邓与中共军队发展的关系很密切。在他后来的生涯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文化大革命”后，这种关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40年代后期的国共两党内战中邓在两个大的战役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两大战役直接导致了共产党在1949年获得了全国政权。第一个战役是刘邓大军突破了蒋介石的黄河封锁线，挺进中原，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第二个战役是决定性的淮海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共产党部队最终打败了退守长江和国民党首都南京的国民党军队，刘邓大军继续挺进占领了西南地区。然而，邓在太行根据地和后来在军队中的经历，不仅仅使他成为军队中的德高望重的人物，而且这些年的经历也给他获得了解决各种问题的第一手的丰富经验，这些问题包括动员群众、向政府一些重要的人事岗位推荐一批干部，这批干部在90年代之后成为中共政府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干部。

　　本章剩下的部分，是这本邓小平政治传记的基本背景，它概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它的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前所走的道路；第二部分讨论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生活；第三部分讨论了共产党内斗争的主要特点和这些斗争给中国政治带来的后果；最后一部分的重点主要探讨了这些斗争的特点是如何帮助邓确定了他在中共历史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与夺取政权的道路

　　1920年当邓离开中国去欧洲时中国正在酝酿着建立共产党。中国封建帝制的解体，迅速导致了中国中央政府的垮台，由此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到了地方军阀的手里。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了协约国，但是在签订《凡尔赛条约》时，该条约规定把德国以前在山东的殖民地不是归还给中国，而是转让给日本，于是在1919年5月4日爆发了由北京学生举行的一次反对《凡尔赛条约》的民族主义的游行示威运动，后来这场运动被称之为“五四运动”。正是在这场运动中，一些中国人不可避免地向新成立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寻求救国之路。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立刻就开始鼓动“东方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主义。俄国人许诺归还中国从前被沙皇割让的全部土地，与中国共同享有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的使用权，该铁路其中有一条干线经过蒙古直达北京。他们还通过共产国际给中国人民提供组织上、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帮助。（共产国际是列宁为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政权而创建的。）

　　在中国也相继出现了各种马克思主义讨论小组，其中北京大学的小组是最重要的小组。北京大学曾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在各种救国会、自救会、研究学会等组织的基础上，在共产国际的组织者的帮助下，1921年7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强大的国民党进行了密切的合作，这两个党实际上都是由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新发生的事件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党派，两党的目的都要恢复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因此，两党优先考虑的首要任务都是重新统一全国和结束军阀割据。此外，共产国际在孙中山的邀请下在20年代初期也担负起把国民党重新组建成为一个革命政党的重任。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一度有点紧张，后来，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国共两党之间冲突的起因是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当孙中山在世时，他设法使两党保持联盟，但1925年他去世后，他的接班人蒋介石越来越认为共产党是个威胁，同时，他还寻求和大军阀和解。原来国共两党并没有组成两党的联盟，而是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这种安排不仅使中共能在国民党的保护伞下扩大它自己的影响和组织，而且能有效地从内部瓦解国民党，邓小平1927年的回国就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因为他去了西安为北方的军阀冯玉祥做事。国民党在和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上变得越来越极端化了，1927年，蒋和国民党中的右派人物对共产党开始了公开宣战。

　　中共和共产国际冲突的起因是由于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把它和中国共产党的作用都看作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个延伸，这是引起冲突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因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争夺苏共领导权的斗争中他想向托洛茨基表明他领导的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与国民党的联盟，当中共在上海的党员遭围捕时，他们应该把武器藏起来逃跑而不是抵抗。命令共产党搞土地革命的农民组织不要侵犯国民党党员和他们的家庭。在西安，以邓希贤的名字在冯玉祥的部队（国民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他离开西安转赴中共中央所在地汉口，留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后来到了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邓希贤改名为邓小平是很必要的。⑨1927年，开始是国民党中的右派，然后是国民党左派都把矛头对准了共产党，由此证明了斯大林政策的失败。

　　斯大林为中国共产党急需在中国获得成功，指示当时已与国民党决裂的共产党在中国城市举行一系列武装起义，起义的目的是攻取城市推翻国民党政权。然而当时中共的军队大部分是在农民协会基础上组建的又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农民。这些起义中最成功的是在八月初攻占了江西省会南昌的那次起义，但起义军在南昌仅仅占领了4天时间，其他地方的起义都遭到了失败。而共产国际仍坚持他的观点，迫使中共在广州举行了一次起义，结果又遭到失败，这次起义使中共在城市的力量受到了威胁。当时中共中央设在上海，邓也在那里，他们都处于地下。到1927年底，中共的力量或者说是它的剩余力量，逐渐地聚集到了农村的游击地区，也就是被称之为“苏维埃”的地区。

　　中共一时很难从1927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从1927年到1935年，党内发生了一系列争权的斗争，再加上国民党蒋介石三番五次的围剿，毛吸取了已往的教训，认为依靠农民革命，游击战和运动战，用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手段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是十分重要的。作为共产党当时所采用的发动农民起义政策的一部分，邓被派往广西，支持那些农村的苏维埃，但工作并不一帆风顺，党内的其它人继续坚持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在1930年又进行了一次城市起义的尝试。另外，邓也受命离开了他在广西的农村根据地，去了包括广州的许多城市搞武装斗争，这是完全不现实的一着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于是很快就放弃了这着棋。其他一些地方也试着搞夺取城市的斗争，结果都遭到了和1927年同样惨重的失败。

中共的领导权现在转到了“三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或“留俄学生集团”手中。这些中国学生在莫斯科受教育后，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被送来领导中国的革命，他们承认中共工作的重点必须从城市转到农村，然而他们不准备把中共领导权让给在江西建立并发展了农村苏维埃根据地的毛和毛的支持者们。1931年他们把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转移到了江西苏维埃的首府—瑞金，邓也去了瑞金。整个这些年，反对毛的那些人三番五次地批评毛从实际出发的观点，但由于毛的成就和他的威望，他们不可能彻底清除毛的影响，但他们试着通过攻击毛的支持者和与毛持同样观点的人来达到他们的目的。1933年在一场主要针对毛但由于某些政治原因而又不能直接攻击毛的运动中，邓小平成了受害者之一，解除了他的职务并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同时，蒋介石也对中共造成极大威胁。他把顽固的军阀和日益严重的日本对华侵略问题搁在一边，欲集中力量对中共的农村苏维埃政权发起一系列军事“围剿”。在1934年之前，中共能依靠游击战术粉碎蒋的“围剿”，另外，也由于蒋的一些其它问题，使中共能坚守住江西苏维埃根据地。但在1935年国民党军队采取了一种新的更有成效的“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封锁战术，同时，中共在共产国际顾问的指挥下，放弃了游击战而采取了阵地战，结果造成了惨重的损失，由于面临着又一个惨重的失败，所以中共选择了战略撤退，最后终于开始长征。

　　长征以其无可非议的英雄主义精神而举世闻名。用埃德加·斯诺的话来说，它是“人类战胜差异人类战胜自然”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⑩中央红军开始出发大约9万人，他们也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避难所，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行进了1万多公里，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穿过了山脉、沙漠、沼泽等世界上最荒凉的地带，最后剩下大约5000人，终于到达成为他们终点的陕北。

　　对于共产党来说，长征取得了三个重要的政治结果，首先是基本上结束了共产党内部的冲突和斗争，在毛和他的支持者的政策指引下，党比以前更团结了。长征的转折点，实际上是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大家不再信任共产国际的顾问了，许多以前反对毛的人现在都改变了观点，那些和邓一起支持毛的人都得到提升。长征的第二个结果是它的终点陕北为中共提供了一个较安全的根据地，一开始在保安，后来又迁到更著名的延安，从这里向全国辐射。到1935年，蒋介石又一次忙于应付军阀和处理因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各种问题。第三个结果是长征后幸存下来的红军，不仅创造了惊人的团结友爱的集体主义精神，而且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不可战胜的神话。

　　在中共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另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是1937年日本对华的侵略。1936年，面临日本人侵略的威胁，蒋介石手下的将领们强迫他又一次和共产党合作。当日军最后打进来时，他退到西部的重庆，留下共产党在华北抵抗日军。这样一来，不仅巩固了共产党的地位，而且还扩大了共产党在日军后方的农村抗日根据地，并被广大民众认为是一支有效的民族抗日力量。随着动员农民群众的政策之后，中共尽其所能地建立了许多根据地和边区政府。比如，邓在抗日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延安，而是在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山西、河南和河北省交界的边区度过的。截止抗日战争结束时，在共产党控制下的人口，已超过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曾试图避免发生对抗。但这些努力很快就失败了。在随后的内战中，中共的成功，不仅因为他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发展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赢得了极好的声誉和广大民众的信赖，而且还由于国民党的许多弱点：军队士气的日益低落，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1948年底，中共军队夺取了两次决定性的胜利：一次是在东北，这次胜利对华北的国民党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并导致了北京国民党守军的投降。另一次胜利——即淮海战役，邓小平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次战役使共产党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和华中地区。到1949年4月，中共的胜利已成定局。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俯视着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邓小平作为中共领导集团中的一员，当时就站在毛的身边。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共终于夺取了国家政权，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最紧迫的是恢复全国统一，控制通货膨胀，确保中共的政治统治，特别是在那些还没有完全解放的地区。当共产党军队夺取了整个中国的控制权时，中共为了解决当时的一些紧迫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是组建了军政委员会——这个机构不仅在所辖地区实施临时性的军事管理，而且其组成人员大部分和邓一样都是在军队工作了很长时间的中共干部。解放军的六大军区分别控制着中国的一个地区，同时，建立了六个军政委员会，邓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地区在1949年以前共产党力量较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中共更关心的是巩固它的地位而不是进行各种彻底的变革，虽然中共一直不懈地追求着它的革命目标，但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大小来看，中共的观点仍属于一种渐进主义。在农村虽然实行了土地改革，但在城市仍极力主张资本主义企业可以继续生产经营。在爱国主义的呼吁下，鼓励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合作。中共的主要目标是恢复经济的稳定和扩大党的队伍。总的来说这些目标都成功地实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和苏联结成了联盟，其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1949年前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不融洽的历史关系。为了像东欧各国那样创造出一个斯大林主义国家的模式，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和建议，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及所采取的政策，都是依苏联设计的，到了1954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巩固了它的统治，新的经济与政治结构基本到了位。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它的基础结构，都由五年计划来决定；制定出了一套新宪法和新的政府制度。

　　然而，苏联的发展模式，由于思想意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原因，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和中共的领导人。苏联的发展模式是高度集中的、高度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强调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的需要。中共的领导人不是那种城市的持有专家治国论的精英人物；到了50年代中期，这种计划经济开始导致全国范围的各种物资的短缺和生产的停滞不前。此外，苏联的模式产生了一种不平衡的发展战略，扩大了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斯大林死后，也许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共越来越不愿意承认苏联的经验和领导方式的优越性。所以到了1955年，使苏联顾问感到极为不满的是中共开始寻求另一条可供选择的“中国式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苏关系的破裂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然而当时要补救已为时太晚了。

　　在50年代中期党内在讨论应用什么样的模式来代替苏联模式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关于经济发展的观点。这些在党内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观点一直延续到1976年毛去世。一种观点是毛泽东的观点，他越来越多地认为经济发展应该依靠发动群众和群众的积极性在各条战线上尽快地进行。另一种比较渐进的观点是由陈云提的——陈云从1949年一直到80年代一直从事计划经济的工作，也是1978年改革规划的一个主要设计师——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慢一点，应建立在一个合理的经济原则基础上，以发展农业为先导。同时，毛用来论证他的观点并最终按他自己的观点来行事，所采取的那些措施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大约1955年中开始，毛的个性逐渐地支配了中国的政治生活。⑾

　　在决策过程中毛的权力和中心地位的影响在1955年集体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起初，包括毛的中央领导层，都特别小心谨慎，步子迈得很慢。到了4月下旬，毛不仅改变了主意，实行比原来快得多的集体化方案，而且开始滥用权势。只有一个人，邓子恢，敢于对他的观点表示异议，毛盛怒之下对邓子恢进行了批评，并鼓励省一级的领导人在1955年结束之前完成集体化方案的第一阶段，这样一来要比原来党中央计划的政策提前了好长时间。不久，毛又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能够在四年内完成，提前了一年时间，共产党应该在制定未来的计划中胆子再大一点。然而，在1956年的1至3月份，毛过热的经济结果清楚地表明所采用的他的经济战略被放弃了。⑿当几年之后评论这些往事时，毛对那些当年作出此项决定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邓在1952年已从西南调回来任副总理，到那时他已经成为中共中央政局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党选出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邓被选为总书记，而不是他在八大之前所担任过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那个职务。这次大会，很可能经过了毛的同意，重新确定了集体领导的原则。作为中共明确指导原则的毛泽东思想被正式从党章中取消了，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成为1958年开始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础。

　　这次党代表大会同意开展一次党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主要是针对那些变革派人士。毛设法通过提前整风的日程，通过论证这次运动应该根据他的发动群众的思想而不是以比较正统的方式来加速经济发展的步伐。他想实现他所说的“扩大的民主”，那就是谁都可以对共产党的干部进行直言不讳的和公开的批评，不论他们的职位有多高，用毛的话说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毛的观点来看，这样做将会对共产党有好处，将会把共产党和那些潜在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家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毛认为当时共产党已经打下了很好的社会基础，因此在共产党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受到批评，党的统治是不会受到威胁的。在党内尽管遭到许多反对，但在1957年5月还是发起了一场被称之为“双百运动”的整风运动，这场运动是一次灾难，因为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对共产党进行了公开的谴责，这次运动很快就结束了，紧接着取而代之的是一次更为正统的整风运动，这次运动的目的是从严惩处那些直言不讳大胆提意见的人。

　　1949年到1956年期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谜，为什么中共领导层中的其他人允许毛为所欲为，对他们的经验和意见横加指责。正是他们这种对毛的纵容导致了他们自己的毁灭。尽管毛对于普通人来讲似乎就像上帝一样，但对于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其他人来说，他仅仅是一个同事，而且是一个很难相处的同事。在1949年之前的斗争岁月中，他们曾是一个来自五湖四海，在一起并肩战斗的集体领导班子。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早期，毛所提出的战略战术的观点屡次都被证明是正确的，而当时大多数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所提出的战略战术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就导致了他总是高人一等，他过去一贯正确的声望和坚持领导班子的团结使他赢得了许多对他持怀疑态度的同事们的信任，这些人在当时和后来成了他忠实的支持者。

　　1957年底，毛又一次试图把他的发展设计付诸于实践。在几个省一级领导人的帮助下，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有四分之一多的农民参加了这场运动。至少在统计的数字上来看，成果是很大的，水利方面的大跃进很快演变成为全面的经济大跃进。毛认为中国应该依靠劳动力代替资本投资，在15年之内实现工业化。新的大规模的农村生产单位——人民公社——两个月之内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来了，到处都在开展大炼钢铁，甚至有人声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社会——马上就要实现了。在所有这些左道邪说中，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这当然是最使苏共感到恼火的，因为苏联作为第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它认为必须应该在苏联首先建立共产主义。

　　到了1959年，党内一些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一切并不是那么顺利。然而，当以彭德怀（当时的国防部长）为首的人对毛的一些作法和设想提出反对意见时，毛把他们都批成了反党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跃进又延续了一年。但到了1960年底，经济状况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中共不得不停止了“大跃进”，毛从政府日常工作中退了出来，把政府的日常工作留给了副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和邓处理。同时，中苏关系的破裂使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地位。然而，在60年代的前半段时期中，在陈云的渐进主义战略和一个比较团结的中央领导班子的指引下，中国开始了卓有成效地解决“大跃进”造成的各种问题。

　　然而，毛仍然没有放弃他的设想，而且整个60年代初期，他对“修正主义”的危险变得越来越担心了。中国的情况正处于放弃对革命事业追求的危险境地中，如果不加以制止很可能走向资本主义。甚至有可能如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那样，他越来越多地感到他已经被挤出政权之外。依照毛的观点，决定中国发展的应该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这实际上就是概括了毛在1966年发起“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毛的斗争目标是共产党本身，通过一系列逐步的升级最后把斗争矛头一直指向诸如刘少奇和邓小平这样的党的高级干部，他们都被打倒了。毛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最初求得党内一小部分人的支持，其中包括他的妻子江青，后来又求得了政治化了的学生组织红卫兵的支持和当时国防部长林彪领导下的解放军的支持。尤其是红卫兵，受到鼓励去推倒所有的各级政权，攻击他们的老师和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那时的知识分子被作为反动的学术权威受到了批判。“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斗争十分狂热，大获全胜。几乎所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都被“揪出来”受到批斗，学校和教育机构都关了门，比较幸运的是那些没有被囚禁、没有被杀害、或没有被逼迫自杀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生产第一线去，在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当中对他们的错误路线进行反省检讨。邓也遭到了这样的命运，他1966年被撤职，1969年被下放。

　　“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导致了全国的一片混乱，正常的秩序不得不由解放军来维护，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后来的发展中，在政治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到了70年代初，由于解放军在地方政治中的地位逐步加剧了党内的冲突，这个冲突最终是由于林彪和其他几位军官在蒙古上空的飞机失事遇难后才得以解决。

　　据说他们曾策划了一次反对毛的军事政变，这个阴谋败露后他们本来是要逃往苏联的。林彪的死却为“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进行反思提供了一个机会。尤其明显的问题是缺乏管理国家的高级行政人才。1966—1968年期间党委和政府已被改组；解放军也正逐渐地返回兵营。比较稳健的领导人周恩来，不顾中共激进派的反对，设法使“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被打倒的领导干部重新恢复了职务。1973年，这些重新复出的领导干部中最主要的一个人，就是邓小平。

　　在毛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激烈的党内斗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一方面，激进派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想保持住那些被他们认作是“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东西，这是他们获得政治权力的资本。另一方面，一些人，主要是周恩来和邓，他们强调把经济现代化作为实现中共政治目标的先决条件。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对邓的批判达到了一个高潮，4月，为纪念周恩来和反对激进派所举行的群众性的示威活动，为激进派又一次打倒邓提供了一个借口。华国锋接替周成为总理，毛去世后，华国锋又接替毛成为中共中央主席；华发动了一次反对中共领导层中极端激进分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行动。这次行动为邓重新复职、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的平反铺平了道路，同时也是经济现代化得以展开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的政治关系

　　邓小平能够几次被打倒又几次复出，往往使外国的评论家们感到困惑。面对这样一个明显不可思议的人，一些人提出的解释是邓只是一个行政官员，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他能够而且也愿意和几乎任何人一起工作。比如，比德斯基说“他不是伟大的政治空想家，他是一个调停者，一个组织者和一个改革者。”⒀无疑邓主要的政治力量是他的组织能力。另一方面，正如已经显示的和后来清楚表明的那样，虽然他可能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空想家”，但他对未来确实有一种相当明确的政治远见。对邓的这种大起大落的政治经历，可以从中共政治领导的特点中而不是那些有关邓的文件档案材料中找到更多合理的解释。

　　中共领导层内的斗争及解决的方式具有其自己的特点（一个明显的区别是中国的清洗在涵义上与斯大林在苏联和东欧沿用的那种血腥的清洗截然不同）。⒁实际上，尤其是在毛统治中国政治的时代，领导层的斗争经常导致暴力和致人于死地，但在50年代前，中国的传统并不是这样。尽管在毛的统治下这种传统多少有点改变，但是，领导干部能够被逼迫接受再教育认识到他们的错误，始终是中国式清洗的出发点。

　　无论是否完全由于这种原因，显而易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原先共产党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和解放军的领导人，周期性的失宠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很明显，邓小平的情况是最引人注意的，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因为各级领导层中的绝大部分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还在位，但在1966—1968年间被打倒了，到1978年又都重新回到了至少与以前同样高的职位。“大跃进”开始时打倒了一些干部，原因是由于他们公开反对或被怀疑反对毛泽东思想。到60年代初期又恢复了这些干部的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干部又被撤职，在70年代初期或末期这些干部再次恢复职位。⒂从1949年到70年代末期极不稳定的中国政治生活，总是相应地配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这里的领导不是指某些具体的个人，而是指一个领导集体。在那些年里，每四五年就换一次，随着每一次变化而产生的不仅有新的政策，而且有新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变动。但是，在一起扛过枪，打过仗，在1949年夺取天下的那些老一辈革命家，只有当生理和政治因素都成为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时，在1985年才开始放弃他们手中的权力。在此之前，领导班子的调整几乎没有吸收年轻的或有着不同背景和经历的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模式正是那种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出的吸收新鲜血液给领导班子注入新的活力的模式。⒃

　　对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解释是由于1949年时中共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当中共夺取政权时，它的领导人在中国或世界上来说都是相当年轻的，比如，毛是最年长的之一，才仅有56岁，邓是45岁。因此当时他们不需要培养接班人，也没有一个领导层的新旧梯队建设的全面规划。到了大约17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正如毛明确说过的那样，虽然培养接班人是非常必需的，但这个问题被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淹没了。除了其他一些原因之外，主要是“文化大革命”耽误了这个问题的解决。
　另一种解释认为接班人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中共内部的派性和地方主义。⒄中共的领导层往往是高度集中的某一派系组成的。这样志同道合的人们在一起进行互相保护和互相帮助。派别组织是由于忠诚关系、生活背景、友谊、思想观点，对某些具体政策性问题或个性的看法等因素形成的。然而，共产党内的派别活动是极易变化的，不像日本自山民主党内的派别活动那样制度化和有高度的组织性。由于传统的和当代的原因，高度的统一和团结，成为中共领导的一贯作风。中共继承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的是在西方不可想象的那种以和为贵。同时，中共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儿得到的遗产是，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是真理的唯一正确的解释者。

　　由于派系活动的纵横交错，复杂多变，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因此使得一件事的决定变得很难，即使是在中央政治局这样小的范围之内也是如此。⒄与个人之间有必要建立某种联盟，但由于没有人想自找倒霉，所以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在毛统治中国政治的时代，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对站在“错误”一边的惩罚往往是相当严厉的。在领导层内部有一种维持现状的内在倾向。通常情况下变革是以试验性的和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的，并且还要在察觉不到权力平衡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给领导层巧妙地施加压力，然而，随着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比如，一个主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一个可察觉到的外来的威胁，或者领导层自己内部由于有人去世或得了重病而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会迫使领导层做出某种决定，于是很快地会激发起派系组织的重新组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显著的、突然的、更广泛的变革。

　　邓在1966年和1976年被解职都表明了对他政治远见的否定，至少也是暂时否定。然而，从邓的思想中无法找到有关他经历的详细解释。事实上，很明显思想体系从来都不是党内派别活动的唯一决定因素。有些领导人根本不清楚思想体系、政策或派系和个人经历之间的关系。领导班子的变化可能引起政策的变化，但派别活动几乎并不是只以政策为基础的。事实上，同属一个派别的成员甚至可能并不持有同样的思想观点或政策选择。有一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那就是邓小平和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显明的命运对比。在这两个人中，邓和毛的关系更密切，在“文化大革命”前他们俩的关系大约已有30年的历史了。陈云和毛的关系尽管也好，但根本算不上密切。在50年代的辩论中，陈是反对毛的发展观点的主要代言人——有时是唯一的代言人。邓往往也有不同意毛的观点的时候，但决策一经作出，尽管他也有保留意见，但他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毛，有时还热情地发言。而且，他对毛个人的忠诚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两人都受到了批判，但邓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

　　似乎忠诚关系比政治见解更能决定某些领导人未来的前途。在个别人的经历中形成的忠诚关系把他们和某个特定的领导人或同事结合在一起。正如本章中下一节也就是最后一节所提出的，邓成功的一个主要秘密是他的忠诚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他的年龄对他的成功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在16岁受到政治的影响，开始和中共初创时的一些领导人交往。在那之后，由于参与各地各方面的党务工作，他建立了各种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为他日后直到他退休提供了广泛支持。所以，邓和其他领导人不同，如果一些人不支持他，他总是能够找到另一些支持他的人，尤其是当他被卷入到任何一种形式的斗争中时。建国时他的年龄是领导班子中较年轻的一个，由于他年轻，因此与其他大部分战争年代的幸存者相比，他能够在共产党内度过的时间更长、经历更丰富、工作更有活力。邓似乎并不像毛和周那样有明显过分的雄心。然而，他除了是一名极好的政治组织者之外，还是一个极其能干的政治家，他用双手抓住了他所遇到的每一个机会。

　　争论与人际关系

　　说邓有一段争议的生活经历，这种说法对他来说不合理，也不是这本传记的目的。然而，他在党内外的斗争有亲身的体验。他曾多次受到过纪律处分，众所周知他在1933年、1966和1976年被正式免职，无论是他自己受批判，或者是受他人牵连而被批判，在他的生活历程中总有许多插曲，这些插曲总是有点模糊不清。这一节的要点是指出邓生活中的一些插曲，并解释他个人的政治关系和他过去新交往的人是怎样帮助他克服困难的。当然关于这些事情，还没有打算提供任何的判断——最终的或其他的判断：很明显，当这些事情是一些当代政治生活中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时，解决是很困难的。这一节的许多部分，实际上整个传记的许多部分都不得不以推测或人所共知的设想为根据。更确切地说，其目的是要突出邓的生涯中容易能引起争论的一些事情。这样，既可说明在传记后面出现的那些没有把握的事情，又可从一个更广的意义上来了解这些事情。

　　假定在1931年早期对邓的支持，是来自上海中共中央委员会尤其是周恩来的话，那么这似乎是合理的。周曾在1924年吸收邓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刊物《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们俩不仅工作关系很融洽，而且个人关系也很密切。按照邓的话来说，他“对我来说始终是个兄长”。⒆当邓在1927年离开冯玉祥的部队南下时，周又让他到汉口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在那儿他在另一位也曾留学巴黎的党的积极分子李维汉的手下工作。当中共中央委员会迁到上海时，邓和李还有周也都去了上海。邓榕对周和他的妻子邓颖超与邓和他的新婚妻子张锡瑗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亲密关系作了生动的描写。⒇

　　1933年发生的事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1931年，邓随着中共中央委员会也到了中央苏维埃地区，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发现自己成为苏维埃边区所辖三个县的党委书记，当时那儿共产党的统治还不稳固，其中寻乌县曾是毛泽东在形成他的动员农民思想的过程中调查过的一个地方。不管是由于这个原因还是由于党内的争论，使邓从毛的思想中体会到了更多的道理，所以邓和毛站到了一起。由于在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中丧失了寻乌及周围地区，邓被指责为失败主义，另外的三个人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和纪律处分。(21)肯定是历史混淆了邓应负的责任。

　　给予邓明显支持的那些人有：毛泽东。事实上，毛对邓小平的信任可以追溯到1933年这个时候，因为毛泽东才是那次运动的真正目标，而不是那些被打倒的所谓“罗明路线”的毛的追随者们。除了和毛之外，邓还能依靠其他一些人，这些人是他在党的活动的早期结交下的朋友。尤其是王稼祥，邓和他初次结识是在莫斯科，那时他们都是学生。当邓被下放到中央苏维埃地区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时，正是王帮助了邓，给他在红军总政治部找了个工作，并很快成了总政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他就是在这个职位上开始了长征，在周恩来的推荐和毛的支持下，他参加了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22)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邓和毛泽东的关系既复杂又难于分析。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后的历史的修订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但这些资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可能还无法知道。“文化大革命”前，邓被看作是“毛的人”——是忠于毛的、最受毛信赖的和最能干的毛的追随者。当邓在1966年成为“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派”时，这一切都不存在了。自1978年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中央在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前那些年的历史问题做出了一个标准的解释后，有人曾试图把邓和毛区别开来，尤其应该区别开来的是自1957年以来毛的一些政策的糟糕的过火行为。

　　邓在“文化大革命”前走过的路表明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个人关系的重要性，毛对邓的态度明显是很重要的。毛曾多次表露，他没有用对刘少奇和其他反对过他的那些人的眼光来看待邓。1972年，毛尽管没有原谅邓的“严重错误”，但也指出他“没有历史问题”。(23)可能是他们1966年之前如此长期的亲密关系促进了邓的复职。邓与周恩来早先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邓1973年复职后，两人在工作上一直亲密合作。此外，在70年代初期，中共领导层内的人员组成中，来自抗战期间太行区的邓的同事和部下占了相当大的比例。1973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16名成员中就有6名是来自八路军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老干部。(24)

　　邓在1976年被解职和在后来的1977年复职似乎是70年代中期中共高层的两极分化所导致的。当时的毛泽东是在别人的控制下，不能正常地行使职责，还是他本人犯了明显的错误，这一点可能永远不会被人知道。然而到了1975年，邓提出今后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结果时，很明显并不是他一个人在作那种努力。1976年1月他被解除了所有职务，天安门事件为他的正式免职提供了借口。这时邓受到了人民解放军元帅叶剑英的保护，被送到广州军区，当时广州军区的司令员是许世友，在毛去世和逮捕了“四人帮”之后，邓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是一个胜利的标志，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活动赢得了各方面的支持的结果。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最高领导层中，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邓小平退休这段时间内仅仅有87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尤其是1966年之前，战争年代同甘苦、共命运的经历减缓了政治斗争所带来的残酷后果，使人普遍感到有一种“大家庭”的温暖。在邓小平的经历中，这种“大家庭”的感觉和某些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性结合更为突出。在中共和它的领导班子内部也有些人和邓的关系很不好——林彪和江青就是明显的例子。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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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作为“最高领导人”，邓提出辞职在时间和实际的执行中还有点模糊不清。在1980年提出了让邓担任中共主席的职务，但是邓拒绝了。胡耀邦在回忆中说，在那以后中央所有的人都认为邓是政策的“总设计师”。在1989年5月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据报导赵紫阳指出：作为“最高领导人”邓提出的辞职更准确地说是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始的。赵还说：“总设计师”这个称呼不是为了好听，而是在政策的最后决定过程，邓确实发挥实际的作用。

　　②在1986年，邓还被提名为同样的荣誉的称号，正如派伊报所指出的那样，有两次介绍性的文章没有把他们所赞誉的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邓小平本人联系起来。见：L·派伊《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载在《中国季刊》1993年9月第135期第416页。

　　③邓在莫斯科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张锡瑗，1928年在上海，他们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结了婚。张锡瑗在1930年生孩子时死了。当时邓小平正在广西工作，正好在张锡瑗死的时候他回到了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广西的情况。1931年，中共中央撤到瑞金时，邓和金维映一起乘船离开了上海，在后来的几个月中，他们结了婚。邓在1933年受到李维汉的批判后，阿金和他离了婚，嫁给了李维汉。这引起了人们的猜测，认为邓和李之间达成了某种交易：以妻子作为交换的代价，邓也许受到较轻的处罚。（江直锋：《王牌处境的中南海桥局》旧金山，民主中国书林，1990年第43页）虽然这完全是有可能，但一个更有理的解释应该是阿金要离婚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邓的失宠给她带来的牵连。根据“文化大革命”中邓在其他方面的一些经历表明，当时完全可能是邓为了保护他的妻子，主动提出了离婚。显然，邓是通过同事的介绍和他的第三个妻子相识的，他们俩结婚后，共同生活了50多年。（根据一条消息来源见杨中美：《胡耀邦传》纽约，M·F夏普出版公司，1988年第113页。）

　　可能是胡耀邦把卓琳介绍给了邓小平。邓的女儿说：邓和卓琳相识邓发起了主要的作用。接着又说：在促使邓和卓琳结婚的过程中，中央的其他领导也起了作用。当时党的高级干部在婚姻中作媒肯定不是什么新鲜事。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17、277、288、417、431和432页。

　　④例如，1991年6月邓为第二版《毛泽东选集》1—4卷题写书名。尽管在邓的女儿写的书中毛不是主人翁，但书中许多地方引用和参考了毛泽东思想。

　　⑤《“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年5月24日，载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1页；《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载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5页。

　　⑥钱听涛：《邓小平关于黄猫、黑猫比喻的出处》载自《中共党史通讯》第12期，1990年第6页。

　　⑦这个观点主要见于L·派伊：《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载在《中国季刊》1993年9月第135期，特别是见随后的第428页。这也是中国许多人热讽冷嘲所持的观点。

　　⑧L．派伊：《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第415页。

　　⑨叙述了邓的地下工作，虽然很平凡，但是随时都有危险。见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189页。

　　⑩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二版）伦敦，戈朗兹出版公司1968年第190页。英语描述优点流畅，但需花费很长时间阅读的书是：Harri－son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纽约，啥普尔·罗出版公司，1985年。

　　⑾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辩论的重要性，往往受到忽视，主要是由于中共自己的判断——见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在1959年偏离中共中央循规蹈距的纪律约束。见F·C·泰维斯和瓦伦森：《毛、邓子恢与农业合作化政治》载在《中国的法律与政府》1993年第3—4期第26卷。

　　⑿罗德瑞克·麦克法克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26页。

　　⒀R·彼德斯基：《邓小平的政治观点》载自《亚洲的思想与社会》1988年1月第37期第13卷第3页。

　　⒁论述中国清洗的权威著作是F·C·泰维斯：《中国的政治与清洗》（第二版）纽约，M·F夏普出版公司，1994年。

　　⒂省一级干部这种上下交替的有关细节可见于大卫·S·G·古德曼：《1949—1985年中国的省级领导》卡迪夫大学出版社，1986年。

　　⒃关于省一级干部的这一点或有关特点的研究可见于大卫·S·G·古德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省委第一书记传略，1949—1978年》载自《英国政治学杂志》1980年1月第1期第10卷第39页。

　　⒄有关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派系活动或关系的论著特别的多，最重要的那些论著可能是：卢西恩·派伊：《中国政治的动力》剑桥出版社，1981年；安德鲁·内森：《中共政治中宗派主义的一种模式》载自《中国季刊》第53期第34页；W·维特森：《中共军事政治中的野战军》载自《中国季刊》第37期第1页。

　　⒅K·里伯赛尔和M·奥克斯伯哥：《中国政策的制定：领导、组织与程序》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年；大卫·S·G·古德曼：《中国政治的变化：权力、政策与程序》载自《英国政治学杂志》1989年7月第19卷第425页；T·周：《研究中共政治中的非正式组织序言》载自《中国季刊》第65期第98页。

　　⒆《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载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页。

　　⒇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193页。

　　(21)罗福：（音）《罗明路线在江西》1993年4月15日；罗迈：《为党的路线而斗争》1933年5月6日均见于中共中央书记处编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51—355页和第362—367页。

　　(22)本杰明·杨：《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员》科罗拉多，威斯特约出版社，1990年第107页。

　　(23)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