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0-11-15 15:46:17 作者:admin来源:中国治理网阅读:6356
陈夏红、陈祥: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江平
时间:2010-11-15 13:37 作者:陈夏红、陈祥 来源:东莞时报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江平——独家专访平口述自传整理者陈夏红
陈夏红的自我简介十分谦虚、调侃,如下:
陈夏红,中华人民共和国男性公民。辛酉岁立夏生于洮河岸边大沟寨。一岁到四岁生病,五岁到七岁挨饿,此后在学校里入少先队入团入党,其间屡次考第一名,也屡次被老师开除。
千禧年后流落中国政法大学,不求甚解,不学无术,不三不四。眼下隐居昌平军都山下,准备挣若干工资奖金,拟用来还贷款娶老婆买车买房,了此纸笔残生。近一两年关注近现代法学人物,一塌糊涂,不过如此。
9月末的北京,记者和他在万圣书园二楼的醒客咖啡厅见面,秋日午后的阳光,肆无忌惮照进二楼的落地玻璃窗,实在是最舒畅的气候感受。
那天,陈夏红的校友,万圣的老板刘苏里南下广州参加文化活动,而陈夏红也准备赶赴当天下午的一场学术研讨会暨新书发布会。
相当于他的同龄人,或者年龄上相差无几的人们,陈夏红显得苍老、亦是成熟些,他用不低不高的声音,缓缓讲述与江平的交往、自己在北京的生活状况,以及政法大学的往事。
陈夏红大学毕业后怀抱着炽热的新闻理想,在媒体内做过短暂的挣扎、拼命后,俯身而出,重新回归学术。
陈夏红的第一部作品是《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记录了沈钧儒、吴经熊、高一涵、杨兆龙、钱端升、谢怀栻等人的命运,将法学投影在这些法律人的生命历程中,而这串名单,被他称之为“法律圣徒”。
访谈:我只是开了个头
勾画 素描:一个时代的传说
东莞时报:概括描述一下与你生活相接触的江平,在与江校长的交往中,什么事最让你难忘?
陈夏红:无论是做这本江平口述自传《沉浮与枯荣》之前,还是整个采访的过程,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江平先生直面历史问题的坦荡与直率。无论是多敏感的问题,无论是多难回答的问题,无论是多么难以启齿的问题,他总是用他的方式告诉你答案,从来不回避问题。我们常说“笑对苦难”,我觉得只有江平对这个词当之无愧。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江平。比如说,对于江平先生的博士生们来说,在他们心目中的江平,更多是一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情怀。
对于中国政法大学1985、1986级的学生们来说,他们眼中的江平,更多是为了保护学生而在校门口“惊天一跪”的江平,更多是为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不惜被免去校长职务的江平,更多是作为“永远的校长”的江平。
而对于民法学界来说,江平更多是一代大家。对于整个公众来说,江平是一个在关键时刻不隐瞒自己的立场,并勇于为弱者呐喊、为私权呐喊的公共知识分子。而对于今天法大校园里的80后、90后来说,江平更多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江平爷爷”,更多是一个传说。
体悟 敬仰:江平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大丈夫”
东莞时报:从你的后记看,你在口述史上深受唐德刚的影响。那么觉得江老在口述过程中,存在哪些遗憾,以及因为种种原因尚未能深入挖掘的历史细节?
陈夏红:整体来说比较满意,尽管会不时有一些记忆的误差,但江平先生的思维非常清楚,大部分事件也都记得比较清晰,正是做口述历史的“黄金时代”。
如果说真有什么遗憾的话,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档案都不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口述史料与档案史料的互相印证,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只能以江平先生口述的内容为准,但在从口述历史的角度来说,多少有点冒险,——历史学者应该不疑处有疑,万一江先生记错了呢?
东莞时报:江平的一生,你觉得最大的闪亮体现在哪里?
陈夏红:《孟子》中有句话,“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我觉得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江平的一生,江平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大丈夫”。
江平的一生有两大顺境、两大逆境:前一段顺境是高中到留苏回来,逆境是1957年之后的二十二年;后一段顺境是整个八十年代,逆境是免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之后的二十年。尽管后者没有带给江平先生类似前者的苦难,但事实上,这也让江平先生多多少少在从政的路上被淘汰出局,甚至长期游离于官方的意识形态之外。
在《沉浮与枯荣》出版时,我帮编辑写了一段话印在封底,即“江平先生的八十年,不仅留下一部波澜壮阔的编年史,更留下一种只向真理低头、绝不向命运屈服的精神”。
东莞时报:从采访、录音整理、写作、定稿到最终出版,你说全书有5万字的删节,其中有3.5万字是关于江平免去校长职务。那么,剩下的1.5万余字跟哪些内容有关,可否方便举一些例子?
陈夏红:这个问题我不能说细了。大体来说,被删的部分除了江平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期间的经历外,其他部分涉及江平先生近年参与的一些公共事件,比如03年的修宪、江平先生与吴敬琏先生合作搞的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冰点事件的签名、公盟事件的签名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江平对历史史实及人物的评议,甚至涉及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个别诗词作品。整体来说就是这些。
但现在读者的兴趣,似乎都在眼巴巴等着看这被删的5万字,而不再关注已经出版的《沉浮与枯荣》了。作为作者之一,我想说的是,被删除的内容固然精彩,但留下来的内容亦值得细细品味。
理解 评价:每个人只是一叶浮萍
东莞时报:目前,国内法学家们和相关法律从业人员,他们的回忆录和口述自传几乎是一片空白。
上海资深法官何济翔曾在93岁时写成回忆录《沪上法治梦》,归入“百年人生丛书”,他回首了沧桑的人生,里面的许多命运情节设定落套,江平与他相差不大,都无法抗拒逃避。
从一代人和他们持之以恒、前赴后继的法律制度建设、实践上来看待,你有什么样的感触?你曾写过《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对此必有自己的见解。
陈夏红:在强大的权力机器面前,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之中,任何个人都只是一叶浮萍。回顾二十世纪,法律人的命运尤其如此。
法律人所掌握的知识背景,少量可以成为权力的帮凶,但更多的意味着对权力的限制和约束,掌握权力的阶层当然不喜欢这样。所以回顾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思想改造、院系调整、反右运动,政法学界都是重灾区。
如果出生早于1930年代,大部分在1949年之前完成法学教育,但除了极个别国际法学者能够有幸得到当局的使用外,绝大部分法律人都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油尽灯灭,根本等不到1978年改革开放。
退一步说,即便等到改革开放又能怎样?当局固然意识到了法制的重要,但那并不必然意味着就成为法律人的黄金时代。
而像江平这样在1930年乃至以后出生的人,又意味着他们很可能真诚地走向革命,最终又被革命吞吃,很难受到正规的法学教育,亦很难实现自己“法治天下”的理想。
极个别像江平这样独立思考能力比较强的法律人,还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人生的“两头真”问题;而大多数同时代的法律人,则自废武功,天真地揣摩圣意、阐释圣意,与权力阶层结盟,成为现实世界中的既得利益者、中国政法史上的失踪者。
但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法律人在20世纪无所作为。要公允地评价这一代人的功过,既需要对历史人物报以“同情之理解”,亦需要关注历史关头个人的抉择与作为。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说,江平都足以成为同时代学者之翘楚。
思考 追寻:历史不应该被轻易遗忘
东莞时报:多年以前,《南方周末》上有一篇影响一时的报道,《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文章开出了长长一份名单,多出自东吴大学,这些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律界的精英。
他们在东京审判上的辉煌前半生,与后半生的落魄困顿形成了强烈落差,迫人动容。伴随他们半生潦倒的是,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30年。
类似阐述,在江平的回忆里比比皆是。在你的法学科班学习中,你受到的、或者自己去寻找到的法学资源和传统脉络,曾发生过什么样的转变和倾斜?
陈夏红: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也不是很好回答。客观地说,我2000年进入中国政法大学之后,所受的法律教育并不是非常好,甚至可以说非常差。
由于法学教育依然受着行政权力乃至党权无所不在的管束,课堂上大部分情况下都只能听到比较正统且乏味的说教;而且迫于评职称的压力、生活压力或受制于其他诱惑,真正热爱学术并能够在学术世界里找到尊严感的老师很少,大部分老师都忙于办案子、讲司考,抄袭剽窃盛行,整个学术空气并不是非常好。
在这种情况下,在大二之后,我逃了很多课,整个大学时代基本上以随心所欲的阅读和思考为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大学生活都乏善可陈,至今我依然深深怀念以龙卫球老师创办“法学时评网”为核心的师友圈子,我在这种私下而非课堂上的学习与交流中,得到很多老师和朋友还有网友的指点。
包括我自己后来兴趣颇浓且花费了较多财力、物力和人力研究的法律人物,坦率说基本上没在课堂上和教科书中找到什么资源和脉络。
而之所以对这些法律人物产生兴趣,更多是缘于一种了解历史真相、了解先贤命运的冲动。
就像你提及的《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这篇报道对我的兴趣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我真正对法律人物产生兴趣,一方面是缘于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实习时对江平等法学大家的采访;另一方面则是缘于读书、思考过程中对于被遮蔽、被遗忘的历史的一种追寻。
我至今依然记得最早产生这种冲动的瞬间,应该是在阅读郝铁川和陆锦碧编的《杨兆龙法学文选》时产生的。尤其是郝铁川的序言“历史不该忘记他”和陆锦碧的“编后记”,结合早先出版的一本《当代中国法学争鸣实录》,我对于杨兆龙产生了非常想了解的兴趣和冲动。
由此开始,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开始了对法律人的研究之路,关注的人物也逐渐由点到面,逐渐对这个群体产生了兴趣。只是由于个人的悟性和历史的机缘,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我也只是开了个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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